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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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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定義右派就是反革命並開始大規模抓右派後,燕園裏一片肅殺。很快地,劃一個右派就十分快捷和「容易」了:班裏開個會,無需事先告知大家,臨時提溜出來的被劃份子垂頭喪氣地站立在黑板前,三兩個反右積極份子激昂慷慨地揭批一通,喊幾句(群眾漫應著)或不喊口號,不到半天就可以報銷一個。日本軍曹在南京大屠殺時殺紅了眼睛,比賽起了誰殺人殺得多。一九五八年的北大劃右派,有些人也劃紅了眼睛,這可是邀功請賞火線入黨的難得時機呵。例如,一同學僅就所發教科書(「一邊倒」翻譯自蘇聯,不過講課教授們不屑一顧)中的肉麻敘述信手寫了個積分公式,甚麼化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詩人、文學家、語言學家、文字學家,所有的「家」從負無窮到正無窮「f(家)d家」累積起來,就是羅曼諾索夫。這不是冷嘲熱諷、惡毒攻擊蘇聯老大哥嘛!戴帽。其實,那位羅先生是俄國人,憑他的貴族身份倘若活到蘇聯時代,定不會有好果子吃。

雖然如此,待到劃我時,理應是最後一個,當更順溜了,可是班裏和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竟要討論三天以「統一思想」,為我辯護者說即使拋出的材料鑿實,此人沒有城府,對誰都不設防,坦白率真得像個孩子,不能劃呵。於是從哲學系調來了打手。其實,我的命運早就確定。真正劃我為右派的場景,據說頗具戲劇性。物理系工作組組長楊述先生隨隨便便抓起一枝鉛筆,在黑名單上我的名字下面信手劃了一條線。這一劃,劃給了我一頂右派帽子,劃給了黑線下面緊挨著我的那個同學一頂院士帽子,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中國科學院院士。

楊述夫人韋君宜先生在她的《思痛錄》一書中說,「搶救運動」時楊述在陝北綏德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受盡冤屈,頭生幼女也因無人照料而夭折,年輕的母親說「我那一片純真被摧毀了!」抗戰勝利時,急需大量幹部去各地搶佔地盤,這批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識份子又得到了重用,到一九四九年進京時,楊述他們儼然已成了「老幹部」。楊述先生經過「搶救」,路線覺悟大為提高,革命銳氣打磨殆盡,知識份子的良知也難覓蹤影了。到反右之前他已升任為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長兼北京市委宣傳部長。連他的愛妻也說「這時候,他任部長既久,已經變成以上級的思想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這個圈子裏轉,不能越雷池一步。

他已經和綏德時代不同了,我們兩個常常談不到一起了。」四十年代楊述他們抱怨「為叢驅雀」,五十年代他們自己也「為淵驅魚」起來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哀呵!甚麼叫「路線覺悟」?倘若上峰指鹿為馬,你老兄竟還要說甚麼皇帝的新衣,路線覺悟也太低了,等著挨「搶救」吧(當年就有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等人沒有被「搶救」過來而死在了延安);能夠跟著嚷嚷「就是馬,就是馬」,前途則豁然寬廣;如果會用一百種方法論證鹿即是馬,立馬叫你當政治局委員。至於是否剝削階級出身、本人幹過甚麼齷齪事之類,倒是無所謂的。姚文元、張春橋之流不就是例證。

倘若說「搶救」運動還主要是當時在陝北的青年知識份子的一個坎,「反右」鬥爭的受難者已擴大為全國所有年齡層的知識份子,「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則把全國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這些運動間難道不存在傳承關係?其中哪一個受到過批判?連提都不提了,好像甚麼也沒發生過似的,一切「向前看」嘛。於是,君不見它們相繼橫掃了中華大地!

「文革」一開始,楊述又被打成了反革命,12年後平反時已成廢人並即病故。沒有聽說過楊述先生即使是在此期間對「反右」有何反思。《思痛錄》中也沒有敘說楊述在反右期的表現,相反講楊述說過北大的「年輕人犯錯誤該保護」。我寧願相信這是韋君宜先生的偏聽偏信,而不是為親者諱往丈夫的臉上貼金。事實是,例如和我所在班緊接的那個班,右派比率超過了三分之一!包括那個班我們整個年級的右派比率也遠遠高過10%,雖然毛澤東規定一個單位的右派比率是5%。

當時的物理系是北大最大的系(1958年下學期起該系分成了3個系,外加現代物理系),物理系學生中右派的絕對人數和相對比率,皆居理科諸系的首位,在全校各系中不是數一也定數二。如此多的右派、這麼高的比率,和楊述先生沒有關係?只說楊述「愚忠」,如何「被吃」,不提他「吃人」,劉奇弟等地下冤魂恐怕不會答應。楊述原有的知識份子精神死亡後,僅用為虎作倀、身不由己來解釋他的行為,就太小覷他的主觀積極性了。韋君宜先生說楊述的一生是「一個真正的悲劇」。一九四五年之前和一九六六年之後楊述是受害者,確是悲苦;但是中間的20來年,楊述正當壯年,官運亨通,春風得意,他是個施害者。《思痛錄》第十章全是對已故夫君的追憶,作者認為楊述「完全符合於理論上『悲劇』兩字定義的悲劇」,並昇華為如該章標題所示是「當代人的悲劇」。然而,怎可迴避,「搶救」運動極度震懾了楊述,使之脫胎換骨、喪失自我而成了識時務的俊傑;關鍵時節則泯滅人性、淪為絞肉工具。自然可問,楊述該負多大罪責?又能負多大罪責?如果我處其位,能守得住多少自己的良知?但總有積極、應付、消極之分吧。同樣被「搶救」過的韋君宜反右期就受到批判而差點戴上帽子,這一點在時任作協黨組書記的郭小川的日記中也有記載。

