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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牆倒塌之前的最後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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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周刊》副總編輯周蕾在柏林採訪沙博夫斯基。(新紀元)

前東德的「人民大會堂」共和國宮正在拆除,這個曾經作為東德政治焦點的建築物,已成昨日黃花。遠處是東柏林電視塔。(新紀元)

柏林的冬天黑得早。下午3點,商店中的聖誕彩燈就已經照亮了柏林紅色市政廳周圍的街區。原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為了展示社會主義優越性而建的柏林電視台,依然聳立在市政廳旁的亞歷山大廣場上。不遠之處,只有孤單地矗立在一個小廣場上的共產主義始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還能讓人想起來17年前這裏曾經是共產主義東德的政治中心。

馬恩雕像背後,相當於中國人民大會堂的「共和國宮」,已經被拆得只剩下了一副骨架。曾經在這座原本貼滿了金色玻璃磚的建築中風光一時的前東德共產黨領導人,如今大多僅留下一個只有在回顧冷戰歷史時才被人提起的罵名。

12月中旬一天下午,隨著一陣腳步聲,兩個人推開了柏林「紀念受共產黨迫害者」圖書館的大門。沙博夫斯基與浮士特這兩個人,一個是前東德社會黨(東德共產黨的稱謂)的政治局常委,德共最後時刻的第二號人物;另一個是備受共產黨迫害的東德異議作家。本是水火不容的兩人,後來一笑泯滅了恩仇,居然成為無話不談的老朋友。與文質彬彬、態度溫和的浮士特相比,沙博夫斯基身材高大,和氣中的決斷洩露出他曾經大權在握的過去。

六四鎮壓後訪問中國

談話是從中國開始的。1989年6月4日,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大屠殺」事件。鎮壓發生不久,當時兼任柏林市委第一書記的沙博夫斯基接受北京市的邀請前往中國訪問。

「昂納克同意這次出訪」,沙博夫斯基受託去了解中國政府的態度。當時的情景他還記憶猶新:「江澤民,是那個從上海來的那個人,對吧?他馬上就同意見面。他對我說,天安門事件是學生挑釁,政府無意讓局勢惡化。他通過暗示傳達給我們的資訊是,他試圖和天安門事件拉開距離。他說政府是被形勢所迫,但他似乎無意特別強調政府的立場。」

沙博夫斯基回憶說:「江澤民談這件事的時候,態度還算開放,但有些尷尬。意思說,鎮壓不是中國政府的原則性立場。當然他解釋說,這都是由學生挑釁造成的。請我轉告昂納克。」

顯然,江澤民不願意背上這個「血債」。不過10多年後,他卻主導了對有著上千萬追隨者的法輪功的鎮壓。「人性是脆弱的,在那樣的極權制度下,站在高位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時間長了,會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呢。」沙博夫斯基嘆道:「昂納克不也是如此。」

他一句話導致柏林牆倒塌,「我把自己看作是歷史的工具」,17年後沙博夫斯基這樣看自己當時的作用。

1989年11月11日,西柏林民眾在波茨坦廣場(Potsdamer Square)附近試圖推倒柏林圍牆。(法新社)

沒人相信東德會垮台

1989年同樣也是東德最為動盪的一年。從1971年接任東德共產黨總書記開始到1989年,昂納克已經在東德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8個年頭。儘管當時的東德已經是債台高築,不斷有人逃亡,但直到89年的6月,昂納克對東德「鐵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

6月22日至23日,東德共產黨召開了昂納克上台後的第五十四次中央委員會全會。當時,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將會是昂納克所主持的最後一次中央委員會。沙博夫斯基回憶到,在這次會議上,昂納克突然打斷了正在進行的針對政治局工作報告的討論,對萊比錫市申請2004年主辦夏季奧運會而表示祝賀,然後拿出了一份有關西柏林美軍RIAS電台前一天寫的一篇評論的報告,大聲念起了評論的最後一段。

