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臧山

大学年代，中国女排连续五次世界冠军，所有同学都十分兴奋，在学校大肆“游行庆祝”，搞得学校当局非常紧张。有同学喊出了“中国万岁”的口号，曾经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呼应。记得第二天，有一位外校物理系的同学，在大家聚餐的时候突然起立发言，他举着一支筷子，指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目标，是以北京为圆心，以北京到夏威夷的距离为半径画圆。”他停顿了好半天，才对满桌不明所以的学生说：“同学们，建立一个中华帝国！”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了体育比赛竟然能够刺激出如此激昂的精神状态。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发着蓝光的眼睛。这位仁兄后来弃学经商，失踪了好长时间，据说是因为生意纠纷，被某官员买通公安押在看守所里去了，后来不知所踪。

说起来好笑，我是在金沙江边的大山中，靠一个收音机听完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的。那是一九八四年，我和几个年青人一道，每天抱着短波收音机听比赛。最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度，必须靠厚衣物保暖，每天晚上要围在火炉边上，然后想像着很热的美国洛杉矶是甚么景象。许海峰为中国获得第一面金牌，我们几个老牌“愤青”还在渺无人迹的山谷里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同伴居然喊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

五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曾经作过一个实验，把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分成两组，每天进行不同项目的比赛。在没有成人指导的情况下，两组孩子很快自我组织，并产生了自己的领袖和“集团精神”。这个“集团精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仇恨和贬低对方。

人类学家认为，不同群体的人类团体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就是在进行不停顿的比赛，因此“仇恨”和妖魔化对方，往往成为群体内重要的精神内核。这个情况，只有在高级文化出现后才会获得改善。然而，在人类精神的低级状态下，仇恨比慈爱更有短暂力量，也更有短期效果，这大概是无可置疑的。因此集团的突然崛起往往伴随仇恨（如纳粹的第三帝国），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误的话，我们会看到大量这种低级精神状态的表现。用对别人的仇恨和蔑视来表达对自我的爱，对意识形态已经崩溃的中共来说，这是廉价而且有效的精神价值替代品。
廉价替代品的问题是质量太差。所以我非常赞同陈子明的观点，不要担心“愤青”大爆发。因为到最后，“愤青”大多终于会进行深入思考而发现事实真相，从而变成社会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