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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我是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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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Images)

「反面教員」的動輒得咎、受盡凌辱,箇中滋味豈常人能理解。雖然我只戴帽二年半,但其後的「摘帽右派」使我也還是個陷於滅頂之災的賤民,長期的鈍刀子宰割對性情中人仍然慘烈。著名詩篇《遊子吟》作者、唐時做過溧陽縣尉的孟郊在另一首詩作中說「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他只是未考取進士(後仍被錄取),我們卻是爭當平民而不可得。大觀園中錦衣玉食的林黛玉尚且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何況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摘帽右派。真所謂「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更要命的是我在各方面的不肯低頭,科學院雖然比北大寬鬆,我的日子也一點不好過。

終於降臨了「文化大革命」,我再也逃不過了。由路線覺悟高的新寵們奪得各級權力並稍事休整後,便磨刀霍霍向眾生、幹起「清理階級隊伍」來了。一九六八年仲春時節,我們研究室自殺身亡了一位「走資派」——黨支書,其典型的「罪行」是,文革前他作為中國科學家代表團團長訪問歐洲時,在英國買過一段自行車用氣門芯,於是就狠批他的洋奴思想、賣國主義,連氣門芯也要用洋貨!此人早就被樹為又紅又專的典型,一向是滿嘴巴的馬列主義,現在哪經得起如此委屈,於是從實驗室拿了劇毒的氰化鉀跑到香山上吊「雙保險」自殺死了。雖然此人待我說不上友好,我仍要講,買根氣門芯算甚麼大不了的事,而且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零花錢,沒貪污一分出差費,你管得著嗎?這位大不了我十歲的中年人,業務水平也確很高,加上其政治條件,如果不死一定會是第一批院士,國家如此糟蹋人才,實在可惜。室裏剛死了一位「走資派」,又在批判一位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這位先生畢業於著名的中央大學物理系,跪在房間中央由「小將」們左右開弓抽著耳光,就像京劇「三娘教子」那樣被當眾耍著猴。

前面已經批鬥了二個類型的代表,接著該輪到第三個代表——我這個「老右派」了。我已受了十年的屈辱,再也經不起進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豈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語「他從東方來,我向西方去」也給我以引導。為了維護做人的尊嚴,我只能選擇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決定之後即寫出了離婚申請書,交待了後事——給諸位添麻煩了,不必留骨灰,此時心情倒格外平靜了。當時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滿布暴戾殺戮之氣,防範也十分嚴密,我必須隱蔽些以免畫虎不成反類犬,招致提前批鬥。夜深人靜時我把棉被理為長條狀擋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發現,先用剃鬚刀片(孰料斷裂了)後用剪刀,在以死抗爭的心態下竟一點也不痛。開始時有如聽到埋在牆壁裏的自來水管中潺潺的流水聲,後來就糊塗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掙扎吧,把腳頭的棉被蹬下了地,僥倖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廁,發現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醫院。事後他們說我的右側頸總動脈已斷裂半釐米、還只剩一邊連著點皮,估計是我的頭無力下垂後,斷裂處又被蓋住了,才沒有流光血液,不過到醫院時已測不出血壓,真是又一層的僥倖。

我死不足惜,痛心不已的是髮妻竟然命喪黃泉。伯仁雖非我殺,伯仁由我而亡。當年她違背了父母意願,不顧已在上海任工程師的表哥的熱烈追求,毅然和我這個身無分文的摘帽右派結合,溫柔細膩了我粗糲的人生,雖然我們相聚在一起的時間加起來不足二月,這情意也彌足珍貴。新婚之夜我們曾戲言「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想不到在她竟讖語成真!妻參加了當地一個受空軍支持的造反派組織,大規模武鬥後受陸軍支持的另一派掌了權,她所在的那個中學就批鬥起了這位年青的女教師,為拉她下跪把她的耳朵也撕裂了一半,妻任憑鮮血淋漓仍高昂著頭顱,這個烈性女子竟和我如此相似乃爾。掌權者這樣對待她,是否也和嫁了個「老右派」有關?給妻致命一擊的是物理所外調人員「出事了」的那句話:老右派出事了,你要和他劃清界限,爭取立功贖罪,揭發他的一切反動言行!當晚,她就跳井自盡追我而去了。其時,我卻還在鬼門關上轉悠,沒有脫離險境,生死未卜。物理所在送我去醫院的同時,立即派了組裏二位要員去外調吾妻。他們從我出事前的交待材料中找不出甚麼足以置我於死地的東西,就想從我妻子那裏撈點稻草。出醫院後我被直接送進了「勞改隊」,受到了嚴密看押,而且他們對我隱瞞了妻的死訊。勞改隊解散時,我的老媽媽趕去北京繼續守護著我。至今,我掙扎著又苟活了近四十年,連小外甥女也有了,對前妻卻如蘇軾言「不思量,自難忘。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呵。如此殤逝,怎生忘懷!

