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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之子 不死於盜賊

高風險投資要先買保險

了解船舶保險的人知道,近年在公海上武裝搶劫的海盜行為有升高的趨勢,尤其在印尼海域與南中國海發生的海盜事件,顯現這個區域的治安敗壞問題嚴重,使人憂慮。可是東南亞海域是東北亞與印度、中東及非洲與歐洲船運的樞紐,為了貨物運送,船舶必須繼續通行,不得已,只有事先買下高額保險,使風險分散。若認為自己沒有那麼倒楣,想試試運氣省下保費,只要遇上一回,可能就是公司倒閉、傾家蕩產的結局。因此海運業者絕不會不投保,除非航線的風險太高,海事保險業拒保。那麼海運業者就應該割捨高風險的航線,因為有些錢是不能賺的。

台灣新光吳家以產險業起家,對風險的評估與避險的安排,應該比一般人有更專精的認識。但讓人跌破眼鏡的是,新光吳家這一回竟然做了錯誤的風險評估,在北京遇到強盜。

台商冒高風險投資大陸 可惜沒有保險可買

風光投資「北京新光天地」,新光少東與卅幾名台籍幹部在八月二十六日無預警的被解職與失去人身自由。對於吳昕達為何被監聽、監控與限制出境,大陸方面第一時間傳來的理由是吳昕達與台籍幹部涉及「收受工程回扣」以及洩露「國家重大商業機密」等犯行,因此吳昕達才會於二十六日準備返台時,在北京機場被公安帶走。若不是新光在台灣的名氣可能帶來指標性的政治效應,中共國台辦也不會快速介入,解除出境限制,讓吳昕達在九月一日下午返回台灣。

中共慣用「名譽上鬥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毀滅」鬥爭三部曲,對於吳昕達與台籍幹部的指控,只是坑殺新光在「北京新光天地」投資的第一階段動作。一家百貨公司幹部能夠洩露什麼「國家重大商業機密」?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共司法「公檢法」三點一線,向來只講政治勢力不講法治,新光的「合夥人」──中國華聯集團是中國國有企業,換言之,這一趟新光吳家根本是與中共政權的某股勢力正面交鋒。原本在「北京新光天地」,新光與華聯各佔了四席董事,如今華聯以二百名「保全」進佔公司,強制取得經營權,卅名台籍幹部全被撤換。表面上新光仍是「北京新光天地」的股東,帳面上仍有股權與投資存在,但任何一個經營過公司的人都清楚,在一家閉鎖形的公司,經營權就是一切。失去了經營權,就對配股、分紅、處分資產、人事任命都失去了控制權,也無法防止掌控經營權者的不法掏空。當然,接下來製造假資料栽贓前任經營團隊,也是輕而易舉之事。

是什麼因素讓華聯低頭道歉?

新光事件後,不僅台灣朝野譁然,國際媒體也廣泛的報導此事。民眾突然知曉十年來台商在中國投資被坑害的案例有上萬件,被無端關押的台商目前還有二千人。媒體關注被害台商一個個血淚交織的案例,新光事件裡損失最慘重的不是新光三越,而是中共。於是,在十一天的「高層施壓」後,不僅國台辦介入此事協商,吳儀更聲明此案要以「超出商業常規辦理」,然後在新光三越老董事長吳東興的親征之下,華聯吉小安低頭道歉,雙方簽下一張A4的協議書,華聯同意讓卅名台籍幹部逐步復職。

新光三越暫時得到這樣的優遇,得力於媒體的大量曝光,絕非華聯或中共突然良心發現。如果今後媒體不再關注新光案,以為新光事件已經「圓滿解決」,那麼新光的投資還是可能「黃了」。因此新光三越與媒體的關係變得非常重要,站在新光三越自身的利益,必不能閉門謝絕媒體。

新光一案給人們真正的教訓是什麼?

在盜賊橫行的十五世紀,加勒比海是美洲的海盜天堂,因為那裏沒有法治,所以被稱作「冒險者的天堂」。在廿一世紀投資者的眼裡,今日的中國也像是個冒險者的天堂,但冒險取財是流氓匪徒從事的勾當,儘管再有利可圖,一個富家少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天地遼闊,實在沒有必要為了圖利而委身於盜匪之中。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這句話出自於蘇軾的《留侯論》。秦滅韓後,張良挾亡國之恨,變賣家財尋求刺客,製作重達一百二十斤的鐵椎,在博浪沙與力士企圖狙擊秦始皇未遂,之後幸而不死逃往下邳藏匿。張良有奇才,被譽為中國史上的「謀聖」,劉邦稱其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是不世出的謀士。西漢建立後,張良因功被封為留侯,任大司徒。

蘇軾認為張良出身戰國七雄韓國貴族世家(其祖父與父相繼為五任韓王之相,有「五世相韓」之稱),以蓋世奇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輔佐賢君),竟然以千金之軀涉險,而走荊軻、聶政的刺客之計,實在是判斷錯誤、欠缺忍功,不愛惜自己。因此圯上老人才會故意「倨傲鮮腆而深折之」,見張良能屈身為其拾鞋,知其今能有所忍,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才授以神物──致勝兵書。

蘇軾認為「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此與論語泰伯第八第十三章孔子所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其旨意。士君子安身立命進退有據,不應該到危險動盪的地方去。天下若太平,就出去做事,把自己的能力貢獻天下;天下若不太平,就該自己束手,不要和殘暴的統治者合作。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孔子更進一步申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意思是說,如果天下太平,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竟然貧困交迫,是非常可恥的,必有應該自我檢討的過失;但如果天下不安,一個人竟然能享有異於他人的富貴,也是非常可恥的,因為此人必有失德不當之處。

百貨業對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有精確的統計資料與第一線的敏感性,因此新光三越應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國貧富懸殊的狀況,社會財富集中在何處以及哪些特定「族群」的手中。在這些條件下,新光三越選擇了在北京與「官商」的北京華聯集團成為投資夥伴,開立專賣名牌精品的頂級百貨公司。這項投資決定本身就說明了許多事。北京華聯集團的「官商」身份必為這個投資案帶來相對的「便利條件」,比如指定圈地(百貨業的成功要素前三項:地點、地點與地點)與快速拆遷(這些成本已由北京的百姓承受支付),否則新光三越也不會選擇華聯。

在評估投資風險時,新光三越的主事者必然知道(否則就有失職守)許多台商在中國被坑害的案例,只是評估之後自信這些慘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罷,不然也不會決定投資。吳家在台灣富過三代,卻到北京與虎謀皮,結果少東吳昕達倉皇逃回台北,不得不請出老父出馬談判。媒體救了吳昕達一把,但也將他所受的恥辱昭告世界。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在中國各地監所裡,無端被關押的台商還有二千多人。這些人沒有新光三越的知名度,也得不到媒體的報導與關注,所以沒有吳昕達的幸運。一個不講法治的社會,固然是冒險者的天堂──拆遷民房圈地建廠,只要有關係,什麼都沒關係。「社會主義的效率」讓來自講究法律社會的投資者驚豔。但農民失地、民眾失屋,正是蘇軾所說的在暴秦統治下「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但他們只是第一線的被害者;身懷千金的台商,不知避秦,反而攜重金自投虎口,成為最後被宰殺的肥羊。千金之子,招此恥辱,何苦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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