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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權移交﹕十年中流砥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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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日,超過50萬香港人頂著烈日,湧到港島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反對23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回歸10年來最重大的事件。(法新社)

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為《新紀元周刊》題字寄語港人。(新紀元)

在即將到來的七一前夕,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為《新紀元周刊》題字寄語港人:「反對倒退爭取民主」。走過風風雨雨的十年歷程,港人公民社會日益成熟,香港人一向都有拼搏精神,面對困難仍會勇往直前。主權移交10年來,中共政權逐步侵蝕香港的司法獨立,又違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承諾,市民一次又一次上街表達不滿,港人通過不斷努力的抗爭,一次次地抵擋住中共的侵蝕,未來在自己的手中掌握。

1997年7月1日,割讓給英國政府超過100年之久的香港,回歸中國。10年過去了,香港在國際舞台上躍升為「示威之都」,港人的公民意識日趨成熟。在即將到來的七一前夕,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為《新紀元周刊》題字寄語港人:「反對倒退爭取民主」。

在過去的10年,「一國兩制」承諾是兌現了還是失敗了?當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制訂的〈基本法〉是否保障了香港人?香港回歸10年的現狀是中共的恩賜還是港人的爭取?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

1984年12月,中、英兩國簽訂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根據該聲明,香港自1997年7月1日起,終於回歸祖國。中共政權在聲明中向全世界宣告: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及資本主義制度,將維持50年不變。1997年7月,香港回歸中國,中共政權承諾香港人50年不變,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謂的「馬照跑,舞照跳」。然而,還沒過5年,中共就食言了,包括推翻終審法庭的裁決,先後三次解釋〈基本法〉。

前香港人權監察主席夏博義回憶當年九七移交主權後香港的情況說:「回歸後,香港的情況比很多人想像的要好,很多人以為〈基本法〉只會維持數個月,然後就會變成像大陸一樣,走共產極權主義;我的好朋友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告訴我說,我可能是其中一個少數被逐出境的人,立法會議員李柱銘認為我會被監禁。我自己在想,當時我是一個人權組織的主席,他們肯定不會拘捕我,我的估計沒有錯。」

七一移交主權當天,夏博義擔任一個人權組織的觀察員,觀察了當天由支聯會發起的大遊行,從香港島的銅鑼灣遊行到中環,主題是「結束一黨專政」。

他說:「遊行一開始,氣氛很緊張,因為這是主權移交後的第一次遊行,一位很高級的警官走到遊行隊伍的前頭與請願人士握手。看到這個情景,讓我感到遊行會順利進行,最起碼在短期內香港回歸前所享有的傳統自由會延續。」10年後,夏博義說,自由是延續了,但正在遭到蠶食。

回歸前五年的所謂「平穩過渡」

回歸初期,香港人並沒有直接感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首5個年頭,有人說是「平穩過渡」。說是「平穩過渡」,也不是說沒有風浪。

1997年7月2日,泰銖受對沖基金狙擊,引發亞洲金融風暴,並引爆香港股災,由房地產和股市支撐的泡沫經濟爆破。香港經濟由高峰迅速下滑,對房地產的需求也同時急挫,加上當時特首董建華在1997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出的「八萬五」建屋計劃:每年私人樓宇單位、居者有其屋單位和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單位供應不少於8萬5千個,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共房屋的平均時間由6年半縮短至3年。結果,香港樓價在1997年10月19日的最高峰後的一年間下跌了一半,其後在1999年曾反彈兩成,但隨著「八萬五」時期所興建的樓宇陸續落成,加上種種因素,樓價在其後3年多再下跌超過四成,在2003年8月24日更跌至谷底。在這5年零10個月,香港樓價下跌七成。

因為九七問題、亞太金融風暴及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政策,致香港的樓價狂瀉。圖為2006年在旺角,一個以往最搶手的街角舖位,也空置待出租。(法新社)

「八萬五」建屋政策是董建華被批評得最多的政策之一,市民普遍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是樓價下滑的元兇。當時就有時事評論員嘲諷地說過:「馬克思發明了無產階級,董建華則製造了負資產階級。」