「昂納克顯然是認為,東德至少還能存活到2004年。」

念到這裏,昂納克和他的同僚們禁不住捧腹大笑,大家認為西方怎麼可能有這麼可笑的想法。

事實上,在當時懷疑東德能繼續存在下去的人的確不多。無論是西德政府、美國還是蘇聯,都沒有想到世界巨變在即。由於美蘇兩國都擁有核武器,華沙條約國和北約成員國之間都格外小心翼翼。聯邦德國是北約成員國,而東德是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國家。任何促進德國統一的舉動都有可能導致戰爭的爆發。東德政府也看到了西方國家內部的利益分歧。法國和英國都對兩德統一持非常懷疑的態度,也暗自擔心一旦統一之後,擁有8,000萬人口的德國的勢力會成為歐洲最強國。

沙博夫斯基回憶說:「法國總統密特朗後期訪問東德的時候,他拍著當時的國務委員會祕書長克倫茨的肩膀說:『東德得繼續存在下去。』這些也讓我們以為,儘管老百姓人心思變,但是我們還是能夠把東德繼續維持下去。」由於戈爾巴喬夫開始時也不同意兩德統一,東德政府感到更加放心。

對自由的追求無法阻擋

東德當時屬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狀況最好的一個。莫斯科曾經專門開了一家「東德商品百貨公司」,專賣東德產品。「蘇聯人買東德貨的感覺,很像東柏林人能到西柏林買東西的心情。」

沙博夫斯基承認,東德其實是沾了西德的光。東西德一直有相當密切的經貿關係。 貨物交往使得東德不僅獲得了原料和半成品,同時也得到了消費品。「當時的聯邦德國為我們提供了高達8億馬克的無息貸款額度。這些都是捷克或波蘭等東歐國家所不具備的條件。」在西德的支撐下,昂納克等共產黨領袖們始終沉浸在與東歐小兄弟們相比要高出一頭的優越感當中。

「昂納克期間實際上是債台高築,東德的外債從他接任總書記時的2,000西德馬克上升到500億。當時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除了花錢以外,一事無成。」沙博夫斯基毫不掩飾地對昂納克的「業績」嗤之以鼻。

東德政府的高額外債引起了蘇聯的不安。勃列日涅夫批評昂納克沒有原則,欠西方的外債過高。莫斯科擔心東德陷入依賴西方國家的被動境地。然而,東德老百姓不知道也感受不到政府虧空而帶來的危險。他們感受到的最多是東西德相比之間的巨大差距。「當時的問題是,東德人不是去和波蘭或捷克相比,他們是和西德相比。每個家庭都能夠接收到西德的電視,東德人能看到電視節目,看到那些廣告。除此之外,很多人在西德都有親戚朋友。

對東德人來說,衡量生活品質的標準不是波蘭或者蘇聯。東德人還不太看得上這些國家,因為當時這些國家把並不是很富有的東德看作是很不錯的產品輸出國。東德人嚮往的是西德。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媒體效應,東德老百姓能看到東德物質的缺乏。這是東德人背離東德的一個原因。但是,這還不是最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老百姓對自由的需求度越來越高。」沙博夫斯基在談到89年東德大規模的逃亡潮時這樣說。

公開抗爭削弱黨的權力

1989年夏天,自從5月2日匈牙利開放匈奧邊境之後,大批東德人以去匈牙利旅遊為名,取道奧地利逃往聯邦德國。東德的逃亡潮不僅造成了勞動力流失,使得企業受到了影響,更重要的是讓東德政府在國際上名聲掃地。「人們看到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東德邊境的保安措施這麼嚴密,每天卻能有十幾萬人逃離這個國家,這到底得是一個什麼政權?」沙博夫斯基說,當時最難堪的莫過於天天看到這樣的鏡頭傳遍世界。電台、電視台對逃亡潮和東德民眾逐漸興起的抗爭持續報導,對民眾運動的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89年10月起,萊比錫的民眾開始走上街頭,每個星期一舉行定期示威抗議。抗議遊行的消息通過媒體傳播開來。人們把萊比錫的遊行當作了行為榜樣,紛紛效法。