在更早的「反AB團」時差點送命的胡耀邦,反右期則力所能及地保護了一些人。他們沒有像楊述那樣在北大抓右派爭得了第一。「倘守得住,怎達高位」之說顯然不正確。二十多年來媒體所見竟會是,人人都是受害者,個個都抵制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這完全背離了歷史真實。「四人幫」只是一個層次,迫害廣大群眾的是他們的爪牙的爪牙的爪牙,直到黨支部書記之類的第n層次甚至更低。迫害人的行為受不到批判,一旦有個風吹草動那些人又會勇往直前力爭上游以邀功請賞,因為這對他們個人來說沒有壞處只有好處,他們永遠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倒是無官無職的巴金先生寫出過懺悔錄,此外沒有再看到過像樣的檢討。很多人只講自己如何受迫害,從來不提自己怎麼迫害人,他們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倘用民間「一命抵一命」的準則來判別,楊述之流恐怕有多少條命也不夠吧。評說楊述現象已越出本文範疇,且住。

碩大的右派帽子罩下後,我跌入了漆黑深淵。天崩地裂,彷彿置身渾沌,一片惘然。我怎麼會反黨呢?開始懂事時就讀的那個初中,原由陳毅率領的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斥資五千大洋興辦於溧陽丘陵山區,後遷入由共產黨員捐贈的縣城內的校舍時,教學質量已居全縣第一。我在近二千考生中以第一名被錄取後,由地下共產黨員的校長指定為唯一的新生代表,第二年一「解放」即被送去蘇州接受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蘇南區委的政治培訓,回校後就任學生會主席。高中讀的是蘇南(省立)蘇州中學,也是該校當時最大的「學生官」之一(團委宣傳委員,團委書記是專職幹部),畢業時班上第一,全級沒有排名。入大學前,由於功課原因,我一路享有高額獎學金,也因功課好而當了學生高官。進北大後,更是連吃飯都不要錢。我的這些幸遇,固然不能說全是共產黨的賜予,總也和五十年代前期共產黨領導下的萬元復甦、政通人和的表象緊密有關吧。但是,我這個黨的孩子卻被硬生生地拽成了反黨份子,反差是如此之大,惶惶然如喪家之犬,我該怎麼活下去?掏出鮮紅火熱的心以明心跡!是我那十分堅毅、異常辛勞的小腳媽媽伸雙手把我拉了回來,這才是生我養我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的生身母親呵。

中文系女生彭令昭(林昭)被戴帽後激憤地說「我不能忍受它對我的誤解,而且誤解得那樣深。維繫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還慘」。我很慚愧,沒有她那麼清晰的認識,沒有她那麼透徹,沒有她那麼劇烈。對於「陽謀」我也很震驚,那是右派份子的共識吧,深感受騙了。用陰謀手段對待人民大眾,尤其是其中「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踐踏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重創了明日的國之棟樑,難道這不是民族的自殺行為、國家的自殺行為?但我在那時及其後很長一段時期內,更多的是在驟然重擊下的不知所措,踉踉蹌蹌,趔趔趄趄,恍恍惚惚,飄飄蕩蕩,心靈將停泊於何處?也有糊塗、顢頇,跳不出過去圈子的愚笨、駑鈍。我的內心已完全為外界左右,而且弛豫時間非常長,老是亂哄哄、嘈雜雜的。我遠不如林昭那樣明白、因而那樣堅定,更沒有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以命相拼。總算,我沒有一股腦兒往自己頭上扣屎缽子,更沒有揭發他人以爭取「寬大處理」。因此到一九六零年九月,科學院政治部主任來物理所為我摘帽的前一個星期,我所在的研究室黨支部書記還在全室大會上批判我「死不改悔」。

摘帽後我仍幼稚,自以為進入「人民內部」了,和他人一樣了。殊不知我頭上還戴著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一九六三年物理所或我們研究室作為全院的「試點」,對一九五七年以來入所的大學生進行了一次考試,考的內容是外語加工作報告。外語任選英語或俄語,我報了二門,英語第一,俄語第三,俄語前二名屬留蘇歸來者;工作報告的內容,他人大多是實驗裝置或工作總結,我做的是科研成果報告,而且聽取者中有不少其他研究所的人員,自然不會是我去通告的。所內其他研究室的情況我不清楚。這場考試過後,至少和我同年來所的其他大學生,從初級的研究實習員升到了中級的助理研究員,工資也漲了一級(不過是從56到62、加了6元),而我仍是研究實習員和56元。等等之類,皆是「摘帽右派」的帽子所賜吧。感謝「三年困難時期」(罪過!),有如後來被封為副統帥的林彪所言,物質上匱乏時精神上應寬鬆些,使得我們還可以做些科研工作。一九六三年以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角又吹得震天響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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