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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利欽能,趙紫陽為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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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蘇共保守派發動政變後,葉利欽勇敢地站出來,以他在人民中的威望粉碎了政變。(Getty Images)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趙紫陽在事件發生半個月前的5月19日,在天安門廣場面對示威學生,拿著擴音器,眼眶含淚、苦勸學生,只是口說「我們來了,但是太晚了。對不起同學了。」(法新社)

6月4日即將來到,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慘痛場景又按時浮上世人心頭。此時,與該事件攸關的趙紫陽也不免出現在記憶裡,既然浮現出趙紫陽,4月23日才過世的前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也很自然的同時出現在腦際。尤其中國股市刻正成為全民運動,偌大的金錢泡沫隨時會爆破以致危機四伏的現時,更加讓人不得不對這兩人做「蓋棺論定」的相對評價。

葉利欽最著名且足以流芳萬世的事跡,應首推1991年8月的那場驚心動魄的「登高一呼」舉措,那是蘇聯軍方奪權,戈爾巴喬夫被輕易釋權,但當時「民選」的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利欽登高一呼,如潮水般的民眾紛紛響應,紅軍的坦克炮口轉向,戈爾巴喬夫也復權。之後蘇聯共產黨迅速倒台,1996年開放總統直接民選,正式開啟政治民主的俄羅斯。在政改和經改雙管齊下的所謂「震盪療法」政策下,初期的俄國亂象頻仍,情況淒慘,被譏評為績效不彰;反觀中共的放權讓利「漸進改革」成效卻備受稱譽。

不過,2004年俄國第三屆民選總統時,主政的普京獲得壓倒性連任,兩大主因之一是「經濟改革已經開花結果」,幾乎各種數據都有傑出表現,相對之下,中國卻陷於張五常教授早年就很擔心的「分類管制的印度之路」,已由「後發優勢」轉為「後發劣勢」,而近期「游資氾濫」形成的「股市全民運動」泡沫經濟將伊于胡底,亦備受世人關注。這與「自由化」嚴重受阻關係密切,與趙紫陽更脫不了干係。

話說1988年,趙紫陽主導的中國經改已遭遇瓶頸,正苦思突破之道的當兒,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自由經濟泰斗弗利曼(M. Friedman)教授夫婦訪問中國,在當年9月19日下午與趙紫陽對談兩個小時。返美之後,弗利曼夫婦不尋常的聯名寫了一封他倆十多年來沒寫過的「聖誕信」寄給親友,特別寫出這次會談的感想,將趙紫陽評述為「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依靠市場運作的國家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

就我來看,此信重點在最後兩句,隱含有「癡人說夢」意涵,而且弗利曼夫婦應有立此信存證、作為歷史檔案的用意。也就在隔年(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趙紫陽在事件發生半個月前的5月19日,站在天安門廣場面對示威學生,拿著擴音器,眼眶含淚、苦勸學生,只是口說 「我們來了,但是太晚了。對不起同學了。」卻沒能站在「民主改革」的學生這一方,沒能登高一呼讓解放軍槍口轉向,不但他自己從此被卸權、軟禁至死,中國的民主幼苗慘被連根拔起,而堅固的全面性界定貪污權利的分類管制也牢牢生根。

相對於兩年後葉利欽面對蘇聯紅軍的場面,趙紫陽若選擇與學生一起堅持民主改革,其風險似乎較小,中國的民主自由很可能比蘇聯早了兩年。該問的是,為何葉利欽能,趙紫陽不能?

答案也許就在弗利曼聖誕信的最後一句話:「趙紫陽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這也可解釋為趙紫陽迷信中共的「黨文化」,中毒太深,走不出「黨文化牢籠」,由此可見中共的「黨文化」之威力何其強大!

由於中共放不掉一黨專政,市場開放、自由經濟根本不可能落實,如今空前龐大的外匯存底帶來的如洪水般的氾濫游資,已開始肆虐,股市、房地產炒作緊接來到,而聲勢浩大的金融風暴和經濟海嘯蓄勢待發。為使中國人民、台灣住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免受金融風暴和經濟海嘯無情摧殘,破除中共黨文化讓中國人、乃至全體地球人不受中共黨文化荼毒,讓「民主中國」早日來到是唯一正路。

怎麼辦?了解「中共黨文化」、進而唾棄「中共黨文化」,終而解體「中共黨文化」應是正解,而博大出版社出版的《九評共產黨》和《解體黨文化》這兩本書,就是最佳觸媒。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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