隨著東德民眾逃亡人數的增加和參與示威抗議的城市增多,東德政府高層的自信逐日下降。「老百姓就是用這種方式消弱了我們的權力。」

8月份昂納克在東德急劇動盪的時刻病倒。9月份,黨內以克倫茨、沙博夫斯基為首的一批高官策劃逼宮。「我們政治局裏的一些人試圖通過撤銷昂納克的職務在黨內進行一場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希望通過改革能夠挽救東德共產黨,挽救這個黨的影響。因為,當時的東德政權已經是一個千瘡百孔,非常遭人憎恨的政權」,沙博夫斯基坦誠自己當時所做的一切決定是為了挽救自己的權力。

不學中共天安門鎮壓

10月18日,昂納克被迫辭職,克倫茨接替了他的職位。改組後的東德共產黨領導層首先想到的自救辦法,是出台一個新的出境管理規定,藉此挽救已經跌到谷底的東德政府的國際聲譽。

「當時最大的威脅是,如果不開放邊境,局勢就會變得很緊張。我們當時是新上台的執政者,可以說是老的新執政者,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的前任不同。但是東德共產黨還是那個黨,軍隊領導也還是原來那批人。假如老百姓往邊界衝的話,軍隊有可能開槍。我們必須要避免出現這種情況。還有一個原因是:東德當時沒有錢了,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決定表現我們是改革派。因為,西德政府希望看到東德政府由改革派掌權,他們不想接受500萬民東德難民,而是希望東德人留在東德。我們幻想著,打開邊境,東德人留在東德。」

在此之前,克倫茨10月1日還被昂納克派往中國參加中國的國慶慶典。他回來後,西方報刊報導說他去中國了解如何武裝鎮壓反抗力量。這個報導讓當時密謀推翻昂納克,希望以改革派面目出現的東德高官們如坐針氈。

沙博夫斯基:「我不會盲目地認為我扮演了一個什麼特殊的角色。我不過是歷史在那個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的一個工具而已。」

克倫茨和沙博夫斯基都是這個密謀小組的成員,「我們當時都很清楚,昂納克必須下台,我們需要西德的經濟資助。如果東德出現類似天安門的事件,西德政府決不會伸出一個手指來幫助一批血腥鎮壓異己的人,那東德就徹底完蛋了。」

柏林圍牆於1961年8月開始建造,一開始以鐵絲網為材料,後才被換成真正的牆。牆的東部一側,是探照燈嚴密控制的地帶,又稱「死亡地帶」——逃亡者一旦接近這個地帶,將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遭到槍擊。圖為布蘭登堡門附近的柏林圍牆。(法新社)

陰差陽錯的歷史角色

11月9日,改組的東德政府首次就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召開新聞發佈會。這一天,沙博夫斯基和當時的總書記克倫茨在會上談好,由他來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簡化東德公民出境辦法之後,就匆匆離開會場。到了新聞發佈會上,他開始宣讀中央決議:「……允許個人出境,不必說明任何理由……將在最短的時間內批准出境……可以通過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的所有邊境檢查站出境。」

這時一個義大利記者提問說:「什麼時候開始執行?」沙博夫斯基想了一下說:「據我所知,立即執行。」就在這裏命運之手輕輕撥動了一下決定著歷史前進方向的轉盤,沙博夫斯基陰差陽錯地出了一個並不應該由他負責的失誤。

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他說: 「我們是想宣佈旅行自由並允許東德人出境,徹底離開東德。但是,還有幾個具體執行辦法。其中一個就是,計畫讓電台清晨4點播放這個規定。4點之前通知所有的邊警。」不過,偏偏就是有人忘了把這個重要的細節通知要去見國際記者的沙博夫斯基,「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克倫茨當時是不是知道,我們之間現在已經沒有任何聯繫了。我還以為一切都安排好了。」

記者們把沙博夫斯基說的「立即執行」理解為立即開放邊防檢查站的信號,紛紛打電話搶發這個消息。

「結果沒想到晚上7點時,邊警還什麼都不知道。記者招待會之後沒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湧到了柏林牆的邊上,要求通過邊防檢查站。上千人在牆邊上喊:『把邊境打開。沙博夫斯基說邊境開了。』邊警不知所措,覺得也不可能是上千人都在撒謊。而且,那幾天情況很亂,經常有一些命令下來後,底下的人不知道,或者是負責的部門也不知道。」在群眾的壓力下,一些邊警自己作出了決定,就打開了邊境。」柏林牆就這樣在東柏林居民平和而快樂的氣氛下,徹底打開了。
 

