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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大學何以成了投資行為?

從西南回杭州,在火車上遇到一位研究生,他要到浙江一個地級市去簽就業協議,他的專業是電力方面的,找工作還比較方便,而且眾所周知電力是個高收入的行業,所以他的臉上寫滿了笑容。

聊天中得知他在本科四年,平均每年的花費在12,000元以上,他就讀的只是個普通的大學,而且在西部,消費比較低,每月的伙食費200多元就夠了。讀研究生的三年還比較好,基本上能自力更生,包括在外面兼課,幫導師幹活掙點錢等等,吃飯消費之外甚至小有積餘。

說起現在大學生、研究生在擇業時的心態,他有一個很實際的觀點,對於大多數出身於普通家庭的大學生來說,讀大學自己花那麼多錢,等於是一種投資行為,如果畢業後找不到一個收入高的職業,等於是賠本買賣,光有投入,沒有產出。所以,他覺得不能怪現在大學生、研究生挑肥揀瘦,實在是因為經濟壓力造成的,想想一個家庭節衣縮食,乃至東挪西借、貸款欠債,備嚐辛苦,好不容易供孩子上了大學,結果是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工作,儘快把讀大學的投資收回,反而因學致貧,這在心理上無論如何都是接受不了的。

這位剛畢業的25歲青年說的是實話,在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尷尬,本來上大學是求學、求知、求真為目標的,曾幾何時,在現實生活中逐漸演變成了一種經濟上的投資行為,人們不得不斤斤計較地計算投入、產出是否合算。

這些年來,目睹耳聞大量的有關大學、大學生、大學生就業等活生生的事例,我們常常感到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奈,好像有一種人力無法扭轉的力量在冥冥中主導著一切,往一個不可預測的方向而去。媒體上批評高等教育的聲音不絕於耳,許多批評都很尖銳、很大膽,問題卻似乎越來越多,大有積重難返之勢。對於千千萬萬普通家庭而言,讀大學竟然成了一個理性考量的投資行為,這本身就是一件無比悲哀的事。

我們知道,自古以來,中國人有敬惜字紙的傳統,對讀書是懷有敬畏之心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底層民眾如果指望自己的子孫改變父輩的命運,首先想到的就是盡最大的可能讓他們上學,通過讀書去實現夢想,改變社會身份,科舉制度有很多缺憾,但是,在長達1300年的漫長歷史中,它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一個貧寒子弟只要天賦聰穎,刻苦上進,是可以通過這條道路,向更高的社會階層流動的,讀書改變命運,或者說知識改變命運,這樣的觀念長期以來已經根植於中國人的內心深處。即便是在一百多年前科舉制度最終被廢止以後,這一觀念本身也沒有被撼動。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30年前的恢復高考,曾經激動過多少普通的家庭,在多少年輕生命的心中激起了波瀾,許許多多生活在農村或者在城市處於弱勢、邊緣的優秀學子,都在這條路上走出來,通過高考,改變自己的處境,實現了向上流動。換言之,大學或者說高等教育,除了教育的功能,還承擔著社會階層之間正常流動的功能。

當然,在一個經濟市場化的時代,一個人也可以通過經商改變命運,還有其他的道路,但從根本上說,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對一個國家來說,帶有更強的調節社會各階層資源分配不平衡等問題,是最大限度體現社會公平、公正的一個通道。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國家要盡最大可能在教育上投入,把學費和所有相關費用降到每一個普通家庭都可以承受的水準,使每個家庭在送孩子上大學時,不再以投資行為來權衡。這樣的話,大學生、研究生在求學階段可以盡其天性享受求知的樂趣,不再在就業的陰影下,在投入、產出的憂慮中度過求學的時光,在選擇職業的時候,更多地考慮自身的愛好、志趣,而不是完全為實際的經濟收益高下所左右。

中國人對於送孩子上學向來是不惜代價、最捨得花錢的,這是正常的。如今,送孩子讀大學要進行精心的經濟計算,教育成為投資行為,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這顯然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當大學的學費在20年間上漲了25倍時,當大學還在紛紛叫苦經費不夠時,當大學如同企業一樣不斷「擴大再生產」時,我們的大學已漸漸遠離了大學創立的原初目標,不再是傳播真知、捍衛理想的中心,而是變質為一種準經濟產業,首先在意的是規模、是數字、是贏虧,是得失。在這樣的客觀環境之下,學生也好、家長也好,把讀大學當作投資行為,也就是順理成章的。問題在於,這一傾向出現之後,從教育行政部門到各大學,從媒體到整個社會,應該如何應對。

圍繞著包括「讀大學何以成了投資行為」等問題,如果能夠引起一場廣泛的討論,處於不同地位,扮演著不同社會角色的人們之間,在人民與政府之間,在大學和公民之間,進行一系列理性的、充分的對話、交流和辯論,這對於最終扭轉一種不正常的趨勢,朝著正確的方向演變無疑是極為有益的。儘管這樣想或許有點奢侈,有點異想天開,但我還是覺得這是必要的。一個民族最可怕的不是出現問題,而是問題出現之後,如何面對,如何調整。

      200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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