1998年的「胡仙案」,讓輿論質疑司法當局的公正性。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以公眾利益為理由,決定不予起訴涉嫌串謀「篤數」虛報《英文虎報》印量的星島集團前主席胡仙。胡仙案最不合理的地方,是梁愛詩對胡仙的「選擇性不檢控」,只檢控胡仙的下屬,而不檢控同案的胡仙。過去中國是「刑不上大夫」,現在香港卻是「法不控富人」。更惹人不滿的是,當局對待學生案與胡仙案卻截然相反,保安局對學生採取「選擇性拘捕」,三百多宗沒有申請的和平集會和請願活動,只選擇性地檢控兩宗,而對象都有大學生。

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法庭裁定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無需經中共公安部門審批,即可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權。其後,香港政府向中共國務院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9年6月29日進行釋法,指只有在出生時,父或母已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內地子女,才可擁有居港權。梁愛詩對以上事件的處理手法被批評導致香港法治向下滑瀉。

2000年10月,董建華於其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接納所有由教育統籌委員會提交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改革的範圍包括課程、評核機制及不同教育階段的收生制度。

層出不窮的教育改革推行了差不多7年,一直被香港市民和教育界詬病。從事教育工作40多年的司徒華形容教育改革「一塌糊塗」,他批評政府沒有順應香港出生率下降的趨勢,推行小班教學,提高教育質素,反而不斷興建新校,另一方面又加速殺校,令家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怨聲載道。

學者撰文四萬字回顧及總結

前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講師、曾出任《信報》總編輯一職的練乙錚,曾於2005年6月中在《信報》撰寫了17篇文章,名為《浮桴記》,記錄他自1998年起擔任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直至2004年7月5日被革除職務期間所觀察到的問題。

他在《浮桴記》開宗明義:「我不認為這許多的政策失誤,問題都出在董先生或特區政府身上。在政治方面,我認為錯誤的根源主要在於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時,犯了歷史性的路線錯誤」。

在經濟失誤上,練乙錚分析說:「港英時代的『積極不干預』,好比古法築橋,政府不必很懂香港和相關經濟的特質、結構和政策參數,已經可以應付裕如……董先生的介入政策實乃匹夫之勇;他只能倚靠一些他由衷認為是愛國愛港、肯承擔、道德情操高尚的血緣精英和商界奇才;結果董先生推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成少敗多,還為後來『官商勾結』的指控埋下伏線而不自知,真是可嘆亦復可憐!」

政策失誤主因北京處理失當

談到在特區政府政治方面的失敗,練乙錚認為:「特區政府的錯誤是次,北京的錯誤是主,因為影響太強勁了。內外兩害交加在香港的錯綜複雜政治環境上,香港不受重傷才怪。」

他說:「不是董先生不賣力,而是北京把題目出得太難了。北大人只管板起臉使勁地吹香港的政治冷風 ……大陸上的經濟政策變了,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服從穩定發展經濟的需要而少搞、不搞了,但異見分子還是抓,香港報刊還是禁,傳媒還是黨壟斷,互聯網頁還是審查,宗教還是打壓,手段不同而已,政治意識形態裡的命根子還是史達林那一套」。

雖然一般認為董建華任內最大失誤是八萬五,但練乙錚認為,董建華任內最大失誤是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

雖然前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已辭去官職,但她仍十分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她說,2012年落實雙普選是她和核心小組的首選方案。圖為2007年3月5日由陳方安生領導的核心小組成立。(新紀元)

問責制意在削陳方安生權力

董建華於連任第2屆任期即2002年7月1日開始推行的改革是「高官問責制」。改革後,納稅人要額外為三司十一局問責官員每年支付數千萬港元的薪酬;香港公務員最高的職位由政務司司長降為各政策局的常任秘書長;政務司司長的權力被削減,統領眾局長的權力被削去,變成無兵司令。

練乙錚分析說:「我估計,當時北京已在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問題上得出結論:不單只陳要下台,體制上還要把統領整個公務員系統包括政策局局長級公務員的權力清楚地從政務司司長手上取過來,明確置於行政長官之下。」