打開邊境的人沙博夫斯基

今年78歲的沙博夫斯基1929年1月4日出生於北德一個工人家庭。二戰時沙博夫斯基和其他被撤離的孩子一起被送進了兒童營地。戰爭後期,納粹把兒童營地改編為軍訓營地,希望把少年兒童訓練為納粹的最後一批抵抗力量。沙博夫斯基還算幸運,在他還沒有像其他同學那樣被送上戰場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5年結束了。16歲的沙博夫斯基回到了柏林就讀中學。兩年後,剛畢業的沙博夫斯基他得到了一個在屬於蘇占區的東柏林一家工會報社實習的機會。

「出版社裏的編輯大部份都是曾經被納粹關在集中營裏的共產黨人,還有一些社會主義者。年輕人當時都在尋找德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場戰爭災難這個問題的答案。這些編輯們給我們的回答是,納粹和戰爭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年輕的沙博夫斯基很容易地接受了這個解釋。在這裏他「形成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世界觀」。

1952年之後,沙博夫斯基以他的文筆正式進入工會《論壇報》編輯部,同年加入了東德共產黨,全稱「德國統一社會黨」(SED)。「我通過寫作傳播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而這份工作反過來又加強了我當時的共產主義思想。這條道路就從這裏開始了。」

沙博夫斯基坐在圖書館擺滿書的書架前,回憶著他的一生。一眼望去,書架上的書,無一不是東德時代的禁書。「紀念受共產黨迫害者」圖書館是東德政府倒台之後,異議作家開辦的一家專門收藏所有在東德時代的禁書的圖書館。

「我曾是堅定的共產黨員」,他說。

年輕活躍的沙博夫斯基深得上司的賞識, 24歲那年便當上了《論壇報》副總編。1967年被送往莫斯科黨校鍍金。回到東德後,一躍成為SED黨報《新德意志報》的副主編。10年之後他穩穩地坐上了《新德意志報》總編的寶座,掌管著東德共產黨的喉舌。

1981年,沙博夫斯基成為東德中央委員會成員。1984年,跨入了東德共產黨的政治核心,成為政治局委員,負責宣傳,後兼任東德首都東柏林的黨委第一書記。就這樣,沙博夫斯基靠著他的口才和精明的頭腦,青雲直上地坐到了東西兩大陣營冷戰前沿的紅色堡壘之上,直到柏林牆的倒塌把冷戰的鐵幕撕開了一條大大的口子。而沙博夫斯基的名字也由於一個陰差陽錯的歷史性事件和柏林牆的倒塌永久的聯繫在了一起。

1989年11月11日,一名西柏林民眾持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旗準備越過柏林圍牆。(法新社)

告別烏托邦

如今沙博夫斯基提起這段歷史時的語調格外輕鬆,他把脫離東德共產黨的過程稱為心靈的解放,「現在我的觀念完全改變了。不是出於直覺判斷,不是因為什麼偶然事件,也不是因為這個黨開除了我,我對它產生了什麼報復心理,而是因為我被開除後,我又重新去研究馬克思的理論,和我們所謂的科學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我了解了其他的哲學家,了解了其他思想體系。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解放,把我的思想從一種簡單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解放了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被開除出黨這件事對我幫助很大,讓我從這個極端狹隘的世界觀中徹底解放了出來。」

沙博夫斯基被人稱為「打開邊境的人」。那麼這麼多年過去,他又怎麼看待自己當時無意中扮演的這個角色?

