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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說「民主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

自從謝韜先生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石破天驚地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以來,海內外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紛紛加入討論,筆者也不揣淺陋在《觀察》網站上發表了〈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現將筆者有關觀點論述如下,請廣大海內外讀者評論。

一、「民主社會主義」不等於「社會民主主義」

謝韜先生提了很大篇幅論證「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並將「瑞典模式」稱為「民主社會主義」典範,大聲疾呼「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中共仍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今天,不得已打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旗號,提出全新的理論,為中國社會尋找發展路向,「耿耿救黨之心」(其實是救國家救民族),用心良苦。但是,竊以為無論從政治意義上還是經濟意義上都行不通。

首先,從政治意義上說,「民主社會主義」不等於「社會民主主義」,儘管祇是排列不同,其實質卻南轅北轍。以筆者理解,所謂「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上加上某些民主的內容,本質還是社會主義。若果如謝韜先生所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都算作是「民主」,那麼這個所謂「民主社會主義」就更不值得我們憧憬了。而所謂「社會民主主義」本質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民主主義,發展至今就是自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毫不相關。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內容是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制),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是議會政治(多黨制),階級和諧,普選和三權分立,市場經濟和私有制。在在都適得其反,因此,根本就不應該相提並論。

其次,「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不成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蓋因民主和社會主義是兩個互不相容的概念,不可能共存於一體。眾所周知,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是無產階級專政和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意味著執政黨及其領袖擁有無限擴張和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只有這樣才能進行「專政」。在這樣的社會裡,一切都是「黨」說了算,連政府都不過是一個擺設,談何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公有制,民眾喪失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失去了獨立的經濟地位,必須依附「黨」和國家才能生存,一旦喪失了經濟權利,必然喪失政治權利,包括人權,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能有真正民主的,因此,可以說「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個偽命題。

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阻礙經濟發展

再從經濟意義上說,居住在瑞典的茉莉小姐和親自到北歐考察的許行先生均認為,與其稱瑞典為「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不如稱為「人道資本主義」或「福利資本主義」國家更合適。只不過曾經長期由起源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執政,執政期間又實行富有社會主義色彩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因而被中國的知識份子善意地誤讀成「社會民主主義」而已。茉莉小姐說:「儘管是世界上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會,但是瑞典從來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據許行先生考察,瑞典人若月入兩萬二千港元,稅率已達到45%,最高稅階竟高達88%,同為發達地區,香港人若月入兩萬二千港元,薪俸稅僅為瑞典人的四分之一(香港薪俸稅率從2%到25%,標準稅率僅16%,利得稅率僅17.5%),二零零五年瑞典總稅收占國民生產總值高達52.1%,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本國人為了避稅,提前退休或曠工:據瑞典統計局公佈,二零零五年有四十九點五萬人提前退休(瑞典全國人口僅九百萬),企業常年曠工率超過20%。而且因為稅率採取累進制,收入越多則要按越高的稅率繳稅,為了逃避高一級的稅率,人們不想晉升,不願意加班工作。據曹長青先生「保守主義在全球的勝利」一文說,瑞典付薪假期居歐洲之冠,全國有幾乎一半的人口(四百萬人)不是「休病假」就是領取各種福利,造成了一種毛澤東中國時代特有的懶人現象,「只要說身體不適,醫生就開假條」。同時,另一方面外國移民紛紛湧入,僅二零零六年就有九點七萬人,占全國人口1%多。由於徵稅太高,企業及個人辛勞所得,一大半要上繳國家,嚴重挫傷了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企業不願投資,就業機會自然匱乏;個人不願工作,生產效率自然降低。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5.9%,全民失業率近40%,結果造成惡性循環,經濟嚴重萎縮。

結果在全球自由化市場浪潮的衝擊下,五個北歐「社會民主主義」國家中的四個執政黨下了臺,其中包括在瑞典長期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由主張改革福利制度的保守派取而代之。年輕的瑞典右翼聯盟新首相費爾德去年九月上臺後,就開始實踐他的競選諾言,先是在今年三月底承諾取消對個人除房產以外的其他資產徵收財富稅,緊接著四月三日就宣佈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取消對房產徵收財富稅。同時減少向失業人口發放福利金,下調所得稅稅率,降低新公司創立門檻等等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希望能夠用漸進的方式改變長期實行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重新融入世界自由經濟的軌道。瑞典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埃克隆指出:「稅率已到極限,國家效率必須改進」,他表示,北歐國家逐漸融入「歐洲主流」,獨有的特色必將淡化。法新社稱瑞典與「福利國家」漸行漸遠,自由主義經濟正在復活;新加坡《聯合早報》五月二十八日以〈民主社會主義破產——北歐四國逐步廢除福利制度為題〉,對此作了詳細報導。

