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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想像中的西藏——女作家朱瑞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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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的標誌──布達拉宮。朝拜是藏族當地一種虔誠的拜佛儀式。
「不到你的家鄉以為是荒山野嶺,一到你的家鄉才知道遍地花香。不接觸你以為你是野人,一接觸你才知道你是如此高尚。」這是一首西藏民歌,也是漢族女作家朱瑞對西藏認知的真實寫照。


「不到你的家鄉以為是荒山野嶺,一到你的家鄉才知道遍地花香。不接觸你以為你是野人,一接觸你才知道你是如此高尚。」

漢族女作家朱瑞在一位藏人的家裏第一次聽到這首西藏民歌,而這首歌詞也恰恰是她對西藏認知的真實寫照。在中國大陸長大的她,從貧瘠扭曲地想像西藏,到親身入藏,進而愛上藏文化和藏人,以至移民加拿大後對西藏仍念念不忘。西藏,已成為她生命的組成,融入每一次心跳與呼吸。那片遙遠而神祕的土地橫亙在她人生的轉折之處,引著她走向文學創作的新里程。

面對愈演愈烈的西藏問題,如何看待西藏、西藏人、以及西藏的文化,記者對定居加拿大的朱瑞進行了專訪,跟隨這位漢人女性作家敏感的心靈,探訪那美麗而痛苦的雪域高原。

第一次入藏:經歷漢藏碰撞

小時候,我經歷過許多「憶苦思甜」大會。那時,西藏給我的感覺不僅是落後的,還是野蠻的、罪惡的。後來,西藏在我的眼裏變了,成了文明、乾淨、一片風景如畫的地方。究竟我的想法是怎麼改變的,已經無法追尋了,太遠了。我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聽信中共的宣傳,它說不好的時候,我也就認為不好。到了八零年代,中共看上去沉默了,大陸出現了一些從不同的角度介紹西藏的作品,甚至,我還發現了一些外國人寫的關於西藏的書,就對西藏產生了興趣。

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入藏。在青海去往鳥島的路上,我見到了第一頂藏族牧人的帳篷,就讓司機把車停下來。我往帳篷走去,帳篷裏的人也迎出來,是一個藏族女人與丈夫和兩個孩子。她非常熱情地把我和車上的人請到帳篷裏去,拿出家裏僅有的一點酥油放到茶裏給我們喝,鋪上唯一的一條褥子讓我們坐。

臨走時,我給了她十塊錢。而同車的另一個漢族女人留下的卻是這樣一句話,她問這位藏族婦女,「人家都實行計畫生育,你為甚麼有兩個孩子?」

回車後,一個人感歎了一句,「藏族人真窮啊!」另外一個人說,「窮?多好啊!這些草場牛羊吃的都不花錢,都是免費的。」聽了這些話,想到那個藏族女人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給我們,想到她這種給予、不期求任何回報的給予,我心裏很是難過。

在往青藏公路的一處荒無人煙的地方,路邊出現了夫妻兩個藏人,女人懷裏抱著吃奶的嬰兒。他們向我們擺手示意停車,我就跟司機說,「讓他們上來吧。」司機一踩油門,開得更快了。我問,「你為啥不停呢?」他說,「超載了,不行了。」我反駁說,「車根本沒有超載,再裝六至七個人也行。在這荒山野嶺,咱們車過去了,還不知道有哪個車來呢,就不能幫他們一下?」司機回答,「你太單純了,你不知道,藏人非常髒,進來一站,全身都是味兒,大家都討厭。」

我知道說服不了他,無奈沉默。我臉衝著窗外,看到那個藏人還在舉著手,但手已經不動了。

到了西藏,發現一切都不一樣,語言不一樣、穿著不一樣、建築不一樣、宗教不一樣,甚麼都不一樣,這所有的不一樣都讓我喜歡。當我在八角街(藏語是帕廓街,為拉薩最重要的轉經路)閒晃的時候,我喜歡那裏的一切東西。陶罐、經幡、唐卡、綠松石項鏈、衣服等,我覺得它們都很美。進到寺院裏,獨特的建築以及人們的精神,給我一種寧靜感。


