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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奴工現象的制度性思考

最近輿論痛詬山西臨汾窯廠奴工事件,眾多論者從人性、山西地方特色等各個角度做出了深刻的評論。但筆者卻想指出,奴工現象並非只存在於山西,從二○○六年十一月至今年四月,《民主與法制》雜誌記者張君、劉立民對河北臨西的同類現象作了一系列報導,如《河北臨西驚現殘疾「包身工」》、《來自大巴山的血淚控訴》、《黑磚廠裏的「少女性奴」》。那些工人的遭遇與山西臨汾奴工遭遇堪稱伯仲之間,少女性奴的境遇更是悲慘。只是陰差陽錯,河北的奴工現象被淹沒在海量的信息之中,而山西臨汾的奴工事件:一則因為有大量外地媒體與互聯網介入;二則有奴工原籍河南省政府出面籲請中央政府干預,才終於掀開這黑暗、令中國人蒙羞的罪惡一頁。

將兩組報導比較起來看,這些役使奴工事件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第一,這類血汗工廠以掠奪超高額利潤為目標。河北臨西汪江磚廠的老闆與包工頭奴役的是一群聾啞或智障殘疾人,而山西黑磚窯奴役的是八至十三歲的孩子,都是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人群。而掠奪這些人群的勞動,可以比一般血汗工廠搾取更多的「剩餘價值」。

第二,奴役者多是當地的頭面人物。如汪江磚廠的老闆是連任幾屆汪江村黨支書的葉長貴,其磚廠佔地一百多畝,就建在運河大堤旁,長年取大堤之土造磚。山西臨汾的那些窯主在當地也屬於有錢有勢之人。

第三,山西臨汾與河北臨西的地方政府均成為這些奴隸工廠的保護人。葉長貴的行為首先是違反了〈殘疾人保障法〉與勞動法,迫使少女當性奴更是違反了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取運河河堤之土造磚也違反當地河堤保護的法規,但他的磚廠就這麼地開辦了多年。

據披露,在臨西縣此類黏土磚廠有上百家,僱傭殘疾人做苦力是普遍現象。用當地人的話來說,這些「磚廠老闆大多有錢有勢,政府有些官員和他們穿著連襠褲,老百姓不敢得罪他們」。而山西臨汾更絕,勞動監察部門涉嫌倒賣童工,當地警方更是多方偏袒這些窯主。據曾三次赴山西採訪的河南電視臺記者付振中披露,在山西運城和晉城一帶,這類窯廠至少有一千家以上,很多窯廠主都從人販子和黑中介手中買來窯工,以搾取超額利潤。付振中指出,「我們去過的這些黑窯廠,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

第四,山西、河北都有為數不少的地方媒體,不可能對當地存在數年之久的奴工現象毫無所聞。但最後揭露這些現象的卻不是本地媒體,河北臨西的奴工現象由《民主與法制》雜誌揭露,而山西省的卻只能由河南省的記者出馬。

這些事件披露後,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媒體報導時照例在批評地方政府的同時,讚揚中央政府。但這些分析無法解釋英明的中央轄下何以出了這麼多惡劣不堪的地方政府,而且這些地方政府與惡勢力勾結牟利的方式亦如出一轍。

對這類現象不應止於批評層面,必須思考為甚麼所有能對地方惡勢力形成制約的力量均成為缺席者。地方媒體的沉默主要是出於制度性約束,沒有媒體的負責人敢去揭當地政府的短,更何況山西還有高勤榮因揭露政府噴灌工程造假而身陷囹圄的事例在前。民眾的麻木與冷漠則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在政府不作為或為虎作倀的情況下,不可能指望無權利的民眾能夠大義凜然地充當先出頭椽子。唯一真正可以制約這些地方惡勢力的是政府,但政府官員們卻與這些惡勢力沆瀣一氣,形成利益共盟,從而使得政府管制缺位。

應該說,中國的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工人、殘疾人、婦女兒童,在法律禁止的情況下,這類事件卻屢屢出現,只能說政府的管制能力已經出現嚴重的危機,法律已經無法約束社會菁英群體,只能成為政府用來管束無權者的工具。

最後,請論者不要再為中央政府開脫了。因為在政府管制能力嚴重下降的同時,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強,政治高壓、特務控制、警察統治等成為近年中央政府三管齊下的「重要」制度建設,其目的只是用來對付民眾日益覺醒的權利要求。而扼制民眾的權利要求,其實就是對權勢者掠奪民眾的縱容。

轉自《華夏電子報》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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