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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極權依然威脅著人類

歷史上,德國影片在奧斯卡只獲得兩次大獎。今年,德國影片《他人的生活》(在中國大陸也被翻譯成《竊聽風暴》)為德國第三次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究竟這部影片是在甚麼地方引起了世界和美國民眾的關心?德國的媒體在該片獲獎後進行了很多的討論。筆者作為《自由亞洲》電台在德國的特約記者,上週到柏林採訪報導新唐人新年晚會的時候,同時也瞭解採訪了這部影片獲獎在德國社會的反應,以及引起的討論,總結起來如下:

1.共產黨時代的問題沒有成為歷史性的邊緣問題。

由於這部電影涉及的是共產黨安全部門─秘密員警問題,因此,影片的獲獎再次使得德國管理研究安全部秘密員警檔案的部門成為社會的焦點。

這個部門是德國統一後,議會批准建立的,現在它被稱為比耶特勒部門。從92年開始,這個部門把負責管理的前東德共產黨安全部檔案開放給個人和專業人員進行查閱研究。15年來檔案研究揭示出來大量類似這個電影的事情。在這部電影獲獎的時候,恰好是開放檔案15周年。從一月底開始,管理檔案的比耶特勒部門,以及政府有關方面和民間團體舉行了一系列的紀念慶祝活動。為此,在紀念活動中,這個部門的現任負責人,前東德公民運動家,比耶特勒女士高度評價這部電影的獲獎,她認為,人們不應該把《他人的生活》獲得奧斯卡金像獎僅僅看作是一個藝術成就,而是應該看到,「這個頒獎也是一個信號,那就是共產黨時代的問題,並沒有成為歷史性的邊緣題目。它所提出的問題是,人們中的一部份人怎麼會,以及為甚麼會變成叛徒、告密者,而另外一些人卻能夠保持對自己和同胞的誠實?由於這個問題在所有那些已經戰勝了獨裁者的社會中都會面臨,因此影片《他人的生活》的意義超越了東德特殊境況,向人們揭示出更深刻的問題。」

比耶特勒女士認為,這部電影在德國大大地激發推動了在德國一直在進行的有關如何評價前東德共產黨專制的討論。《他人的生活》儘管是一部電影,但是,重要的是數不清的人從這電影再次看到,共產黨專制給東德民眾生活帶來的災難性的影響。對此,「我的部門提供了導演弗洛里安.亨克爾.馮.道邁耶斯馬克要求的,揭露前東德政府對於民眾生活的干預和作為他們延長了的手臂的安全部的各種資料。」

2.影片告訴我們,共產黨對於人類的威脅依然存在。

關於這部影片,記者還採訪了時下中國共產黨政府特務部門最為關心的,海外最重要的中文媒體──《大紀元時報》的歐洲版主編周蕾女士,請她談了對這部影片的看法。她說,她覺得這部影片的故事非常有意義,寫得也非常好。首先關於影片的主題,它寫的是東德的共產黨時代,東德的秘密員警是怎樣來監視異議人士,監視老百姓的。周蕾女士認為,「這個話題對於德國來說有歷史反思意義,但是對整個世界來說,卻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因為隨著東歐的共產陣營的倒塌,整個的共產黨陣營雖然已經崩潰,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徹底消失,比如在中國、古巴,還有北韓,共產黨還在執政。二十年前的東德其實就是今天的中國,中國的秘密員警今天的所作所為有過之而無不及。」

周蕾女士表示,這部電影之所以能夠引起美國社會的關注,奧斯卡評委們的關注,就是因為最近幾年人們感到了共產黨對整個世界的威脅。

「在九一一之後,很多人都會認為,我們今天社會的危險不再是共產黨了,而是本.拉登,這些恐怖主義分子,但是大家忽視了一個問題,共產黨的這個體制,自始至終實行的是一種國家恐怖。這種恐怖比那種有組織的、個人性的恐怖力量更大,因此對民眾的危害也更大、更可怕!」
以筆者的瞭解,確實如周蕾女士所說,對於極權主義和共產黨及恐怖問題的聯繫,以及人們重新感到的極權主義問題的嚴重性,這一兩年在德國和西方已經開始了新一輪更廣泛的討論和研究。一本具有阿拉伯血統背景有關穆斯林和當代極權主義聯繫的書(BassamTibi,《新極權主義》),和一群波蘭知識份子用德文出版了對於當代波蘭所經歷的兩個極權主義的總結性研究的《反極權主義》,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3.電影從良心上,真實出路上給中共特務,或者廣泛地說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的人如何憑良心生活,指出了一條路。

對於比耶特勒女士所說,這部描述共產黨社會一般生活的影片不僅具有藝術性,而且對德國和世界民眾具有更深刻的意義,周蕾女士有著深刻的體會,她對記者說,「故事的主人翁,原來是一個竊聽專家,也非常善於審訊犯人。可以說,他就是整個東德共產黨一部利用恐怖控制社會的權力機器中的一個非常精密的零件。他沒有自己的意志,只有那個體制、共產黨灌輸給他的意志,並且運轉得非常自如。但是他卻在工作中,開始發現最根本的人性。就像孔子說的,人之初性本善,佛說的人有善惡兩方面,既有魔性,也有佛性。對他來說,也是如此。儘管是在這個體制中,他在和那些充滿熱情、充滿正義的異議份子的接觸中,人性仍然復甦了。一旦人性復甦,在他執行任務當中,他就利用職業的方便,本能地保護了別人。」

由這部電影看到了,一個生命,從被塑造成專制機器中的一個零件而轉變回歸成人,然後再昇華成為一個好人的過程。

對此,周蕾說,「這部電影當中的主題曲是很有意思的,題目是『好人奏鳴曲』。可以說,從始至終這個電影就是在歌頌在這種非常困境下的好人。好人不見得是天生出來的,而且好人他的本性也會被埋沒。每個人都有一個機會。」她認為,「這部電影好就好在,它不僅讓人們真正認識這個體制,而且還讓人們看到這個體制中的人──每個人都還有他的人性。」

對於最近中國社會揭露出越來越多特務事件,她認為,「它給現在中共的特務指出了一條道路,即便是他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去工作,但是,他們依然有機會去保護別人,依然有機會去作一個選擇。在選擇時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但是最終歷史會記住他們。」她覺得這部電影符合了電影成功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說,看過後,讓人們對生命充滿了一種希望。

為此,周蕾女士強調,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人,都可以在這些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光是一個主人翁會給人,給觀眾帶來啟發,所有的其他的配角也給人一種啟發,讓人去想,如果我生活在這種體制下,我會做甚麼。事實上,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是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長大的,因此可問一問自己,在這樣一個體制下,我做了甚麼,我還可以做甚麼。

採訪罷《他人的生活》的影響和討論,又觀看了新唐人新年晚會演出。一個德國電影讓中國人感到熟悉,而一個對德國人來說陌生的文藝演出,竟然破天荒地在柏林三千多人的劇場,一連兩天幾乎座無虛席,這更讓我深深地感到:

人性是相通的!共產黨改變人性的努力,最終肯定是徒勞一場,因為它是反人性的!

  2007-3-7於德國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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