連綿不斷的山、湖與牛羊是西藏最獨特的景色。


西藏的牧人常會熱情招待往來經過的遊客。


第二次入藏:感受藏人的純樸

再次入藏的時候,我住進了藏人的家裏,因為我想看一看真正藏人的生活。阿媽拉(藏語:媽媽),這家的女主人,整天讀經,嘴巴停不下來。

我到拉姆拉錯(藏語:聖母湖)去,那是藏人心目中的聖湖,認定達賴喇嘛和班禪的時候,要到那兒去看聖湖的暗示,根據暗示尋找轉世靈童。去拉姆拉錯很艱難,沒有路,要走很遠很遠。等我回來的時候,頭髮上全是蝨子,身上沾滿泥土。

阿媽拉趁我沒注意的時候,把我脫下來的髒衣服全洗了。我很不好意思,問她:「我這麼年輕可以自己洗,您怎麼替我洗?」老人說:「你朝聖去了,我為你做事也是在行善,積攢善業。」我說:「我不是朝聖去了,我是一個漢人,在我的心中,沒有任何信仰,我只不過想要知道我的前生和來世。」老人說:「那都是一樣的,只要你去了拉姆拉錯。」

我後來住到一個很偏遠的農民家裏,那裏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他靠織氆氌(藏語:毛毯)維持生計。臨走時,我跟他們說,「我要走了。」他們一驚,不願意我走。然後把家裏所有的東西都拿來,土豆甚麼的,讓我帶回去。我不帶,他們就把氆氌拿出來給我。我一看我的離開讓他們如此難過,就說,「農耕的時候我還會再來。」他們很高興,開始掰手指查還有多少天到農耕。

這是藏人最平凡的家庭。對藏人來說,給予、感激與信任,是他們的核心精神。

到西藏工作:接觸農奴主

從第一次入藏後,我開始創作以西藏為主題的作品。後來,受西藏文聯的邀請,我來到西藏,在《西藏文學》編輯部工作。這期間,我有機會接觸到、也採訪到中共宣傳中提過的農奴主,也就是西藏過去的貴族。

那時我才發現,貴族們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家家有佛堂,每天祈禱供佛、做善事是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五十九年以前,有些貴族家庭還要每天準備一些食物放到門前,給乞丐和行腳僧。在過藏曆新年期間,即使痞子、油棍到門前來要飯,貴族家給的也一定都滿足他們的要求,而不僅僅是給一點意思意思。

在西藏,從來沒有對乞丐歧視過,從來沒有對貧窮的人歧視過,因為佛祖釋迦牟尼曾經也有過那樣的歲月。

《西藏七年》的作者,奧地利登山運動員海因里希‧哈勒,在二戰德國戰敗後,被印度當局抓起來,後來逃到西藏。到拉薩的時候,已經落魄得不成人樣。貴族把他請到家裏,給他洗澡剃頭,並做了一身新衣服。所有的貴族都請他到家裏去,達賴喇嘛的媽媽也請了他。他從此結下了和達賴喇嘛一生的友情。

當我真正接觸了西藏貴族,強烈地感受到他們與生俱來的那種善良的時候,我開始反省我的一些觀念。他們的行為和中共的宣傳,簡直風馬牛不相及。當然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或許有個別不太好的貴族(我還從來沒有遇到過)。不過,如果僅僅把特殊的情況,當成普遍存在的現象來廣泛宣傳,我只能說,中共是在有意愚弄和迷惑中國民眾。因為對於大數多中國人來說,西藏是遙遠的,他們唯一瞭解西藏的管道就是中共政府的宣傳。

我對西藏從感興趣發展到熱愛,原因是多方面的。最讓我感動的是,藏人不虛偽,他們很真實,忠誠於他們的心,而不是像當今的中國人一樣跟著利益走。他們有他們的智慧,但絕不是當今中國人具有的狡猾。

大漢主義心態阻礙漢藏融合

有四類漢人居住在西藏。第一類是援藏幹部;第二類是包工。西藏拆毀了很多古老的建築,需要搭建漢式樓房,就從四川等地召了一些建築工人;第三類是小商販。毗鄰西藏的四川省因人口眾多,失業率高,難以生存,許多小商小販遷徙到西藏;第四類人不多,就是真正對西藏文化感興趣的人,以畫家、作家為主。他們寧願捨棄內地(中國大陸)的舒適,到西藏去,就是喜歡它的文化。他們對西藏的文化充滿敬慕,很清楚西藏是怎麼回事,但他們不說,因為他們要在中共的天空下生存。