三、「瑞典模式」不適合現階段中國

很明顯,在這樣的情況下,信息閉塞的中國知識份子仍然將「瑞典模式」視作挽救中國的首選良藥,無異是開錯了藥方。

謝韜先生說,「瑞典模式」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產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段話,其實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沒有甚麼區別。可是,將近一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無論是過去的蘇聯和中國,或者今天的瑞典,都祇是烏托邦,根本實現不了。

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失敗就不用說了,他們從來未能真正調動過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去有效地增加生產,發展經濟,整個社會長期處於極端貧窮和匱乏的困境。為了實現他們「平等」、「共產」的理想,唯有劫富濟貧,將本來就十分脆弱的資本主義經濟扼殺於搖籃之中,將本來就不富裕的資產階級有限資產充公,將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他們以為這樣做就可以建立一種新的生產關係去解放生產力,讓「生產得到極大的發展,思想覺悟得到極大的提高,從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殊不知結果適得其反,被他們「解放」了的工人農民不但一無所得,反而失去了原來僅有的個人財富,他們名義上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不過是國家的奴隸,真正的國家主人卻是掌握了一切資源的各級官僚,民眾的生產積極性被徹底窒息,整個社會經濟大倒退,陷入崩潰邊緣。

在貧窮的國家如此,在富裕的國家瑞典也未能實現謝韜先生上面所說的共同富裕的理想,原因何在?原因在於要想讓窮人變成富人,必須極大釋放社會生產力,極大地發展經濟,讓「社會財產總量不斷增加」。即是首先要把國家經濟這塊餅儘可能地做大,而不是在這塊餅很小,或者初具規模的時候,就忙於去平分這塊餅。人生來智力、體力、能力各不相同,而且各人命運際遇也千差萬別,因而各人對社會的貢獻勢必有大有小。可是,高稅收高福利這種平均主義和「吃大鍋飯」的共產主義政策,卻無視這種差別,企圖用「二次分配」的辦法達到「平等」的目的,其結果只會獎懶罰勤,極大地挫傷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事實證明,這種政策正是發展生產力的天敵,凡是採用了的國家,無論貧富,統統都會令國家經濟陷入困境。

筆者在〈質疑吳稼祥的「中國版民主社會主義」〉一文中說過:「(瑞典的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因為他們是富裕社會,多數人養少數人行得通;中國是一個貧窮社會,靠少數人養多數人行不通。」在瑞典這樣人均GDP高達兩萬多美元,全國僅九百多萬人口的富裕國家內,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尚且招致經濟停滯的結果;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人口占80%,人均GDP僅一千多美元的十三億人口大國裡,如果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有何後果?可想而知。即使將最富有的10%人口的90%財產都徵了稅,平分給其餘的90%人口,每人也分不到多少,這樣做,能提高生產積極性嗎?國家經濟能夠向前發展嗎?筆者不是籠統地反對福利政策,只是反對高稅收高福利,主張在國家經濟能力許可的範圍內,效仿香港設立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廉租屋、政府醫院、綜合援助金),而不是摹仿瑞典大手筆的,結果勢必被濫用的全民高福利。

四、中國的出路在於自由資本主義

中國漫長的五千年歷史中,除了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六年僅有短暫十年,從來沒有過一段完整的穩定的自由資本主義發展時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雖然在共產黨叛亂,國內戰爭不斷,外敵入侵的惡劣情況下,由於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國家經濟仍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可惜這段黃金時期祇是曇花一現,一去不返。現在中國名義上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官僚資本主義,這是一種壞的資本主義。經濟表面上的高速增長,建立在官商勾結,化公為私,濫用資源,破壞環境之上,少數官僚資產階級以權謀私,巧取豪奪;普羅大眾面對居住、教育和醫療三座大山卻生活艱難,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好的資本主義,可以極大地發展生產力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筆者在上述的同一篇文章裡說過:「與此相比,筆者寧可選擇自由資本主義,讓我們中國也獲得一個從未有過的自由資本發展時期,讓億萬人民完全放開手腳,在公正公開的社會制度下各盡所能,各顯神通,公平競爭,以我們中華民族的聰明勇敢,勤勞刻苦,國家經濟和國民生活一定會突飛猛進,待中國進入富裕社會再實行『社會民主主義』不遲。」

在這方面,同是華人社區的香港和台灣提供了最好的範例。特別是香港,繼承了英國殖民統治良好的法治基礎,和「小政府、大社會」的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以低稅率和自由港政策聞名於世:資金自由流動,沒有外匯管制,免稅進出口;稅制簡單,稅率僅高於愛爾蘭的12.5%,在發達國家和地區中居第二低,所以能夠連續十三年被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系第一名,和連續多年被評為最具競爭力第二名。香港人均GDP高達近三萬美元,占世界第十五位;人均財富達二十多萬美元,為世界第一。以一個僅一千平方公里的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蕞爾小島,能夠取得如許成就,被世界經濟學界譽為「香港奇蹟」,實在堪稱華人經濟發展的典範,與其遠道取經並不成功的「瑞典模式」,不如就近學習舉世公認的「香港奇蹟」。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四日,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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