這顯然是一個多年以來沙博夫斯基一直非常不願引起別人誤會的話題。他謹慎而肯定地說:「我把自己看作是歷史的工具。」為了表示他的誠意,他補充說:「我當時是一個衰敗的政權的代表。我不會盲目地認為我扮演了一個什麼特殊的角色。當時的特殊情況促使我宣佈了這個規定。我不過是歷史在那個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採用的一個工具,因為這個事情不可能由別人來做,只能是由高層的人來做。」

1989年11月10日,查理檢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來自東柏林的車輛大排長龍。(法新社)

擺脫共產黨的精神束縛

柏林牆的倒塌使得東西德的統一成為了指日可待的事實。1990年1月,沙博夫斯基被開除出黨。「當時我很痛苦。被開除出黨時的心理感受就好像是被判死刑一樣。僅過了幾年之後,我倒是覺得真該給這個黨寫一封感謝信,感謝它把我開除出黨。如果我不是被開除,我內心可能還會對這個黨多多少少存有依戀之情。」

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書,記錄了東德共產黨倒台的過程。1994年,這個一生中寫了無數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把他對共產黨的反思寫進了新書《告別烏托邦》。馬克思主義對於他來說已經無非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

「馬克思主義宣稱是一個改變世界的藥方。這永遠也不可能是科學的。我們不可能預見世界將如何發展。它和科學沒有關係。」

這段反思的經歷成為了他人生經歷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90年代初沙博夫斯基接受了曾被東德政府關押過的異議作家浮士特的邀請,參加了一系列「迫害者與被迫害者」的對話。「沙博夫斯基不迴避別人向他提出的尖銳問題。能感覺得出來,他在努力與對方溝通。」正是這種在共產黨的官員身上並非常見的特點引起了浮士特的注意。直到今天他們兩人有時還會接到學校,甚至是警署的邀請,同台反思曾經作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經歷。

反思是自我精神解放和民族和解的良藥。然而,歷史是公平的,它既給人無數的機會讓人從反思中自省,也會讓人去承擔自己所應該承擔的那份罪責。1997年,德國起訴東德共產黨最高領導層成員,指責他們對東德軍警殺害翻越柏林牆者負有責任。沙博夫斯基作為前東德共產黨領袖之一,被判3年監禁。

柏林仍保留有一小段圍牆的遺跡以作為紀念和歷史見證,吸引不少遊客前來參觀。(法新社)

部份殘破的柏林牆,今天依然矗立在柏林市中心,提醒世人時刻反思那個身體和精神都受到圍困的共產時代。(法新社)

1987年6月12日,前美國總統里根訪問西柏林時,在布蘭登堡門的柏林圍牆前發表演說:「戈爾巴喬夫先生,請推倒這堵牆!」(法新社)

共產黨人應徹底反省

起初,他並不認為他應該為此負責。「我沒有直接參與過相關的決定。有關邊境安全系統的最後一個決定是1974年做的。那時我還沒到政治局。」

但是在法庭審判時他見到被殺的年輕人的父母,改變了他的想法。「我告訴我的律師,我覺得鑽法律的空子開脫我自己的罪責是很不合理。不管怎麼說,我是東德共產黨領導人,是政治局成員。不管這個決定是什麼時候做的,我得對此負責。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我說,東德邊境安全系統殺死的不是犯罪份子,而是些只想離開這個國家的無辜的人。任何一個自由國家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離開自己的國家,只要他們不是被通緝的罪犯。而如果一個體制需要在邊境用這種方式打死、打傷逃亡者,那麼它就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可以對它說再見了。所以,我向受害者道了歉,但是不知道他們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們如果不接受,我也能理解。」

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獄,很多市民觀察了他在受審期間的表現,看到了他反思過寫下的言論之後,向柏林市長提出要求提前釋放沙博夫斯基的特赦申請。2000年10月2日,在經過10個月的監禁後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獲得了自由。

前東德共產黨人中曾有人大罵沙博夫斯基是叛徒。回首過去,沙博夫斯基說他如今對此只是笑笑而已。「每個誠實的人都能夠明白,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在政治上已經徹底失敗了,東德共產黨的手上還沾著在邊境被打死的年輕逃亡者的血。這個黨的領導者應該徹底地反省自己。」

老人邊說邊興致勃勃地往嘴裏送著聖誕薑餅,東德的那段歷史對他來說已是一道已跨過的陰影,正如他已經跨越了自己一樣。如今沙博夫斯基沒有了汽車、沒有了自己的司機,並且與太太搬到了西柏林一個不大的公寓裏,過著平凡的日子,但贏得的則是良心的解脫和周圍人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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