兩岸三地的藍色風暴【地域篇．香港與中國】

文 ◎ 吳雪兒

香港四名白領中，就有一人遭遇抑鬱問題；台灣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生，情緒憂鬱到需要尋求專業協助；中國每年有超過二十八萬人自殺，其中四成以上患有憂鬱症。當藍色風暴席捲而來，我們該如何面對？

據最近六月公布一項有關香港白領心理健康的問卷調查顯示，香港白領受抑鬱、焦慮及壓力影響的情況較外國嚴重：四名白領當中，就有一人出現輕微至極嚴重的抑鬱問題，比香港整體市民及在外國進行的同類型調查所得的指數高。

香港白領受抑鬱、焦慮及壓力影響的情況較外國嚴重。（法新社）

另外，男性白領的抑鬱和受壓問題比女性更嚴重，與近年香港和外國同類調查結果顯示女性較男性容易出現憂鬱症狀的研究結果有所不同，顯示社會對男性的工作要求較高，而身為家庭經濟支柱的男性因看重工作表現而過度緊張。

在香港，每五個人就有一人患上情緒病，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健康情緒中心委託中大亞太研究所於二零零五年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成年人的憂鬱症一年發病率為8.3%。以此比率推算，估計零四／零五一年內，約四十萬三千五百八十九位成年人患上不同程度的憂鬱症。女性的發病率9.7%，是男性發病率6.8%的一點四三倍。

受訪者的年齡越大，男女患病比率的差異則有收窄的趨勢。患者來自各年齡組別和社會階層；但失業者發病率18.4%，是在職人士發病率7.7%的兩倍。與二十年前新界沙田區類似成年人口調查的結果作比較，估計香港憂鬱症患者人數上升約四倍。

港台．明星的憂鬱症陰霾

二零零三年，香港著名藝人張國榮在酒店自殺，消息轟動香港，在他留下的遺書中內容第一個寫下的字是「Depression」（憂鬱症），他的死也帶出了香港社會普遍對憂鬱症的關注。張國榮的一位朋友事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說，張國榮之所以走上不歸路是因為礙於名氣，未能及時尋求適當的治療。

據說張國榮跳樓自殺後，造成了名人效應，在短短九小時內，有六人跳樓自盡，五人死亡。而張國榮歌影迷國際聯盟代表黎雪芳也隨著患上憂鬱症。

黎雪芳在接下來的四、五個月情緒低落，對生活失去了動力，除了上班外，便把自己關在房裏哭。她曾在一個研討會上公開分享她的經歷：「不想做任何事，亦不想回應別人的說話；我不停地流淚，有時睡醒了，一張開眼便流眼淚，好像沒有什麼意識，但就是不能控制地流眼淚。那時侯我覺得日子過得很辛苦，很無助。」

後來黎雪芳開始認識憂鬱症，也開始和其他歌迷朋友參與義工服務，情緒才慢慢地好轉過來。

而著名台灣女星林青霞在去年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健康情緒中心主管李誠推出新作《九鬱一躁》的序言中，承認自己患了嚴重憂鬱症，「有躁鬱症的傾向」，甚至寫下自己「在憂鬱症和躁鬱症交錯下，就會有自殺的傾向！」

而過去幾年來，陸續有港台藝人如林建明、徐楓公開分享她們患情緒病的經歷。

另外據二零零七年十月董氏基金會調查全台灣五十二所學校、六千多位大學生，發現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生憂鬱情緒嚴重到需要專業協助，而且比例逐年攀升。

中大前精神科學系主任、全人發展中心主席黃重光醫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很多人受到壓力而不自覺，一些人因為性格較內向、執著，也有人習慣成自然，對壓力麻木，猶如溫水煮蛙，壓力到了極限也不自知，最後一發不可收拾。他建議人們應經常留意自己是否常常出現壓力徵狀，倘若自己受到情緒困擾便應盡早尋求辦法疏通情緒。他認為只要有相關知識和訓練，提升心理質素和抗壓能力，便可戰勝壓力。

中國．發病率高而就診率低

在中國方面，二零零五年六月份中華醫學會精神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周東豐在北京出席亞洲精神科學高峰會時指出，中國人口中憂鬱症發病率約為3～5%，而在憂鬱症患者中，就有10～15%的人自殺。相對憂鬱症的高發病率，中國對憂鬱症的診斷率還不到20%，而在憂鬱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的人接受了相關的藥物治療。有報導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直接原因，是中國精神衛生領域發展不足，專業精神科醫師只有一萬五千名左右，遠遠不能滿足需求。

至於中國憂鬱症的分布，據二零零五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對中國憂鬱症患者進行的調查結果指出，城市明顯多過鄉村，中年人以及女性都屬於易患憂鬱症的人群。另外，數字又顯示，中國每年有超過二十八萬人自殺，其中四成以上的自殺者都患有憂鬱症。

中國廣東一家醫院內的憂鬱症患者。（Getty Images）

憂鬱症也給中國社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病人醫藥、看護等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一百四十億人民幣，但是其餘病人與親友誤工、病人自殺等造成的間接損失則高達四百八十億人民幣。

香港方面，據二零零五年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香港健康情緒中心的調查指出，每位憂鬱症勞動患者平均每年的經濟損失為三萬六千六百七十二港元。以零四／零五年一年勞動人口中的憂鬱症成年患者約二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八人計算，一年的經濟損失共約一百零四億港元。

而比較精神疾病給各國經濟造成的負擔，美國負擔最重、中國其次，英國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