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出獄後披露心歷路程

文 ◎ 梁珍

遭中共囚禁逾千日，程翔的命運牽動無數香港人的心。沉重如間諜的罪名被套在程翔的頭上，假釋未滿前他依然不能暢所欲言，僅用一句話表白他的心情：「我不急於申冤，上帝會為我申冤。」

出獄後罕有接受媒體訪問的程翔，去年年底接受本刊專訪，程翔一腔愛國熱血細說從頭。
　

冤獄近三年，去年二月終獲假釋的《新加坡海峽時報》資深撰述員程翔接受本刊專訪。（攝影／潘璟橋）

程翔九八年在《新加坡海峽時報》首次寫文章批判了中共與俄羅斯簽署的條約，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提出這個質疑的記者。外界傳程翔入獄是因為此文觸怒江澤民惹禍。程翔訪問中談到江賣國時，屢次情緒激動的拍桌子。（攝影／潘璟橋）

這是一個遲到了三年多的採訪。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程翔在深圳被抓前一個星期，香港一位資深媒體人向我推薦程翔，稱他是中國問題專家，我致電他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的辦公室約訪問，電話沒有人接聽，很快新聞爆出他被捕，令我大吃一驚。和程翔談起這個因緣，他苦笑。

去年十二月中，程翔在他位於金鐘的辦公室接待了我和攝影師。他腳下穿皮鞋，褲子卻是一條運動褲，上著牛仔外套，面前這個率性衣著的香港知識份子，就這麼出入香港高級辦公大樓工作。

在中國被囚禁逾千日，程翔的命運幾乎牽動了所有香港人的心。中共當局「言之鑿鑿」指控境外華人是間諜的個案不少，但最後大多子虛烏有。包括美國華人學者宋永毅、香港律師黃賢等，後來都證實是冤案。沉重如間諜的罪名被套在程翔的頭上，假釋未滿前他依然不能暢所欲言，習慣容忍和性格內向的程翔，在假釋後的首個記者會上，他用這句話表白他的心結：「我不急於申冤，上帝會為我申冤。」

因為愛國所以被抓

程翔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五日被中共當局以假釋名義提前兩年多釋放後，鮮有接受媒體採訪。雖然獄中極度消瘦的他，回到自由社會後，經過半年多的調整，明顯胖了些，但和他入獄前胖胖的面容還是有些差別。他很多時候都是雙眉緊蹙，感覺很多心事。

最近見程翔是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在一個反右記者會上。香港幾位反右運動受害的老人，在記者會上控訴中共阻撓他們出書，這樣的話題，香港很少關注，只有很少幾家媒體到場採訪，程翔作為《海峽時報》資深撰稿員端坐其一。

記者會結束後，反右運動受害人陳詩走上前和程翔握手，第一句話就是：「我的觀點是：愛黨和愛國要分開。」程翔頗有些激動的看著他，拚命點頭。陳詩的觀點也代表了很多人對程翔事件的觀察，認為程翔是愛國心太重導致他鋃鐺入獄，也是中共體制下一代知識份子的悲劇。

採訪是從「愛國還是愛黨」開始。程翔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談及他對愛國、愛黨定義的認知。因為自小在香港就目睹文革死人的慘烈，程翔從小對共產黨就有深刻的反思，但他酷愛這片國土，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從文救國，九十年代開始就追蹤中俄邊界條約問題，成為首位披露江澤民賣國的記者，但滿腔抱負卻難逃文字獄的官司。他稱之：「愛國情意結導致被抓。」

以下是程翔接受《新紀元》的採訪精華。

自小將黨國分開

問：現在的愛國和以前的愛國是不是有不同？

程翔：沒有。很多人有一個誤區，黨國不分。我自問從小開始，從我認識中國問題開始，我一直把黨和國家分得很開，即便我在共產黨的機關──《文匯報》工作的時候，這個界線還是分得很清楚。

我在《文匯報》工作的時候，曾經有人希望我做黨員，但後來被我拒絕了，因為我的忠誠不是對共產黨，而是對中國。我在《文匯報》裏面的時候，早就給人說，我是《文匯報》裏面最大的反對派。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共產黨的政策不一定是對的。雖然到今天，我的愛國情結，導致我給共產黨抓進去，但是沒有改變我對中國的感情。因為對我來說，國家和政黨是兩回事。共產黨做的不對，人民可以起來反對它，但國家我是有份的，我要對她負責，國家民族的福祉是我所關注的，我的忠誠永遠是對這片土地，以及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幾千年凝聚起來的文化，這是我所愛的（聲音變得低沉）。