而陳方安生於今年6月20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亦首次透露她在2001年以私人理由請辭,原因是反對高官問責制,認為公務員只能為局長承擔錯誤,卻分不到功勞。同一天,服務香港政府30多年的廉政專員、前教育統籌局秘書長羅范椒芬因被指干預教育學院的學術自由而請辭獲特首曾蔭權接納,不過其上司、同時被指涉嫌干預學術自由的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卻安然無恙,無需承擔責任。

中共干預香港自治由暗轉明

踏入回歸後5年的2003年,對香港人來說是難忘的一年。2003年4月,由中國擴散到全世界的沙士(SARS)在毗鄰的香港全面爆發,香港人經歷了兩個多月的人間地獄,愁雲慘霧彌漫。共有1,755人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受到感染,299人病逝,1,452人康復出院(香港衛生署截至2004年1月19日數字),還有近百人仍受病魔折磨。

要面對致命疫症之餘,〈基本法〉第23條立法就如放在港人「頭上一把刀」。被港人形容為惡法的23條不但引起全香港各界人士的憂慮,國際社會也在密切關注事件。

2003年7月1日,香港發生了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超過50萬人上街反對北京就23條立法。遊行期間,香港人所表現的自律,堅決以和平方式反對惡法的決心,讓世界另眼相看。同年7月9日,23條立法建議被無限期擱置。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因而辭職。及後董建華在第2屆特首任期未滿就下台,相信亦與此有關。
 

2005年12月4日25萬港人參加爭取普選遊行。圖中紙牌所指的「阿爺」是指中共領導人。(新紀元)

2007年3月25日,由只有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成員投票選出新一屆香港特首選舉,由北京欽點的曾蔭權贏出。香港民間亦於同一天舉行全民投票,讓全港合資格選民投票選特首,結果由民主派推薦的梁家傑勝出。圖為梁家傑在民間票站投票的情況。(新紀元)

香港人以行動數次遏止倒退

司徒華認為,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算是回歸10年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也算是回歸以來香港民意最重大的勝利。行動不單只是挽回了回歸後6年的倒退,還維護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司徒華說:「香港市民很爭氣!回歸10年中,香港市民都在反倒退中不斷的壯大了公民力量,使香港社會不會出現大的倒退。」

司徒華又列舉了港人反倒退的2個事例:超過25萬人上街反對政府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以及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成功參加特首選舉。

2005年12月4日,超過25萬人上街要求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陳方安生也在遊行人群之中,她表示,自己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參加爭取普選的遊行。

司徒華說:「反對政改方案是另外一次港人反倒退行為。當時曾蔭權提出政改方案,其實這個政改方案並非民選政制的進步,很多人看不到其中細節的陰謀,該次大遊行支持了立法會內25票否決了政改方案。」

2007年2月14日,選舉主任馮驊法官裁定,梁家傑獲有效提名為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雖然梁家傑最後沒有勝出,不過,司徒華認為整個參與過程在於揭露這個制度的不合理。同時,香港人也關注了香港的大事,公民力量提高了,又是回歸以來一次港人反倒退的成功舉措。「通過競選過程,人才知道選舉是怎麼回事……可以迫使另一位候選人曾蔭權說出他將來施政要做哪些符合香港人意願的事。」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孔令瑜於2004年獲得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選為40歲以下的亞洲英雄之一,皆因她和「民陣」於2003年發起了超過50萬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展示了不可思議的人民力量。

她回憶九七回歸時,政府在社會上所營造的是一派慶祝的氣氛:「香港脫離了殖民地的統治,我們回到了自己祖國的懷抱。」然而,孔令瑜卻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沒有感覺到那份喜悅,她還記得回歸那一晚:「我有哭,我看到彭定康走的時候,我有不開心。我覺得我不想將自己的命運交給這樣一個政權,因為在『六四』的時候,它殺了我們很多的同胞。」

