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熄的藝術火燄

中國自由主義法學家、旅澳作家、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起人袁紅冰。

整個人類有史以來的苦難都凝聚在一起，也比不過這半個世紀中國人所承受的心靈苦難更苦、更深、更重。在一個苦難的時代，必然召喚以心靈為主題的文學。

投身文學與藝術事業的人們，往往有著最敏銳纖細的知覺、最飛揚熱烈的感情。然而在重重封鎖與暴政迫害之下，在藝術生命千瘡百孔、歷經坎坷之後，中國致力創作者，堅強的心靈依然綻放出生命之美的火燄，不禁使人動容。

苦難與文學，淵源密切

由於中國惡劣的政權，製造了心靈巨大的苦難。袁紅冰說：「我們指的苦難，主要指的是心靈的苦難。就是在一種不自由的狀態下，人們的心靈被滅絕，良知被滅絕，人性被迫獸性化，就在這個過程中人心靈感受到的苦難。」

此次論文集的發表中，袁紅冰分別以〈理解『中國苦難文學』概念的要點〉、〈中國苦難文學論——兼論我的文學創作的價值基點〉、〈美、我的信仰〉三篇文章，闡述他認為最深刻、最高貴的文學，要經過苦難之火的焠鍊。而當今中國人文化精神與心靈一起滅絕過程中的悲苦，才是萬苦之苦。而在苦難中尋求希望的文學，必須是能化苦難昇華為理想中的美，生命才能重獲意義，文學才能趨於高貴、永恆與不朽。

提到苦難激發他文學創作的歷程，袁紅冰說不是源於他自身的苦難，而是「親眼目睹的別人的苦難。」有著蒙古人血統的袁紅冰教授談到他的創作源起：

「我十八歲的時候，就親自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蒙古人所遭受的政治大迫害。通過那次政治迫害，中共以殘暴的方式，基本上完成了滅絕蒙古人文化精神的過程。……當時，面對蒙古人強大的苦難，我就對著蒼天、對著大地發誓，我此生一定要讓這些在中國暴政下死去的人們的靈魂重新再復活，讓那些美麗而高貴的生命通過我的作品，成為不朽……。所以我從十八歲就開始寫作了。」

接下來，袁紅冰的創作都與中國大地所發生的苦難密切相關：

「我創作的另一本書，是關於西藏的文學《金色的聖山》，講藏人的苦難……。那是有一次，我在西藏漫遊的時候，看到一道骷髏牆，那是西藏在一九五九年的大起義中，被中共屠殺的藏人頭顱所砌起的牆。當時我就對著那面牆、對著一個一個頭顱黑洞的眼眶看過去……，我感到，幾乎每一個黑洞的眼光都飽含著一種熱望，希望我寫出他們的苦難故事，希望通過我的筆，使他們得到復活。

我創作的另一本書《回歸荒涼》，則是以中國當代高級知識份子──北京大學知識份子的墮落為背景，描述高貴的生命，在整個國家腐敗與墮落之下，最後只能回歸荒涼。

所以基本上是別人的苦難激發了我寫作的欲望。希望能透過我的筆，讓這些屬於中國的苦難、蒙古人的苦難、藏人的苦難，昇華為自由的哲理和人性的史詩，讓苦難昇華為一種精神價值。」

中國苦難，世界之最

袁紅冰進一步闡述中國的苦難與文學的意義：

「那麼為什麼當代中國要以苦難作為文學主題呢？我有一句話說：『要想了解一個時代，首先要了解一個時代的文學。』而中國正是一個苦難的時代。透過見證，半個多世紀以來，生命的悲劇、人性的苦難，在中國大地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一場接一場的悲劇……從一開始的鎮壓反革命、反右派運動、三年大躍進，餓死四千多萬人、文化大革命、接著六四屠城、以後就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的迫害，到今天還在持續。而不久之前又以北京奧運會的名義，開始對藏人的大屠殺。」

袁紅冰說：「所以中國的苦難，可以說是整個人類有史以來的苦難，都凝聚在一起，都比不過中國這半個世紀，中國人所承受的心靈苦難更苦、更深、更重。所以我說當代的中國是一個苦難的時代。……在一個苦難的時代，必然召喚以心靈為主題的文學。」