所以我對中共對國家所下的定義是非常反感的（聲音一下子高昂起來）。他的定義是什麼呢？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機器，他是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構成的，這樣的國家你愛嗎？你愛監獄嗎？

問：很多人說您愛國或者愛黨分不清楚？想在體制內推動改革？

程翔：相反來說，我是到處和別人講：黨和國家要分得非常清楚。

文革目睹浮屍險遭炸死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對黨有個反思？

程翔：說來話長，在我中學四年級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天天上學的時候，都要經過西環海邊。在文革武鬥高峰的時期，每天都要漂好幾具浮屍上來，這個浮屍是怎樣的狀況呢？不光是一具屍體，他是手腳綁在一起，這說明他不是打死後丟下去，而是活活的給扔下去。我每天上學的時候，我都看到水警去撈這些屍體。那時候我中學四年級，我就想：中國人怎麼這麼殘酷。（停頓）從我懂事開始，我就被迫思考中國問題。

之後文革波及到香港，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批評共產黨的人給活活燒死（編註：指當時商業電臺主持人林彬）。在我每天送妹妹上學的路上，有一天，有兩個完全無辜的學生，被兩個土製的炸彈，我們叫做土製菠蘿，給炸死了。

問：你親眼目睹嗎？

程翔：我沒有見到，但那條路是我天天帶妹妹走的路，遇難者可以是我和妹妹……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事情，對一個剛剛打開眼睛看世界的小孩子來說，印象特深。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很注意中國的事情。

六九年，林彪當接班人寫進黨章裏面，不要說大學問家，連我這個中學生都覺得沒有道理呀，怎麼可以將黨章寫成這樣的？這是很簡單的思維，作為一個正常人來說，都會覺得這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一連串中國不合理的事情，就深深的吸引了我。為什麼和中國的命運結合的這麼深？就是看了梁啟超的書，我中學五年級的時候，我用一個暑假的時間，把梁的書都看了，看了他的《新民論》，看了他自己透過報紙喚醒老百姓。我願意走這麼一條路。

不顧家人反對從文救國

問：那時後就想從文作記者嗎？

程翔：對，對。

問：家裏人支持你的選擇嗎？

程翔：當然不支持了。因為我們家是大陸難民過來的，我媽媽說，早知道你要去《文匯報》，我當年就不帶你出來了。就是用這種態度。

問：為什麼你當時對中共就有看法，為什麼還要加入共產黨報紙裏面做事情？

程翔：那個時候唯一可以對中國有深入瞭解的，就是投身《文匯報》。希望通過進中國的媒體，更多瞭解中國，希望為中國走梁啟超的路。

問：六四事件之後，這條路也堵塞了？

程翔：是呀，那就不得不走了。（註：程翔在六四事件後，離開《文匯報》）

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默許中共政權的駐港機構支持學運；九十年四月，他為躲避整肅出走美國。圖為程翔（左）與許家屯（中）、程妻劉敏儀（右）合照。（程翔關注組提供）

二零零六年八月，香港記者協會和程翔關注組召開記者會，抗議中共以間諜罪名重判程翔，要求立即釋放程翔。前面的書籍為程翔文集《漫漫愛國路》。（攝影／吳璉宥）

獄中消瘦了十多公斤的程翔，返港後與妻子劉敏儀合照。（程翔關注組提供）

程翔出獄後和妹妹程瑞儀的合影。（程翔關注組提供）

程翔在去年二月二十一日的記者會上，感謝各界的大力營救。（新紀元資料庫）

中國遍地機密

問：中國是記者的監獄，你是最早派進中國大陸的記者之一，當時你是如何平衡不要觸碰禁區又做好報導之間的關係？

程翔：中國是步步為營，因為中國遍地機密。我一九八一年去的時候，連一個詳細的胡同圖都是機密，連新華社裏面的各個部門的分機號都是機密，你簡直沒有辦法去做。你只能憑自己的良心，無論做什麼，只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就是對自己最大的保護。

問：當時有沒有遇到危險的事情？

程翔：在這種環境下做新聞不可避免地會觸地雷，所以我差點給他們轟回來了。當時《文匯報》是由李子頌、金堯如領導的，他們兩個非常配合，我在前線闖，他們在後方支持我。在那個時候，我們創造了《文匯報》最輝煌的時代。很多行家都認同那個時候的《文匯報》是最開放的。