港府向北京負責 向商界傾斜

孔令瑜覺得九七回歸對香港的市民是一個憂慮,她說:「我們真的活生生地見到很多人的權利被剝削,而香港政府亦都真的不怕告訴你,它只不過是向(中共)中央政府負責任,它只不過是一個小圈子選舉出來的政府,亦很大膽地告訴香港市民,它不是一個向市民負責任的政府。」

孔令瑜指出,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政府派了很多人來香港「了解情況」。 2004年在籌備七一大遊行有所謂「還政於民」口號上的爭拗是「沒事找事來爭論,(有人)故意挑起事端」。接著有「愛國論」,有很多不同的中共中央官員,開始很老實不客氣地批評香港的民間運動、香港的傳媒等:「氣氛開始非常緊張,而到2004年七一的時候,矛頭也不再是講是否有07、08普選,因為人大已經釋法了,大家都好像妥協了,要面對現實了。民陣再喊07、08普選,好像人們不願再聽;也在爭拗人數的問題,轉移了我們爭取普選。」

她續說:「其實(中共)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是最不尊重一國兩制的。而香港市民和香港的民間運動,很多時都生活在一個威嚇和自我審查的情況裡面,講每一個議題,都怕觸動(中共)中央的神經。」

不過,孔令瑜指出,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政府其實助長了民間力量的興起,亦因為這個政府,它們如此獨裁,也如此小圈子、如此向商界傾斜,其實也令市民的自覺性和反思性強起來。」

孔令瑜觀察到香港的民間社會在健康地成長起來:「正是因為壓迫力越大,其實反抗力亦越大,亦都是市民對現在的政制的反省,對現在社會現狀的反省,我相信很多市民也都是掌握得到。」

2007年6月18日,香港恆生指數上升565.84點,至21,582.89。一般相信北京當局在7月1日前後宣佈一些利好的政策,以營造七一回歸日形勢一片大好的景象。圖為6月18日一名股票經紀人正在整理纏繞的電話線。(法新社)

2007年6月14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中聯辦門前焚燒吳邦國的複印畫像,抗議吳指特區政府的權力由中共給予。(法新社)

從街道上店舖的招牌,可看出香港回歸前後的部份分別。左圖攝於1972年2月,店舖名字都中英對照;右圖攝於2004年7月,大部份招牌都是中文字。(法新社)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港督彭定康(右)揮手道別。前為英國查理斯王子。(法新社)

民間力量在反思中健康成長

正如孔令瑜所說,香港的民間力量正在崛起。九七後,特別是出現民間成功反對23條立法事件以後的幾年間,很多香港人不惜「拋頭露面」上街抗議,甚至公然抗命。其中較為轟動的有支持徐嘉慎律師與港府打官司,反對政府填維多利亞海港的保護海港協會,以及最近一群關心香港歷史文化保育人士為保護天星碼頭被拆卸而進行抗爭的市民。

如果沒有發生港府不理會民意而強行拆卸有近50年歷史的天星碼頭事件,也許沒有很多人聽過「何來」這個名字。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的何來,於去年12月12日,因反對清拆天星碼頭,在鐘樓附近示威。當日下午約3時,她從電話亭爬上天星碼頭的簷篷,用美勞刀割爛及用手撕破包裹著天星碼頭及鐘樓的大帆布。她其後被拘捕。6月1日被裁定刑事毀壞罪名成立,判處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這位「天星女鬥士」說,如果要重新選擇一次,她仍然選擇這樣做,她解釋說:「因為我看到警察還是未動,如果他們是夠機警的話,就應該即時分開工人和示威者……法律賦予我們有權去示威,那我們去示威時,行動是考慮到我們不影響公眾秩序,既不傷害到人,又要表達到意見的情況下……我們也會想到做到最盡,那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去做示威的責任。」

現時何來仍積極參與保育天星碼頭旁的皇后碼頭的工作。最近,政府成功申請撥款拆卸已被評為一級受保護文物的皇后碼頭。雖然政府表示將來會另覓地點重置碼頭,但並沒有承諾時間表。由一些專業人士組成的民間團體向政府建議原址保留皇后碼頭的可行方案,卻只有建議的份兒。