戒嚴時期，台灣曾走過

台灣曾經走過漫長的戒嚴時期，文建會主委王拓回顧那個年代，寫作是一個危險的行業，有人因寫作而坐牢，如柏楊、陳映真。「在過去的戒嚴時代，不僅是寫出當局不喜歡的東西要坐牢，很多書、雜誌、歌曲被禁。但是那個時代的人都非常勇敢地站出來爭取政治的民主和言論自由。」

他說：「苦難文學是橫貫古今、跨越語言的永恒的文學主題。我們以苦難文學作為主題來做深入的研究，一定會帶給社會很多啟發。讓人、讓讀者對人性有更深入的瞭解。因為對人性的深入瞭解，會讓人變得更加寬容、更加慈悲、更加有愛心。」

袁紅冰頒獎給戴萍。（攝影／林仕傑）

逃避打壓，油印手抄傳寫詩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黃翔

詩人貝嶺引述黃翔的這一句詩句，點出了文人在極權下創作的苦難、勇氣，與精神。

對於台灣與海外自由的創作人士來說，「文學與藝術」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我們只需以頭腦構思，花時間寫作，就能輕輕鬆鬆說出自己想說的話。但是在大陸威權封閉的體制下，打壓出版自由的環境裏，這一群文人簡直就是以熱血與生命，換取創作的自由。而海外出版就是唯一可行之路。

詩人黃翔就是一位遭監禁鐵窗十多年，作品在國內銷聲匿跡三十多年，後來才被承認的一個顯著的例子。即使如此，仍然有人前仆後繼的追隨謬思傳承之火。文革之後發展的「星星畫會」與「一行詩社」，就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後，兩個仍然以地下型態，致力文藝創作多年的重要社團。

遠自紐約而來的詩人與畫家嚴力，即是當時不被承認的新銳藝術創作家，星星畫會的成員之一。他在會中發表論文〈詩歌刊物《一行》所延續的地下文學精神〉時，就談到當時創作的困難：

「大概在一九八零年前後，所有的民間刊物都被停刊了。當時的地下詩人圈子裏有過一個風潮，油印自己的詩集……當時中國最好的詩人們，就這樣弄出了自己的詩集。」

基於對藝術的熱愛，很多詩人就以油印、甚至手抄的方式，傳寫這些詩。詩人貝嶺說：「油印之後拿去販賣，為的是籌措下一本詩集的印製費。」

這些不被當局承認的畫家與詩人，後來證明影響深遠。來到海外後的嚴力，就為了延續這樣的文學生命，一九八七年五月在紐約提倡並組織了「一行詩歌藝術團體」，主要搜集大陸詩作並發表，迄今已有五百多位作者作品發表，連同港台海外藝術家共七百八十位，實屬難能可貴。

被禁聲的青春，文學的永存

在此會場外，也特地展出了一些當年文學與詩人的地下作品。詩人貝嶺在介紹時，一頁頁的翻著說：

「我在一九八三年出了第一首詩集，現在看了很感慨……。現在都覺得恍如隔世啊，你看，這是獻給一個當時贊助的一個人，這個都是版畫，都是油印……一九八三年的第一本詩集，那個時候在中國，我們感受到太大太大的苦難。文革以後的貧困和對於地下刊物、文學的執著與熱情，促使我們不斷創作。……那真的是青春時候的情詩啊。」
 
「那個時候，那個時刻我們才有地下刊物這些東西，現在沒有了，都放到網路上了。那個時代地下文學就是苦難文學的一部分，會被警方傳訊，嚴重的話還會說你非法出版。……我是二零零零年的時候，還以非法出版被捉進去的。」

不能見面的時代，最好的作品

早知的文學家往往是時代的先驅與良心，也因此在暴虐的時代，注定遭受苦難的命運。貝嶺在翻閱多年前的舊作時，不由嘆道：

「當時我還很年輕啊，才二十多歲，我已經寫了〈我知道我將歷經滄桑〉，似乎已經預言了自己的命運。」

在省思地下文學的意義時，貝嶺說：

「中國大陸過去的詩歌或是八十年代的詩歌，很多主題是關於『苦難』；但是後來轉向『性慾』了。台灣也是一樣，在六十、七十年代苦難的主題也越來越少了，和中國一樣，詩歌脫離苦難而趨向另一個方向……。我認為那些年代也是說明了那是我們寫出最好最有情感的詩歌的時代。現在那些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想到這裏我也很感傷。我希望有機會我們能有一個對過去時代的回顧與了解，讓台灣的讀者或讓台灣的詩人，也能知道在我們和他們不能夠見面的時代，我們寫了什麼，我們很可能編成一本書，那是我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