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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貴亦傷農

國際糧食價格大幅上漲,最高興的當然是農民。不過,中國農民恐怕不在這個高興的群體之內。今年初開始,中國對糧食及其製粉取消出口退稅、加徵臨時出口關稅和實行配額管理等措施,控制糧食出口。海關和商務部則採取措施,嚴查糧食走私、嚴格控制糧食出口,以阻止貿易商利用國際糧食價格高漲進行非法糧食出口。

以大米的價格為例,根據中國官方的數據,在國際市場大米價格上漲到大約七元人民幣一斤的時候,中國國內的大米價格仍然維持在一點五元左右,比國際市場的價格低四倍。據說,一些中國的非法走私集團,開始動大米差價的腦筋。這種走私貿易的動機當然非常簡單,百分之三百的利潤,按照恩格斯的理論,那是可以不要性命的。

胡溫政府上臺以來,推行中國新農村政策,取消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希望能夠增加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中國有八億農村居民,占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增加這個龐大群體的收入,當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巨大好處。以往,增加農民收入的巨大障礙是所謂的「榖賤傷農」,各級政府呼天搶地,似乎對此毫無對策。而如今天助我也,糧食價格大幅上漲,中國政府卻採取嚴厲的壓抑措施阻止農民收入增加。榖貴亦傷農,何其怪哉。

顯然,中國政府擔心物價上漲幅度過大,尤其是糧油食品價格繼續大幅上漲,會造成中國社會動盪和不穩定,因此去年底北京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壓抑物價上漲和控制通脹作為二零零八年的首要工作目標。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目前中國的最大潛在危機是金融體系,今年房地產和股市下跌,金融系統損失不小。而如果通脹繼續上升,中國勢必需要繼續上調利率來因應,屆時金融機構的問題將浮上臺面。

不過,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卻是本土消費不足。很多專家建議說,應該增加農民收入,使農民提高消費層次,從而刺激經濟真正的發展。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包括出口、消費和投資。中國近十多年來,基本依靠出口和投資刺激經濟增長,而國內消費始終老牛慢步。

中國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不是北京上海和深圳,而是內蒙古的鄂爾多斯。根據官方的數據,該市二零零八年人均GDP將超越一萬美元。然而同一年度,該市農牧民的收入大約在四千五百人民幣,相差何其之大。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目前中國貧富懸殊的嚴重程度。

中國農民的消費和服務價格都「與國際接軌」,唯有糧價相差高達四倍。這不是市場不發達而扭曲了價格信號的問題,而是自一九五四年以來中共經濟政策的刻意為之,以控制價格為手段轉移財富。中國農民對此怨氣沖天卻又無可奈何。

抑制物價急速上漲的努力可以理解,但如果不對損失巨大的農民作出補償,最後的結果可能更為嚴重,中共建國早期三十年的歷史可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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