何來說:「所有的技術困難我們已經全幫它(港府)處理了。有甚麼技術困難呢?就是沒有技術困難……他們(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官員)不會考慮。他們從頭到尾的態度就是不會考慮這些方案……政府讓市民去選的4個方案裡面,全部都是重置……」

擬再拆25個殖民建築古蹟

何來透露,政府還準備拆卸另外25個類似的殖民地建築物。何來指出,民間向政府爭取保留古蹟的最大阻礙力,是背後的政治取向:「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中環發展規劃裡面,另一個隱藏的議程是(興建)解放軍碼頭,讓解放軍的軍艦可以停泊。他們連自己的諮詢都沒有拿來去問我們的居民,他們就去建這些。因為中英聯合聲明裡面談回歸的時候,中環的將來發展是會包括這樣一個碼頭。這是我們最近才知道的,他們最近才講出來告訴公眾。」

讓香港人決定自己是甚麼人

談到回歸10年的感受,何來認為,回歸後,香港人有一個身份定義上的思考:「我們香港人要自己找回自己的歷史,香港人是一個甚麼模式的人種是香港人自己決定,不是(中共)中央政府幫他們決定的。」

何來認為,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應考慮到公民的權利,應該有抗衡政府去做錯誤決定的能力:「如果我們知道政府在做一件錯事時,我們不可能容許以公眾資源繼續支撐一件錯事做下去。」而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何來說,公民權利和政府運作架構之間應該建立一個可以平衡社會發展的機制:「當然這件事是很新。現在起碼暫時未有,但是不代表我們不需要做。」

回歸10年,中共人大3次釋法,當中包括否定了港人要求07/08雙普選的訴求。今年回歸前夕,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於6月6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1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他說:「(中共)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沒有明確的,根據〈基本法〉第20條的規定,中央還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

人權法律協會亞洲區執行長朱婉琪說:「吳邦國有這樣一句話冒出來,他想再一次提醒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一國的身份,一種主權上的宣示,而不是一個法律上的提醒。他再一次要告訴香港人這個「一國兩制」的本身,是中央給予香港人的一個恩惠,從香港人的角度來講,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人權警訊。這個授權,再次顯現中共想要侵入和破壞一國兩制的企圖。」

中共難阻七一大遊行成焦點

回歸周年在即,北京一方面努力營造一片歌舞昇平的氣氛,另一方面,派出大量特務到香港,打壓香港的民主派,破壞法輪功學員派發《九評共產黨》及協助中國大陸民眾退出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的服務中心,收緊中國大陸及台灣旅遊人士在七一期間來港的簽證申請;又向外輸出中共黨文化,派出解放軍歌舞團在七一期間舉辦大型匯演,企圖抹去港人對中共軍隊1989年六四屠城的憤懣;無神論的中共更為節目取名為《神聖》,讓人啼笑皆非。

今年警方對七一大遊行的主辦單位「民陣」亦諸多刁難,除了遊行宣傳品在內地遭禁印且不讓他們上街宣傳外,警方至今仍不肯同意開放3條行車線給遊行人士。更加難以接受的是,港府以早晚有回歸活動為由,要限制遊行在3個半小時內完成。孔令瑜相信,這一系列對七一遊行的限制,都是因為受到中共的壓力。

孔令瑜說:「(香港市面上)周圍都是慶祝回歸的東西,坐巴士你看到不停地在播放回歸消息,電視新聞不斷說,又有球隊來了,遊行期間他們來踢足球,然後晚上又放煙花。我們為甚麼唱這麼大的反調呢?有時我覺得有些事情是應該要做的,就是要去做……今次始終是回歸10年,而在香港的歷史也是很重要的一刻。無論只有3個小時也好,3個半小時也好,我們一定要展示我們這一份力量。我亦很肯定,這些壓力肯定是來自香港政府和(中共)中央政府。雖然有9千萬(政府搞10年回歸慶祝活動所花費的公帑)的回歸活動,但是我肯定他們的眼光和所有事的焦點,一定只是放在那3個小時的七一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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