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范美忠事件

文 ◎ 胡平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都江堰市光亞學校的一位老師范美忠，不顧學生，自己逃跑，後來他又寫了篇文章談論這件事，在網上引起激烈爭論。

范美忠事件可分成兩個問題，一是他當時的行為，一是他後來的言論。這裏我只談第一個問題。

我以為，討論范美忠當時的行為，首先要明確討論的某些一般性前提。

我們之所以根據某一行為對某人進行道德評判，是因為我們認為那件行為反映了他的思想，反映了他的價值觀。但除非那個人在做出此一行為時是經過了他的大腦思考，經過了他的價值判斷與選擇。否則，那件行為就不構成道德評判的對象。

假如我們承認，在突如其來的巨大危險下，人，至少是有些人，確實可能大腦一片空白，也說不出話，只能做出某種本能反應甚至陷入癱瘓。那麼，他們的這些表現就不在我們道德評判的範圍之內。

大地震無疑是最具突發性、最具危險性的自然災禍。相信，汶川大地震發生時那短暫的一刻，一定有很多人的反應只是本能的反應。因此，他們這種行為不反映他們的思想，不反映他們的價值觀，故而不構成我們道德評判的對象。

有人質問：當遇到危險時，老師可以不顧學生自己逃生嗎？這樣提問已經假定了該老師當時是處於比較清醒的、理性的狀態。已經假定了他隻身逃跑行為是一種理性選擇的行為。因此，這個提問不適用於那些在當時已經失去清醒的理性，其行為只是本能反應的人。「我知道你當時腦子一片空白，這我沒法怪你。我只怪你在腦子一片空白的時候為甚麼不記住老師的責任呢？」——這種批評顯然是前後矛盾，不合邏輯的。同理，你也不能責怪一個緊張得甚麼話都說不出來的人為甚麼不說出甚麼話。如果老師在逃跑時大喊一聲「同學們快跑」固然很好，但若是當時的他由於過份緊張，想不起說甚至根本說不出話，那又怎麼好責怪他呢？不少人在受到突然的驚嚇時會說不出話來，這不是很常見的嗎？

同樣地，當別人問你：如果換成你處在當時范美忠的位置上，你會怎麼辦？這樣提問當然有它的意義，但我們也必須看到，這樣提問實際上已經偷換了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要你用你的理性去思考，在那種情況下你會做出怎樣的選擇。而當時范美忠——按照他事後的敘述——恰恰是沒有進行理性的思考與選擇。

據我所知，在地震發生時，確實有老師當場嚇得走不動路，說不出話——這時自然談不上盡保護學生之責了，那麼，事過之後，難道你還要把這個老師開除不成？要說這個老師不夠資格，那只是不夠當將軍、不夠當搶險隊員的資格，不是不夠當老師的資格。誰說過教師屬於高危職業呢？誰說過當教師必須要具備臨危不亂、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還指揮若定的心理素質呢？

有人說，范美忠的事若是發生在美國，一定會被開除。美國加州洛杉磯聯合學區緊急服務主任皮爾斯（Bob Spears）說，根據加州法律，所有公職人員（包括教師）都是災難服務人員。當災難發生時，教師有疏散學生的職責。不過皮爾斯也說，人在面對災難時難免會做出一些反射性動作。「雖然我們有地震演習和教育，但當災難發生時，人們可能因恐懼而做出一些反應，這樣的反應是我們無法去強制規定的。」在中國，很多學校和地區不曾進行過地震演習和教育，那裏的人們因恐懼而做出反射性動作的可能性想必更大些。需要指出的是，地震帶來的傷亡，絕大多數是由於房屋倒塌造成的。因此，對房屋的堅固性越是沒有信心的地方，人們的恐懼感必定越強，因恐懼而做出本能反應的可能性越大。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新上任的雷根總統從華盛頓一家希爾頓飯店出來，正準備上汽車。人群中突然竄出一個刺客，向雷根開槍。錄像顯示，在槍聲響起那一剎那，周圍的人，包括陪同的官員、軍人和警察，全都嚇得四處躲避。唯有幾個保鏢，一個趕快將雷根塞進汽車，一個挺身而出，替雷根擋子彈，還有一個保鏢則撲向刺客。那位替雷根擋子彈的保鏢自然被視為英雄，不過他卻謙虛地把他的行為歸功於他受的訓練，未必是他特別勇敢。這位保鏢當然是很勇敢的，不過他的行為確實也和他受的訓練有關——我要補充一句，也和他的先天的心理素質有關。無論如何，在災禍突發之際的第一反應就能忘我救人，那當然是很了不起的，但也是極其罕見的。至於那些陪同的官員、軍人和警察，在槍聲響起的一霎那間四處躲避，顯然是本能反應。我們不應譴責，也不能僅僅憑這一表現就認定他們是膽小鬼，是自私自利。因為我們不能排除他們在神志清醒的時候做出英勇舉動的可能性。

人和人的區別是多方面的，包括先天的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後天的生活習慣和訓練，遠非道德和政治所能涵蓋。在突發的危險面前人們表現出來的差異，並非都可以歸結為道德的和政治的差異，其中也有很多反映的是不同的心理素質，而不是道德品質，如此等等。如果我們把這些因素也引入對災難中不同表現的分析和解釋，得出的結論就會很不相同了。唯道德論和唯政治論、唯階級論都否認人的複雜性，很容易滑向以理殺人。論者不得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