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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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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聖火傳遞大使,原東德運動員,曾創下四人百米接力世界紀錄的運動員茵尼斯‧蓋博爾(Ines Geipel)教授(右)在雅典的人權聖火點火儀式上,從手舉聖火火種的由於中共的迫害而失去父親陳法度(左)手裏,接過人權聖火的火炬。(記者曹工攝影/大紀元)

二零零五年八月,一位前東德運動員要求德國田徑協會把她的名字從世界紀錄保持者的名單中除去,因為當年東德政府系統的讓運動員服用興奮劑,而她就是在不知內情的情況下吃了興奮劑,才創造了這個世界紀錄。為了讓體育保持純潔,她放棄了世界紀錄保持者的頭銜。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八日,在德國柏林奧林匹克運動場前,她蹲下身來,從七歲的中國女孩陳法度手裏接過了奧運人權聖火的火炬,準備為自由中國而跑。為了讓奧運會不被專制、酷刑迫害污染,保持純潔,她出任奧運聖火接力傳遞德國大使,抵制中共要舉辦的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年近五十的時候,她又一次跑接力,但這次是為了中國人的人權。

她就是前東德短跑健將茵尼斯‧蓋博爾(Ines Geipel),現在的她是作家,並在柏林表演藝術大學擔任教授。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前的燭光晚會。(大紀元)

田野中奔跑的女孩

一九六零年,蓋博爾出生在被譽為「德國綠色心臟」的圖林根森林(Tueringer Wald),在質樸而又散發著浪漫沉靜氣息的鄉村裏,蓋博爾度過了她生命的前十七年。

「那裏的生活很平靜,但對我來說,有點兒沉悶無聊,我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愛好,所以我就經常在田野裏奔跑。那時我參加了很多周圍地區的運動會,什麼專案都參加,一百米、兩百米、四百米、跳遠……我得到了這麼多獎牌,都抱不過來了。」 蓋博爾一邊笑,一邊兩個胳膊在腹前做出了一個合抱的姿勢,「那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到過世界上還有違禁藥物這個東西。」

違禁藥摧殘的運動員

蓋博爾十七歲那年,她的運動天份被東德當局發現,在田野中自由自在奔跑的日子結束了。蓋博爾來到了當時東德的耶拿(Jena),接受正規的田徑訓練。當時東德最大的生產違禁藥物的廠子也在耶拿。

「別的運動員最早從十一、二歲就開始在那裏訓練,我到那裏的時候已經十七歲了,我總覺得自己來得晚了,要盡快趕上。後來我才知道,來晚了其實正是我的幸運。」

在運動隊裏,所有的運動員們都被要求吃一種「補充體力的維生素」,蓋博爾也不例外,「如果在比賽前吃這種『維生素』,比賽的時候就特別亢奮,成績也特別好,但比賽結束以後,這個亢奮勁兒就過去了,就一下子陷入了一種憂鬱,甚至是絕望的狀態,而且我還受到神經性貪食症的折磨,就是不能控制的狂吃,然後就狂吐。」

在吃了興奮劑的情況下,一九八四年,蓋博爾和三名隊友創造了四二點二秒的女子四人百米接力世界紀錄,現在這個紀錄仍然沒有被打破。

體育強國背後的殘酷

使用違禁藥物並不只是蓋博爾一個東德運動員,而是在東德當局的支援和威脅下,所有的東德運動員都服用藥物。

從一九六八墨西哥城奧運會到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在短短二十年間,當時的東德共獲得五百一十九枚奧運獎牌,尤其是女運動員在游泳、田徑等奧運金牌大項中曾經傲視群雄。如果不按獎牌總數,而是以人口比例計算,東德所獲得的獎牌數量是蘇聯的十倍,美國的十三倍。當時被稱為「體育神話」,直到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下後,東德體育的內幕才逐漸為西方國家所知。

二零零六年,德國體育科學研究所公佈了一份由洪堡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史比策所寫長達七百多頁的調查報告,揭示了這個「體育神話」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這份經過十年的調查才寫出來的報告顯示,違禁藥物(興奮劑)「成就」了這個「體育神話」。

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東德國家安全局定期給運動員服用合成代謝類固醇和口服激素等違禁藥物,他們對運動員們說,這只是「提高成績的維生素」。報告中指出,東德每年給運動員派發至少二百萬片合成代謝類固醇。甚至在幼兒體育中,就開始將類固醇與食品混在一起給孩子服用,很多孩子毫不知情的吃了下去。

史比策的報告中還指出,在東德國家安全局的指使下,當年至少有萬名東德運動員長期服用各類違禁藥物,造成至少一百名運動員死亡。根據史比策的推測,由於使用違禁藥造成身體嚴重受損的前東德運動員至少有一千人。他們當中有的身體發生異變,女性選手聲帶變粗、痛經等,還有人得了癌症或生育畸形兒。這裏還沒有算上症狀比較輕的。

