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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鮮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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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測量日軍高度。

陳君天接受蔣緯國邀請,擔任《一寸河山一寸血》製作人的時候,表明自己並非歌功頌德的「歌德派」,一切都會按照事實陳述。親和幽默的蔣緯國也慨然同意,他說:「誰做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評,包括我家老頭子(蔣中正)」。

事後蔣緯國果真履行承諾,播出的時候看一看,也只是看在時間、資料上有沒有錯誤,而非思想或意識形態上的錯誤。這樣自由而寬大的支持,使得這部紀錄片更加貼近真實與人性。陳君天說:

「我們主張把真實的東西留給後代,所以我們常常從人性面看一件事,所以我們沒有蔣委員長多偉大、國軍多英勇的話,沒有那些美化與誇飾。我們是找一個故事,從『你是人,我也是人』的人性角度來看這件事情,所以會感到非常感人。」

被龍應台稱為「國寶」的資深電視製作人陳君天,由於製作功力深厚,對於抗戰經過猶如數家珍,擁有許多精采的好故事。

信守承諾的小王

抗戰8年,老百姓往西南遷移的過程中,流動的人群有800萬到1,200萬人,這麼龐大的遷徙,無法用火車,因為當時的火車僅有東西向。汽車是很少的;如果選擇搭船,又是由北到南,等於是逆流而下,備增困難,因此大部份的人都選擇徒步完成這趟萬里跋涉……。在這樣的遷徙潮中,就有一個小故事。

當時中央大學的校長羅家倫,是一位很有遠見的學者。他在抗戰的頭一年就想遷校,想說遷一次就好,結果一遷就遷到了重慶,直到抗戰勝利,都安全無恙。根據資料顯示,抗戰8年當中,有的學校就遷了12次,遷到最後都支離破碎了,對於一個學校是多大的損失!

當時的中央大學頗負盛名,校產可觀。他們的畜牧系也很有名,將全世界優良的品種,如安哥拉的羊、澳洲的牛……等等最優秀的動物買來,擁有一個很大的牧場。但是臨到遷校的時候,就面臨難題了。當時只好像諾亞方舟一樣,每種動物選兩種,上船帶走。那其他的呢?只好忍痛留在原址了!

羅家倫臨走的時候,特地囑咐農場的員工小王:「小王,就算是我拜託你,這些雞、鴨牛羊呀,我帶不走,你就幫我守著好了,如果有朝一日抗戰勝利回來,這些東西還在,我謝謝你,如果這些東西不在了,你就算把他統統吃掉我也不怪你,因為我知道日子難過。」

到了民國26年,情況越加吃緊。小王越想越不服氣,他就把這些雞呀、鴨啊集合在一起,把雞鴨放在籠子裏,然後讓牛羊去背這些籠子,再將牛羊用繩繫著,一隻牽一隻的走。因為帶著動物,他沒辦法走水路,就從南京走山路,還經常碰到飛機的空襲……,就這樣,整整走了一年,把這票東西帶到重慶去了!

到達重慶的時候,剛好羅家倫上街去,看到前頭灰塵很大,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上街來了。他一看,失聲喊出:「小王!」小王也哭喊著:「校長!我來了!」兩人抱頭,喜極而泣。

陳君天慨嘆的說:「這可以拍成電影啊……這麼感人的東西。抗戰時這麼感人的東西太多了,只是把它僵化了,沒有把人的東西放進去,這些珍貴的資料都流失掉了……。」

孤軍奮鬥的勇者之吼

《一寸河山一寸血》監製人之一的蔣緯國將軍,當時也透過鏡頭,說了這麼一個故事:

他說蔣介石總統,那時候是委員長,在重慶的時候壓力非常大。因為面對這麼強大的敵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撐到什麼時候!而且沒有任何一點外援。在西北,有共產黨的軍隊在發展,在咄咄逼人,而國軍內部有許多軍閥的部隊,又不一定能指揮得動,他所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時候是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前,日本人已經鎖死海岸線,中國的外援完全依靠滇緬公路,當時的日本竟要求英國人封鎖滇緬公路,向他們承諾:「你幫我切斷滇緬公路3個月,我就可以把中國擺平,到時候我們再一起攻擊希特勒……。」那時候我們被掐得簡直沒有辦法。

當時在重慶,深夜,蔣緯國經常聽到委員長在野地洗澡的時候,會發出「哇!……哇!……」那樣淒厲的長嘯,使他嚇了一跳。蔣委員長就是靠這樣的方式抒發自己的壓力。

陳君天描述:「就好像晚上很晚的時候,你一個人在半夜的時候,你一個人站在山巔頂上,旁邊看不到一個人的時候,呼呼的風聲在耳邊,感到很孤寂……,這股壓力才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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