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紀元周刊|和您攜手,共同走進新的紀元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和大陸維權

一九七三年,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區的一家銀行,突然遭一名越獄犯人闖入,挾持了四人後與警方僵持對抗了130個小時。起初兇犯還心狠殘暴氣焰囂張,被劫持的受害者隨時都有可能被暴力扼殺。瑞典警方為保護受害者採取了心理勸導和高壓威懾的軟硬作為,奇蹟發生,歹徒幡然悔悟良心發現主動放棄了罪惡的邪念,保證了人質的安全獲釋並毫髮未損。然而所有的受害者在事後並不痛恨歹徒,在這麼長時間的心理折磨下,他們逐漸對犯人產生了同情的認同與人性的感激,甚至有崇拜的心理,認為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反而還周全的照顧了他們,且衍生出休戚與共的依賴現象,認為彼此的命運是不可分的,開始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建立救援基金,花錢請律師為劫持者脫罪, 心理學研究者稱之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這個啼笑皆非、顛倒是非的典型案例,在今天我們來思考既有他存在的合理性與可能性,也有他存在的反人類性和蔑視公權對社會基本規則的危害性。

在這個案發過程中,從心理和社會責任分工上來說,被挾持者認為警察應該維護他們的安全,因為他們是消耗納稅人的血汗在社會分工中,這是賦予也是隸屬他們的基本責任和職業道義。而犯罪者不僅僅是種種原因出於無奈的所迫,而且他也是生活中的弱勢,況且在可以實施更大的犯罪項目中,他有這個能力卻終止了他的行為,對比之下,被挾持者的扭曲心理和叛逆行為,也是可以理解也應該能夠容忍。

在瑞典做為一個高福利倡導人性,自我約束遵守規則的國民社會裡,和平寬容、平等尊重是社會的一個常態,國民大多有良好獨立的行為能力,少有依賴政府或者是公權的心理行為習慣,但對這樣突如其來的「橫禍」,在與世隔絕不知道外界能夠或者是正在採取甚麼營救行動的情況下,他們不得已把自己的生死一切都託付給眼前這個異常的另類,做好了最壞的準備、那就是等死。結果,他們不是這樣的厄運而是安然無恙的回歸了初始的狀態,他們自然就會心存感激,不過感激的不是公權、不是政府,而是給他們心靈、心理帶來悲喜交加的中途終止犯罪的魔鬼野獸,而且這種感激還是誠心誠意沒有絲毫的矯情和虛假。所以他們沒有去指責這個給他們帶來深深傷害的「罪犯」,反而還要主動去籌款、利用規則為他們的「恩人」去應用普通公民的社會權力,維護這個「罪人變好人」的人權和利益。

這就是瑞典,這就是公民社會能夠自我修復完善社會機理的最典型的故事。故事不僅僅驗證了開放的、包容的、良性的公民社會具有強大的社會安全保障功能,也說明了在這樣的國家內國民再墮落、再齷齪、再卑鄙、再野蠻,也不會暴屍天下以惡治惡、以暴抑暴,用清算、復仇、雪恥等等可能產生新的罪惡,循環在無盡的社會體系內。

在當下的中國,面對和處理這樣的事情就是另外一個極端,僅看大陸人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三種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第一種比較傳統的認為是合理的、大多數人都是習慣了這麼做的,那就是信任政府和對公權的依賴,要求嚴肅懲辦兇手同時感謝政府,如果政府迅速主動滿足了受害的需要,受害者就會誇張的給政府送錦旗送紅包,送喜形於色的渲染和公眾讚譽。絕對不會想到政府也有失職、或者這是政府應該做的、甚至還有做的還不夠的地方,才出現這種不愉快的事情。

第二種是既對政府工作的不滿意也對犯罪者決不原諒,同時埋怨怪罪政府和犯罪者,把他們視為製造肇禍的同一類人。這是目前在大陸先行覺醒者認為的觀點,他們決不會反過來同情和理解犯罪者、反而會把自己所受到的身心危害心理恐嚇要遷就與犯罪人,同時也要把政府的不作為等其主客觀的失誤一起怪罪於在握有公權的官員和犯罪人。他們會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受害者的行為視為對犯罪的縱容,是不能饒恕的愚蠢行為,整個社會絕對不能允許還要反思為甚麼會出現這類問題的社會基礎和社會根源,更期望殺一儆百、重典治亂世。

第三種就是大陸目前最為常見的潮起潮落的民間集體或者是個人維權案件,就是把犯罪者和政府官員一起控訴到法院或者是上訪到更高的層級,因為犯罪多和官員形成了一個體系,官和匪沒有甚麼差異,甚至是每一個帶有仇視的侵犯公民權益的案件都是和政府的瀆職犯罪聯繫在一起。最近轟動媒體引發海內外關注的孫玉昆維權上訴就是最為典型的一個案例。

本來是一個簡單的醫患糾紛,屬於一般的調節或者是民事官司就能協調處理好的普通侵權維權案件,結果由於醫院的失誤疊加變成罪惡的刑事犯罪,把一個本來可以商量解決好的糾紛,控制在內部和善解決好的小問題,醞釀成執法不公上訴無果、演變成上訪民告官的政治案件。現在還發展到動用政府、司法和公安這種公權,對受害者變本加厲的從身體到精神的迫害,從糾紛到濫用司法傷害天理的褻瀆公權和法律的對抗性矛盾衝突上來了。正如受害者自述的那樣從「一九九六年上海第一人民醫院為了經濟利益將我的心臟擊傷,再以補救為名給我按了一個已過期七年報廢的心臟起搏器。把較健康的身體『治』成了殘體。經和醫院交涉無果,企盼著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就拖著病殘的身體,抱著美好的願望走上訴訟之路,可事與願違,不但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反而經歷了令人難以想像的艱辛與屈辱,遭遇了諸般的尷尬與無奈。」這種辛酸痛苦,我們的國人怎麼能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受害者的心態和雅量來寬恕和幫助犯罪者開脫責任和犯罪的紀錄?從本來是告醫院某人,增加到告醫院官員,再從告官員追加到告不公正、不說還幫助邪惡又醜惡的司法體制,又從本地告到異地的北京,而且這一告就是十年征途和訴訟過程。其間,人性的面目,身心的付出消耗,成本的代價和彼此的損失,還有難以彌補修繕的心靈創傷,還有那政府管理社會的成本、信任的危機、信用的喪失、榮譽的丟(臉)份。面對類似強盜的無恥,對有了一點點的進步總不能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安慰自己吧!

說句實話,我們今天所處的大陸與世界主流文明比,我們不是在進步而是在倒退,和我們國內大眾的需要,和國內矛盾的激化,和世界軟實力的競爭需要,我們不是進步而是在絕對的倒退。

如此這樣尷尬、窘迫現實,我們還奢談甚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中國現象呢?回到現實我們還是做好自己是中國人的心理準備吧。◇
 

您也許會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