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與妻子伍潔芳（Sheryl WuDunn），因報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而獲得一九九零年普立茲獎。他在日前接受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編輯科魏茲（Bernard Gwertzman）訪問時表示，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六四事關重大，必定有要求平反六四的聲音。

紀思道認為，中國可能繼南韓、台灣、泰國和印尼等亞洲模範之後，朝向更多政治自由發展。中產階級興起、教育水準提高、與世界各地有更多互動等事，有助於瓦解中共獨裁專制，並在不同程度上激勵人們更加參與政治。

本次訪問內容於六月二日發表在外交關係委員會網站，以下摘譯部分內容：

問：正當美國媒體於本週報導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時，美國財政部長正訪問北京，他稱讚中國經濟並保證美國經濟將能度過難關。我想知道這告訴我們什麼？

答：這反映出中共當局在人權和六四事件上可能做的很差勁，但是中國經濟成長使中共在國際上有越來越多的影響力。

問：六四事件在當今中國人的心目中扮演何種角色？

答：因人而異。如果你是貴州偏遠地區的農民，那六四事件幾乎與你毫不相關。對於一般的農村居民來說，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很多不好的事，而六四事件在死傷數目上還是很小的事。然而，中國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如果你是中國領導人，你可以僥倖殺死工人、農人，但是你無法僥倖殺死學生或知識份子。他們是寫歷史的人。對於他們而言，六四事件當然事關重大，所以共產黨內必定有要求平反六四的聲音。

紀思道認為，六四事件事關重大，所以共產黨內必定有要求平反六四的聲音。圖為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香港舉行的盛大六四學運二十周年紀念游行，要求平反六四。（Getty Images）

問：他們希望看到哪些改變？

答：共產黨內的現代派認為，如果你不放鬆政治上的控管，你就無法繼續改革和發展經濟。貪腐就是一個例子。它是中國各地的共通問題，每個人都知道，共產黨領導人也知道。如果你沒有反對黨，你很難深入處理貪腐問題。如果你沒有新聞自由，你就沒有那種監督的力量。所以，黨內很多人認為，只要這種由上而下的獨裁政治制度還存在，貪腐問題就無法解決，而唯一能真正減少貪腐問題的方法就是開放新聞自由，希望至少在地方上開始行使議會政治制度。以台灣為借鏡，其民主是從選舉地方縣市長開始的。

問：五年前，您寫了一個專欄叫「天安門勝利」（The Tiananmen Victory），您談到中國政治轉型的可能性。什麼能帶來政治上的改變？

答：中共領導人目前並未提及政治改革的議題。儘管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比較開放，但其所欠缺的是任何有意義的政治多元性。

南韓、台灣、泰國、印尼等地都經歷了要求更加開放的壓力，我認為相同的事會發生在中國。

問：您看過剛出版的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這本書嗎？您從中獲得什麼？

答：我看過。我記得他在最後幾章談到他的觀點如何形成，以及他如何逐漸相信，中國的經濟改革進程只有在擁有新聞自由的議會政治制度下，才得以堅固和強化。他的觀點是，市場政治制度──亦即議會政治制度，將是真正建立較強盛和較富裕的中國最有效的制度之一，正如市場經濟是促進成長最有效的經濟制度。

問：我知道這本書的中文版在香港上市。您認為它在中國大陸會獲得廣大迴響嗎？

答：這本書會在共產黨官員和知識份子之間流傳。共產黨會試圖封殺這本書，但是它會廣為流傳。它會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共產黨可能可以藉由權力移轉掩蓋真相。

問：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您最記得什麼事？

答：我記得在接到電話說共軍開槍後，我騎上自行車沿著長安街走。當群眾往前急衝時，我瘋狂地往反方向騎。在我抵達天安門廣場後沒多久，共軍隨後抵達並向群眾開槍。我記得這些人力車車夫在槍聲稍微平息時，就出去接送被殺或受傷的學生。他們看到我這個外國人，在經過我時故意慢下來，好讓我看看這些被槍殺的學生，他們希望消息能傳出去。最讓我感動的是，我可能對於未受教育的工人不知道民主的真諦而有點輕蔑，的確，他們可能無法清楚地表達，但是在那裡，我看到人們冒著生命危險闡述民主，並在當晚展現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這是一種我很少看到與其同等或超越它的勇氣，它卻是由這些未受教育的人力車車夫所展現出來的。◇

紀思道說，他看到人們冒著生命危險闡述民主，並在六四當晚展現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圖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晚，一位人力車車夫拉著兩位受傷者。（A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