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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運動 運動群眾——看紀錄片《我雖死去》

中國現代小說奠基人、上海師範大學施蟄存教授在戴上右派帽子後,依然質疑毛澤東的所謂「革命群眾運動」。他就毛澤東的名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著文質問道:「既然都在群眾之中,為甚麼還要出來?假如出來了,不肯回去了,為甚麼要這樣的來來去去呢?」

施蟄存教授不論戴不戴右派帽子,都以大膽敢說、直言不諱著稱。他認為「群眾運動」實際上是「運動群眾」。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假群眾之手,打倒政敵劉、鄧、周、以及一大批追隨者,重新奪回統治權。毛澤東歷來發動的群眾運動都隱藏著見不得人的政治企圖。他根本看不起群眾,視群眾為糞土,供他驅使利用,餓死打死幾千萬不在話下。

文化大革命開始,他首先拋出文化藝術界和教育界為誘餌,誘騙天真幼稚的青年學生上當,走上街頭掃四舊、大搞打砸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群眾」發動起來後,步步深入,逐漸迫近他的真正目標。

一九六六年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北京市共被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打死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是血腥的文化大革命中為毛澤東祭旗的第一個犧牲品,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鬥爭」五個黑幫,即副校長卞仲耘、胡致濤、劉致平、正副教導主任梅樹民和汪玉冰。紅衛兵把五位學校領導人揪到大操場,黑墨澆全身,戴上用廢紙簍做的高帽子,脖子套上「反革命黑幫」、「三反份子」的牌子,一字排開跪下。

五位老師被亂棍橫掃。木棍釘有釘子,一打下去就在肉上戳出洞來,血流如注。

紅衛兵還不解恨,把他們拖到廁所淋屎尿。卞仲耘是「黑幫頭子」,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小時的毆打和折磨,卞校長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培養出來的「小綿羊」打倒在地,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有幾個紅衛兵踢她的身子、踩她的臉、往她身上扔髒物,大聲咒罵她裝死,對她吼叫:「黑幫份子,不好好改造就是這個下場。」不准送往醫院診治。

其他四人也被嚴重打傷。幾經曲折,把她送到郵電醫院,身體已經僵硬,死亡多時。卞仲耘死後,家人不敢聲張,靈堂設在衣櫃裏。女兒發現父親晚上把草蓆邊緣都咬破了,因為不敢哭出聲來。卞仲耘一九四一年便加入中共,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畢生兢兢業業服務於教育事業。她被迫害致死後,丈夫王晶堯和四個子女受到牽連。

師大女附中是高幹子弟雲集的地方。鄧小平之女鄧榕、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後被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改名為「宋要武」)都是該校紅衛兵的頭頭,劉少奇女兒劉平平也就讀於該校。多年以後,她們對當時自己的作為似無反思之意。「天地君親師」,尊師愛生是中國幾千年來優秀的道德傳統。學生打老師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破壞傳統道德的惡果。

四十年後,大陸獨立製片人胡傑將文革中第一個犧牲在毛澤東祭壇上的慘案拍攝了紀錄片《我雖死去》。去年文革四十周年時,在卞仲耘的親友學生和專家學者為她舉行的紀念會上放映。電影回顧了發生在四十年前的這場浩劫,展示了那場發生在中國的血淋淋的紅色恐怖。座談會由學者鄭仲兵主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和她生前戰友李普、林莽、吳像、謝韜、何燕凌、周倜等,都是老一輩的中共黨員、黨內知識份子。他們用親身經歷強烈譴責毛澤東的封建獨裁專制。

林莽是位右派,文革時早就揪出來打掃廁所,他在現場目擊了這場慘案的全過程,回憶起來,記憶猶新;吳像沉痛地說,卞仲耘是非常善良的中國女性,非常溫柔,對同志非常和藹。看了電影,我們不能忘卻烈士的鮮血,文革是空前絕後的殘忍、荒唐和野蠻。毛澤東是個披著馬列主義外衣的暴君和政治流氓;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副總編何燕凌是同卞仲耘一同去解放區的老戰友,她對這個黨已經完全絕望,過去革命夢想完全破滅;前《華聲報》社長兼總編輯周倜看了電影,深切地感覺到毛澤東用最革命的語言唆使紅衛兵和造反派去幹最殘酷、最野蠻的蠢事。

當年親歷慘案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懷著歉疚的心情看了紀錄片。她們曾經寫過一本名叫「記憶的傷疤」的文集,作為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她們深感自己有罪。

電影真實地記錄了卞仲耘慘案發生的背景。用卞仲耘本人親筆寫的話說,師大女附中是座貴族學校,正校長必須是高幹夫人。第二任校長是周揚夫人,第三任是林默涵夫人。文革前正校長空缺,卞仲耘是實際上的第一把手,勢必得罪不少權貴子弟及他們的父母。作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執行者,對文革風暴存在的生命危險已有思想準備,「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她曾經說:「我早有思想準備,在任何情況下不能向歪理低頭,哪怕有殺身之禍,也得堅持真理。」她又說:「讓學校爛下去,還是揭出來,使正氣抬頭。」

八月五日早晨上學校去前,她似乎有所預感,同家人握手告別。從此一去不復返,中國失去了一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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