右派改正時,我向北大人員申明,我不要蓋有陸平圖章的畢業文憑。雖然我在北大連續讀到畢業,畢業時成績還不差,否則科學院怎麼會要我。因為,我在北大唸書時,陸平只篡奪到黨委書記之職,還沒有爬上校長寶座,校長仍是我入學時的老校長馬寅初。他們說北大早就沒了馬老的圖章,到哪裏去辦這張畢業文憑?那我就不要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陸平是又一個楊述式的人物,早已拋棄了參加「一二九」運動時的理念,背離了北大傳統,這種人的名字若出現在我的畢業文憑上,有辱我的清名。後來,他們竟然翻箱倒櫃找到了當年已辦好的我的畢業文憑(謝謝這些工作人員,給你們添麻煩了),上面蓋的正是校長馬寅初的篆刻圖章,那時沒發是因為我「政治」不合格。雖然蓋有校長馬寅初和教務長周培源圖章的「北京大學記分冊」上,沒有「政治」這一課目。他們還說,全北大補發了那麼多張右派的畢業文憑,就你一張上的「北京大學校長」是馬寅初(我沒核實過)。真夠特殊的。就這一點說,我倒真正成了北大最幸福的右派了。

毛澤東去世後三年,黨允許普通百姓調動工作單位後,我要求調離了傷心之地北京,這也是母親的意願,媽總是不放心我孤身一人呆在北京。我滿以為到一個新地方後,只要自己努力,定能造就一番新的事業,更好地為國效力。孰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首善之區尚且處處受挫,遑論山高皇帝遠的場所。我終於明白,自己頭上還戴著一頂「改正右派」的帽子,雖然誰也不會明說。也許吧,在顯意識的、潛意識的「路線覺悟」高的袞袞諸公看來,戴過帽子的人終究有如孔子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只可搾取其一技之長,其餘該予之物悉歸善解我意之徒。在他們眼裏,這些恃才傲物的傢伙, 犟頭犟腦,桀驁不馴,怎會任我頤指氣使,哪能用得得心應手,耿介狂狷之士不可久用,鳥盡弓藏棄之如敝屣。別忙舉出反例,反例總是有的,何況還不知道對他們是否真的完全放心。對此,楊述等人倒是可以作為一個腳註,雖然不那麼全面,用數學語言說是滿足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那些戴帽前並非頭面人物、改正後也沒有機會被首長發現的普通右派,沉於底層,地方官員抓政治可比北京上緊得多,會是甚麼境況?不過就我來說,是否有點過頭?不肯妥協,寧折勿彎,常在不經意間就得罪了人,特別是那些被領導欣賞的卑劣小人。這些「路線覺悟」高的新貴陸續接任了我的領導,他們連政治遮羞布也不要了,在赤裸裸地追逐著個人私利,而且還戴著業務專家的桂冠,更是容我不得了。在北大時聽紅學家分析林黛玉,說她的心是玻璃做的,透明但經不得摔打。戴帽伊始直至今日,我的環境適應能力很差了,越來越差。真個是,茅廁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中毒太深」了?皆緣於我的「路線覺悟」太低了吧,雖多次經歷過慘烈的政治運動,卻總不接受教訓,因而始終成不了「俊傑」。

我無意代表普通右派,我只是他們中的一個。我說的就是這一個。寫這些東西是十分沉重的,我心痛苦,撕開痂皮,依然是鮮血迸流。但是,就愛國主義來說,我堅信自己過去、現在和將來,決不會比肉食者們淡薄!往昔曾轟響過一個聲音,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背叛。過去是忘不得的,我的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不是麼,今天,也還是需要唱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歌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上述就是我這個被稱為北大最「幸福」的右派的「幸福」經歷。「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在北大開始戴的這頂帽子好沉重呵。陷我於此種萬劫不復境地的,就我個人的人格因素來說,是否淵源於北大給我的傳統教育?在民主和科學的理念下,樹立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光風霽月之心,坦蕩愛國之志」!處於北大當時那樣環境中那種氛圍下,它們主要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卻更見牢固,已然淪肌浹髓了。雖然那傳統使我在現實生活中吃足了苦頭,但我決不後悔。固一生清貧,然拒絕苟同,且老而彌堅!「來世」是沒有的,否則我仍要讀北大,相信屆時已恢復馬寅初老校長所說的「北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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