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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為甚麼要實行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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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上首場行政長官選舉論壇(法新社)

3月17日值香港新一屆特首的選舉前夜,香港將產生第三屆行政長官。曾、梁兩位特首候選人的選舉政綱焦點即普選議題,公民黨候選人梁家傑的競選口號是「爭取二零一二年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而爭取連任的特首曾蔭權也在宣佈參選的記者會上表示:「人生苦短,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香港普選」。嶺大意見調查研究部的民調均顯示,百分之六、七十的意見都支持儘快普選。這次選舉令中央及香港社會各界都明白到,無論普選能否在2012年實現,這個議題均必須正視。那麼,香港為甚麼要實行普選呢?


兩名候選人都以各自的紳士招牌形象出席大會,曾蔭權(左)打著祿花領結,梁家傑(右)打上粉紅色領帶及插上同色的袋巾。(法新社)

政治學者認為,體現平等權的普選制已成為與體現自由權的政黨制和體現代議權的議會制,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之一。而普選制又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因為平等是人性的基本要求,是人類的基本理想。沒有普選制,就不會有政黨民主政治和議會民主政治。

通過定期安排的競選來選擇政府被普遍視為民主的最低標準。這樣,選舉制度獲得了政治民主大廈的基礎性地位。政府長官和議會議員需要選民的一張張選票,正像商家需要消費者口袋裏的一張張鈔票一樣直接。選舉制度從確立、完善到發展至今,已普遍成了「普及選舉」,也就是普選(universalsuffrage),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已為社會公民普遍享有。

在普選制被確立之後,人類的政治生活才步入了文明大道。普選制為公權力機構的產生,和平、有序、合理地轉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並已成為世界性的潮流。可以說,普選制這種在歷史中形成並逐步發展的政治文明制度是人類的福音。

現代選舉制度從確立到完善,尤其是普選制的普遍實現,在西方主要國家一直到二戰後才完成,經歷了二百年左右的時間。普選制的實現,是各國民眾長期英勇鬥爭的結果。如英國19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爆發的舉世聞名的憲章運動,即是為了爭取普選權。根據美國《foreignaffairs》雜誌統計,到2000年,全球共有120個國家實行普選,占當時聯合國成員國的62.5%。由此看來,普選制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普選制是國家權力和平交替的方法。民主政治與專制的重要區別,就是每隔幾年要由民眾通過直接或間接選舉來決定政權的是否更迭,即政權的更替取決於選民在普選中的投票結果。

普選制有利於培養公民的參政意識和政治責任感。政府與公民,各處一方、各司其職,前者專事社會事務服務,後者專事自己的職業。如果沒有定期的選舉活動及其它的公眾參與方式,彼此就缺乏溝通、交流的管道,民眾就會處於被動、消極狀態,政府也會脫離民眾,決策和行為背離民意則在所難免,而濫用權力、貪腐現象也容易滋長。所以,自由、定期的選舉對公民來說彌足珍貴,也是一種基本人權。投票時,選民必須對競選的政黨的綱領、政策進行比較,對各候選人間的競爭予以關注並作出判斷。可見,普選制大大提高了公民在產生公權力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公民能夠通過普選制表達各階層民眾的利益訴求。在普選制下,政治才成了多數人的政治。

普選制既確立了「民意政治」,同時也產生了「責任政治」。國家權力不再是「君權神授」,也不是當政者用武力、槍桿子打下來的,不是「今上」或小圈子的欽定,而是「投票箱裏出政權」,真正是民眾的委託。因此,執政者必須對民眾負責。若罔顧民意、自行其是,甚至施行暴政,政府的存在、延續及權力的行使便失去了合法性依據,就應當下臺,另建合乎民意的政府。政府的權力一經處於民眾的監督與約束之下,就不敢恣意妄為。所以,在普選制下,不再是政府主宰民眾,而是民眾選擇政府的去留,因而控制著自己的命運。這樣,也就實現了近代荷蘭傑出的哲學家斯賓諾莎(BaruchSpinoza)畢生的信仰──「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2007-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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