更多的是不瞭解西藏的人,他們進入西藏,對西藏方方面面都造成一種破壞。比如說,那些小商小販,他們把內地的劣質商品帶入西藏。牧民好不容易從偏遠的地方過來買一些東西,結果帶回家的都是劣質品:暖瓶不保暖,穿的鞋兩天就壞了。

這些包工、商販和西藏人住在一起,不知道也不懂得尊重西藏的文化。中共這麼多年對西藏畸形的宣傳,使他們把西藏人的純樸看作落後,把藏人那堅如磐石的宗教信仰,看成是迷信。

我住的阿媽拉家在拉薩的老城區——帕廓街的沖賽康,現在很多小商販住在那裏,他們洗完了衣服,就把褲衩、背心晾在人家佛堂的前面,完全意識不到此舉傷害了藏人。

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時候,在四川人的一個小餐館裏吃飯,我問老闆哪裏是八角街,他說:「你可別上八角街去,那裏可是一點意思都沒有。你可要遠離藏人,他們一點文化也沒有,啥也不懂,靠近他們還危險。」

這種大漢族主義的思想和心態,使得漢人沒有辦法和藏人相融,這也是為甚麼達賴喇嘛不希望過多的漢人移民到西藏去。第一,加深了民族之間的矛盾;第二,西藏文化受到嚴重破壞。
 


晨起推動刻有經文的轉經桶。


懷抱經輪的西藏女孩兒。

漢人對西藏文化與宗教的破壞

西藏古老的房子,對建築學、歷史、文學、美學,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從前圍繞帕廓街有五百多座,一九九七年我去的時候只剩了九十三座,其餘都被中共列為危房拆除了。而這些建築對藏人來說,是西藏文化的一部份。

藏傳佛教是西藏的靈,中共對西藏文化最大的破壞就是毀了這個靈。儘管憲法明白地規定人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但在西藏這種自由是不存在的。

第一、出家的年齡受到限制。中共規定十八歲以前不能出家。而在以前,很小的孩子就可以到寺院中去。西藏的寺院就是學校,很多西藏優秀的學者,比如根敦群培,都是從寺院中出來的。寺院教授的佛經包括許多內容,建築學、語言學、文學等。西藏佛教,不僅是人類精神的精華,也和科學緊密相聯,有些方面甚至走在了今天科學的前面,這也是為甚麼今天許多的科學家,也對西藏佛學產生了興趣。可是不僅中共政府,甚至很多中國人也認為從小出家是不學無術,那是對西藏佛教的不理解。

第二、寺院中學習的內容受到限制。每個寺院都有工作組,中共把僧人學習的時間都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教育完了還要發給一個紅色的准許證。我在寺院的時候僧人給我看過。只有得到這個證,僧人才能繼續待下去,否則就會被趕出寺院。被趕出去的恰恰是最優秀的僧人,因為他們堅持佛教信仰為第一,不願被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衝擊了個人的信仰。現在寺院中的這些舉動完全違背了佛教的宗旨,變成了中共政治化的產物。宗教表面上還在那裏,但它已經成了一個擺設。

第三、改變了宗教的制度。寺院中以前相襲的一些制度均遭中共取締,比如格西考試。格西是寺院中最高的職位,相當於漢地的博士。還有一年一度的辯經,雖然沒有被取消,但本質也發生了變化。在拉薩,僧人每年要到江陽貢卻,那是離拉薩不算太遠的一個山谷,舉行辯經大會,現在去那兒人數是受到限制的,不來可以,少來可以,多來不行,而且辯經會常常無故停止。

第四、取消了宗教節日。宗教節日是西藏文化中最光彩奪目的一部份。比如藏曆新年的時候,有傳昭大法會,藏語叫莫朗欽波,僧人聚集一堂,有辯經等許多活動。這是西藏最重要的節日,現在已經被禁止了。還有西藏宗教史上有名的格魯教派創始人宗喀巴的圓寂日,藏人幾百年來都在這一天點著酥油燈紀念他,這一天叫燃燈節。我在西藏的時候還沒有被取消,但很多警察、便衣在場,而且服務於中共機關的人絕對不允許參加。另外,每年到朋巴布山(藏語:寶瓶山)煨桑(藏語:以松柏焚燒煙霧,祭天地諸神的儀式),也受到限制。
 