問：你認為你們當時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程翔：具體來說，突破了很多禁區。新聞報導上面的很多禁區是我們《文匯報》突破了，我一點都沒有誇張。比如說提前發表政府工作報告，比如說當人大開會第一天，政府報告發到代表手上，我們當天就全文發稿，過去中共的做法你要舉手通過，要會議結束後，你才能發表。我們那時候當東西發到代表手上，我們就發表。看起來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我們遭到很大的壓力，中宣部、港澳辦都來找我們，說我們這樣做不行。

問：那個時間持續到什麼時候？

程翔：一九八九年。

問：那八年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程翔：很高興，看到這個國家有很大的進步。非常大的進步，讓我更感覺我們國家白白浪費了三十年。所以今天共產黨老在宣傳它豐功偉績，請你回頭去看看，改革開放初期的幾個中央一號檔，它們最核心的內容，說到底就是共產黨縮手不管，把它伸得太長的手收回來，讓老百姓有更多的空間去做他們的事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趙丹臨終時候說的一句話，「共產黨不要管的太多，把什麼東西都管死。」這句話，就和我分析幾個一號檔不謀而合，歸根結柢，就是共產黨縮手回來，它不管了，讓老百姓聰明才智發揮。

問：有人說，六四本來是一個很大的契機，如果不發生，中國可能進入另外一個時代？

程翔：起碼用趙紫陽的話，用法制和民主的基礎解決學生問題，假如那個時候可以找出一個模式，用法制和民主結合解決社會矛盾，那現在不是好多了嗎？

問：八九之後到現在，你愛國的思想一直沒有變？

程翔：我覺得我怎麼愛國，我一直都沒變。我還是堅持我的看法。你們可以去翻查我的文章。而且我也不覺得在《文匯報》，就一定親共，或者拍中共的馬屁，但他提供一個平臺，讓我可以很深入的瞭解中國大陸。這點我始終不會看成我的負債，而是一個資產。

追蹤江賣國案源於愛國

問：你心目中的國家定義是什麼呢？

程翔：很簡單，就是人民、土地、以及幾千年來凝聚而成的文化底蘊。所謂「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是也。我非常欣賞顧炎武先生所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覺得既然我是中國人，我就有責任去承擔國家的責任，監督執政者。作為一個國民，我完全有這個權利去批評當權派的錯誤。作為我個人來說，我不會因為經歷了這個牢獄之災了以後，就改變了我對國家的看法。

問：如果要評價共產黨，你會從哪幾方面談？

程翔：如果要評價共產黨的話，我會從三個要素人民、土地、文化這三點來談。這三點是國家三大要素。人民：中共曾經導致三千萬到五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土地：中共在未經人民諮詢同意的情況下放棄向俄羅斯索償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文化：這方面的破壞更不用說了，《九評》裏面有很多這些方面的材料。這三點，共產黨的統治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土地是我第一個提出，一九九八年我在新加坡《海峽時報》首次寫文章批判了中共與俄羅斯簽署的條約。我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提出這個質疑的記者。

問：您為何對此非常關注？

程翔：因為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以來就一直在追蹤這個問題。之前一直都沒有什麼資料公布。

等到九七年，江澤民說圓滿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我說什麼叫圓滿解決？你從確認邊界現狀的前提來簽新的協議，怎麼叫圓滿解決？蘇聯列寧時代曾經三次發表對華宣言，要放棄這個土地，放棄沙皇從中國奪走的土地，你為什麼和蘇聯談土地問題的時候，不是從列寧宣布歸還被沙皇奪走的土地開始談？

這樣你怎麼向老百姓交代？土地不是你共產黨一家私有，是我們十幾億老百姓的共同財產。（拍桌子）你憑什麼完全沒有諮詢過老百姓，你就這樣做？我查過很多在人大開會投票的代表，他們事先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問：你要去調查，要花大量功夫？

程翔：當然你要把歷史背景調查得很清楚，要不然怎麼隨便說。

（編按：由於篇幅的關係，這裏無法詳細展開來談，但程翔答應將來有機會的時候，可以再作詳細的分析。）◇

程翔小檔案

生於一九四九年的程翔，現年五十九歲，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早年在香港大學畢業後加入中共喉舌報《文匯報》工作，八一年獲委派為駐京記者，一九八九年因抗議中共血腥鎮壓「六四」事件而辭職，其後創辦政經雜誌《當代》，但最後雜誌因長期虧損而停刊。九六年，程翔轉到新加坡《海峽時報》工作，擔任中國首席特派員。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程翔在深圳辦事期間被中共國安人員帶走。同年八月五日，程翔被中共以間諜罪正式逮捕，當局指他涉嫌二零零零年起替台灣情報機構搜集大陸情報，並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被判入獄五年，在各界營救之下，程翔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五日獲假釋提前返抵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