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七大奇蹟」？ ——中性的長城和意識的藩籬

當中國媒體再次炒作作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中國長城時，這個歷史的斷壁殘垣又開始在人們的心中浮現，然而撫膺追昔，長城在給我們一絲蒼涼外，它所具備的意義已經不多了。今天的長城所具備的文化意義——現在似乎只有它仍值得我們做一些探討了。

長城是古老「中國」的一道藩籬，雖然它對外的抵禦功能差不多等於一道籬笆。這道藩籬一直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表徵。長城是和「中國」連在一起的，烽火臺和狼煙見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從開頭到結束：自秦以來的暴政開始到「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長城這道漢民族的抵禦的藩籬逐漸變成了一道籬笆。它無力抵禦任何真正想要進入它的強悍的外族。

回到長城的過去。「中國」和它之外的異域發生的那一切「不正當關係」，使長城在歷史中地位一直變得模糊不清。當中原的漢民族走上它歷史上的興盛時期之路時，秦漢時期的「中國」之外的民族還是那個世界的嬰兒，偶爾到中原掠食的流浪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的雛形。那時侯，長城可以抵禦分散的尚未真正結盟的草原民族，而「天朝」的「和親」和其他外交政策尚能對長城以外的分散民族各個擊破。在這個時候，長城顯示出了它的某種功效。它仍可視為中原帝國對外的一個有力的威懾。

橫亙兩千多年，以長城為根基，中國社會階層的金字塔結構開始成長並完善。長城不僅只具有社會層面的意義而開始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腐敗工程。同歷史上的任何其他腐敗工程一樣，長城也帶有「一般腐敗」的基本特徵：以「天朝」國家的軍事目的和利益為正當訴求，以暴力為手段，而以中飽私囊為最終目的。長城在農業大國少得可憐的「國家級」的大型工程中，它是帝國統治階級內部可以分而食之的大塊肥肉。

雖然我們無可非議出於軍事目的築長城的意義，就像我們不能改變長城外那些強悍民族的存在及其對中原威脅的既成事實一樣，長城是「中國」抵禦外侮的想像中的替代物。但同時我們還是看到了它內部的傷痛：孟姜女千里尋夫哭倒長城是老百姓對長城的善意的詛咒。傳說故事折射出人民對封建帝國的無奈，一邊他們不能懷疑這個替代物的正當性，因為長城至少是抵禦的象徵，一邊卻又對由此而至的殘忍傾軋不甘心。

一個女人是哭不倒長城的，在這個龐大的國家權力表徵的龐然大物下，孟姜女是千千萬萬個不甘心就範的小老百姓的縮影。她倒不是懷疑長城的意義或目的，而是對自己覺醒的追求，儘管那時侯她的覺醒不會給她帶來任何收穫。同長城下面的累累白骨略不同的是，她作為一個經典故事而流傳了下來。姻情也罷、家庭也罷，在中國是如此的重要，長城卻沒有能保護她（他）們，這不是長城的錯。

在世界文明史上，北方的騎射民族曾統治這個世界長達一個世紀。自宋以後的「中國」天朝的衰落，「中國」開始成為一個「老大帝國」。歷史的消長開始傾斜到長城之外的遊牧民族，「草原帝國」憑藉無與倫比的遠距離征服力使歐亞多數國家淪為臣民，有沒有長城這道藩籬對他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作為最先被征服的中原，長城的藩籬倒更像是一道惑人的誘餌，隨著大草原的兒子成吉思汗的誕生，一個橫跨歐亞的「草原帝國」開始出現，長城阻擋不了它的出現，更阻擋不了它的發展。

長城是中國歷史中戰爭和暴力記憶流傳至今的遺物和最切實的見證。作為冷兵器時代的「冷戰」產物，它介於粗獷的「外夷」和柔順的中原腹地之間。在成吉思汗的眼裏，長城變得柔順並開始成為了一道籬笆。從那時開始，長城的抵禦「外寇」的象徵意義大於它的實際意義；從那時開始，陰柔的中原或「中國」開始變得像一個女人，對於粗暴強悍又擄掠成性的「外寇」來說，長城不過是一件漂亮的衣衫，剝開它就露出了「中國」和中原的肉體，成吉思汗和他的孩兒們在踏平了烽火臺後，發現的是一個如此美麗豐饒的國度，垂涎已久的夢想在變成現實後，竟是如此的誘人。

戰爭是強者的邏輯。藩籬在鐵蹄下已然沒有了多少意義，但長城內的中華大國作為一個「准民族性」的存在（這個民族的性格從來都不單純）卻並未輕易臣服。長城的狼煙在變成了成吉思汗的炊煙後，這個馬背上的皇帝最後卻發現「中國」儘管膏腴遍地，但要真正征服他們卻並不是那樣容易。人民都知道中國能真正抵禦外族的不是長城，而是它的千年歷史和文化。藩籬是容易攻破的，但長城內的「中國」卻是如此的柔韌和頑強，遠不是草原帝國騎手們可以輕易征服。

於是「中國」的「包容性」現在開始突現，長城可以是籬笆，但千年淬鍊出的中華文明卻不是籬笆。這也就是柔韌勝剛強的道理。長城內一個統治階級被另一個統治階級所取代，然而中華民族還在，它的文化向心力卻使得草原帝國最後「臣服」。千年以後的成吉思汗和他的草原帝國已經消失，作為替代物的長城也已被戰亂焚毀漸盡的時候，「中國」還是劫後重生了。

如果長城的藩籬可以維持漢民族自給自足的生活而不虞外犯的話，長城本來應該是「中國」的一件好事。想著有這一道屏障，人民可以在中原地帶依然故我，男耕女織，「種自己的菜園地」，農業大國的臣民們在給上級交夠了租子後，也努力可以做一個小康的夢，雖然這個夢在兩千年來，在長城內從沒有真正實現過。這同樣不是長城的錯誤，中性的長城只是一個替代物。

然而長城內外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卻從來沒有能夠超越既往的藩籬和內心的屏障。引領中國歷史走下坡路的第一人朱元璋和他的朱明王朝，把長城推向了極致：除了旱長城更有水長城，因重建而顯龐大的明長城無非是它內心虛弱的極端體現。一個柔韌的民族不能犧牲和沉埋於外族的侵入，卻仍被荼靡於宦官的陰毒。因為走不出「興盛與危機」，人們不能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吳三桂把大好河山拱手相讓於異族，來自北方的多爾袞再次越過這道籬笆，走出盛京，抵達「中國」。長城又再次被犧牲了一次。

歷史的興亡之嘆已與長城無關，佇立在中原之外的長城是中性的。今天當人們為旅遊的目的在長城遊覽時，長城作為中國藩籬和屏障的意義已經消失。作為風景的長城在人們的視野裏顯得是如此的單薄。站在長城上，人們可以看見的並不是那麼尖銳的高山、平原，北方在哪裏呢？視覺所在，對我們所面對的歷史文化方位感到迷茫不解。北方並未消失，但長城所帶來的「分界線」已不明朗，追尋風景的人民沒有能夠理解歷史深處已經提供的答案。

「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內外是故鄉。」作為中國人心中的一道藩籬，長城的意義還是中性的。腳下的長城自身不能給我們提供答案，超越長城給中國人帶來的藩籬意識，需要我們超越自己。確定一個民族的文化方位同樣不是那樣容易。現在風景已經消失，長城給我們帶來的是另一些它之外的思考。

轉自「自由聖火」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