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在拉薩的街頭隨處可見。


漢地的文化傳到藏地,不良風俗與價值觀也影響原本單純的藏人。圖為拉薩街頭的年輕賣淫女。

是誰把墮落帶到了西藏

如今的西藏遍地是色情場所。拉薩街頭的洗頭房,都是妓院,打扮妖俗的四川女人當街拽住男人們不放,甚至僧人經過的時候她們也要拉。

我到拉薩的人民醫院去採訪皮膚科主任,他說,以前當地根本就沒有性病,一九七八年在11,081人中調查,沒有一例性病患者,而二零零二年平均每天都有十餘例,且性病種類繁多,千奇百怪。主任非常焦慮,說:「我擔心這種情況會毀滅我們的民族,毀滅幾代人。」

藏語遭極度漠視

我沒有遇到一個在西藏工作的漢人幹部會藏語。喜愛西藏如我,卻不會藏語。為甚麼我移民加拿大後首先學英語,不就因為我生存在這兒嗎?為甚麼我在西藏那麼熱愛它卻不學藏語?因為我是一個征服者,可以讓當地人學我的語言。所以在那些大型的會議上、政府的會議上,漢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這給藏人帶來諸多不便。

有一位從山南地區澤當縣來的藏人醫生,到拉薩來參加醫療會議。他跟我說,「這對我太難了,整個會議期間沒有任何藏語。」他把資料拿出來給我看,都是漢文,他說,「哪怕有個藏漢對照,我也行啊。」因為他的漢語不是太好。我問他這種情況是不是只在這次會議上有。「每次會議都是這樣」,他說。

學校的情況完全相同,只使用漢語交流。藏語在學校是外語課。
 


布達拉宮前的警察。


荷槍實彈的軍隊在大昭寺附近巡邏。

中共官員的奢侈與腐敗

今年三月發生的西藏抗暴事件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共對西藏文化、宗教、資源和人身的迫害,達到了藏人承受力的極限。再有,對普通藏人來說,生活仍然貧困,幾十年間並無太大改變。中國人總認為政府撥給西藏錢財無數,已經對西藏做到仁至義盡。可是藏人並沒有感受到,因為真正受惠的是為中共工作的官員們。

官員們種種奢華與腐敗,已經到了甚麼程度呢?西藏自治區本有政府辦公樓,可官員們覺得還應該再有個辦公的地方,於是耗資上億在四川成都建了一個崇州基地。建完後又覺得遠,就放棄了,又建了一個第二辦公基地,地點保密。就是崇州基地也是我見到官方檔案才知道的。

西藏有一個著名的風景勝地——德中溫泉,西藏自治區副書記熱地的兒子於二零零零年承包了此地,租期四十年。以前德中溫泉旁邊的招待所一晚上十塊錢,承租後,價格飛漲,我再去的時候已經住不起了。熱地的兒子在德中地區為所欲為,我的朋友唯色親眼見到他隨意開槍捕殺黃鴨。

究竟是誰不瞭解西藏真相

有一個中國孩子到我家去,談起西方人對西藏的支持,他說,「老外不瞭解西藏,淨在那兒瞎說。」我問他,「你瞭解西藏有多少?」他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他所謂的瞭解僅此而已。不幸的是,他狹隘的想法足以代表了大多數中國年輕人的想法。

這和中共多年的新聞封鎖與畸形宣傳密不可分。對於中國人來說,西藏非常遙遠,不可能每個人都親身到西藏去看看。就是旅遊者到西藏,接觸的也只是表面的東西。瞭解一種文化很難。我們到加拿大來十幾年,對西方文化還是感到十分陌生。

西藏文化也是不同於漢地的另外一種文化。很多中國人甚至連去西藏看一看的機會都沒有,他們所有的資訊都來自於中共的宣傳。這種宣傳隨時隨地,不管你想聽不想聽。就連做飯的時候,說話的時候,甚至上廁所的時候,都能聽到看到中共的宣傳。這些東西自覺不自覺地就灌到腦子裏了。

中共執政六十年來,把五千年文明中好的東西都破壞得淋漓盡致了。比如,文化大革命時對孔子的批判,而國人喪失掉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中做人最基本的仁、義、禮、讓,吸取的卻是可以為中共當權者服務的糟粕。尤其現今每日每時的愛國主義教育,很自然的導致今天狂熱的民族主義。其實,這種所謂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其本質不過是大國沙文主義的再現。最終受傷害的不僅是這個世界,還有中國人自己。

對西藏瞭解越多,就越有一種危機感,害怕這種文化的失去。那是獨一無二的文化,不是失去了,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彌補。沒有,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文化可以取代西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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