一個典型例子是安德烈‧克里格(Andreas Krieger),「他」原名海蒂,一度是東德著名的女鉛球運動員,曾經獲得歐洲鉛球冠軍。一九七九年,當「他」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時,被選入東德田徑隊。此後,除了每天艱苦的訓練外,「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服用大劑量的男性激素,開始聲帶變粗,出現男性特徵。最後,當「他」成為著名女子鉛球運動員時,「他」的身體也垮了。

一九九七年,因長期服用男性激素的後遺症,「他」的身體和情感都傾向於男性,「他」不得不做了變性手術,現在每個月必須注射男性激素,這對「他」的身體造成極大的傷害。

「體育強國」常被東德政府稱為「民族崛起的象徵」,鞏固了德共的執政合法性。而它的背後是無數被剝奪了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德國運動員。

政治原因中斷體育生涯

「我還算是幸運的,我進運動隊的時候已經十七歲,可以算是一個成年女性了。到了二十五歲的時候,又因為政治因素,我提前結束了我的運動員生涯。所以我因為服用興奮劑而帶來的症狀沒有別人那麼明顯。」 蓋博爾說。

一九八五年,在蓋博爾和她的隊友一起打破了女子四人百米接力世界紀錄一年以後,她在一次國外比賽期間打算離隊,留在西方。蓋博爾回憶道:「我在墨西哥愛上了一個人,但我是東德人,當時我們之間是沒有任何希望的。所以我打算離開東德,去和我的愛人一起生活。

但是我的離隊計劃被一個隊友告發了,我沒有逃跑成功,反而被東德當局認定有政治問題,回到東德以後,還受到了政治審查。」 

當時的麻煩還不止這些,蓋博爾接著說:「我有一些朋友和共產黨政權的意見不一樣,大概東德當局覺得我這個人太麻煩了吧,他們就想讓我離開田徑隊。但是我的運動成績很好,他們得找個藉口讓我走。有一次,我不知道什麼原因肚子痛,他們把我送進了醫院,開了刀,自那以後,我的身體狀況就不允許我參加比賽。至今我也不知道當時肚子痛是怎麼回事。」

這些事情當時的蓋博爾並不清楚,她一直以為那是一次正常的住院治療,直到東德倒臺後,祕密文件被解密了,她才發現,原來這次「治療」是事先安排好的。

學習德國文學 成為作家

前東德短跑健將茵尼斯‧蓋博爾(Ines Geipel),現任柏林表演藝術大學教授。(Getty Images)


二十五歲就被迫中斷了運動員生涯,蓋博爾因禍得福,因為她的身體沒有被興奮劑摧垮,而且生活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篇章,她開始進入大學學習德國文學。「在我當運動員的時候,訓練比賽完了,晚上回到住所,坐在床邊,我覺得內心如此的空虛。離開體育以後,我就選擇進入大學的德國文學系學習。」

四年後,就在她將要畢業的時候,平靜的大學生活被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槍聲打破。當時,她在電視裏看到了天安門廣場學生遭到中共當局鎮壓的畫面,儘管當時的東德政府對中共採取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表示支援,蓋博爾卻和一個同學一起在大學的食堂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上面寫著:「德國同學們,不要視而不見,我們應該支援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學生!」這一紙宣言給蓋博爾帶來了麻煩,她因此被學校開除,又被反覆審訊。

蓋博爾選擇了逃亡。就在柏林牆倒塌前的幾個月,蓋博爾和成千上萬的東德人一樣,從匈牙利轉道,逃離東德,到了西德,並在西德完成她的學業。蓋博爾從此脫離體育行業,成為一名作家。現年四十七歲的她在柏林表演藝術大學擔任教授。

為了一個純潔的奧運


「當今中國發生的事情和當初在東德發生的事情沒有什麼區別,同樣存在著國家支援的服用違禁藥物的現象,這是利用人的身體對體育進行褻瀆,人的身體成為工具,奧運會完全失去了它的意義。」 蓋博爾評論道。

「還有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對西藏人的迫害,對所有中國人的思想控制……這些都是在極權國家才能發生的事情。從我的親身經歷,我知道生活在共產極權社會意味著什麼。」蓋博爾回憶道,在得知人權聖火全球傳遞的活動即將舉行的那一剎那,她就清楚地知道:「我要為一個自由的中國參加路跑。」

德國聖火傳遞大使茵尼斯‧蓋博爾(Ines Geipel)教授舉著火炬,牽著剛滿七歲的陳法度的小手,領隊路跑。(記者曹工攝影/大紀元)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八日,在柏林奧林匹克運動場外舉辦的奧運人權聖火接力儀式上,蓋博爾從七歲女孩子陳法度的手裏接過了從雅典傳來的人權聖火火炬。六年前,陳法度的父親因為修煉法輪功被迫害致死,六年來,法度的母親帶著她,走遍了世界四十五個國家,呼籲幫助停止迫害法輪功,為的是不要讓別的孩子再遭受陳法度的痛苦。

從法度手裏接過火炬,蓋博爾充滿信心:「在人權問題上,我們一定會取得了具體進展。為此,奧林匹亞是一個機會。我們一定會利用這個機會。我們帶著對自由中國的希望起跑!」◇

自願參加人權火炬傳遞的德國民眾開始第一程路跑。(記者吉森攝影/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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