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生的山西潰壩事故和有毒奶粉事件,導致了一連串官員下臺,被稱為中國特色的「高官問責制」。中國官方聲稱,這種問責制充份體現了中國的進步,顯示了某種制度上的優越性。然而,高官問責,自古有之,根本談不上任何進步。中國夏代的鯀是當時的水利部長,也是後來中國著名君主大禹的父親,正是因為治水失敗而遭到問責並被處死。這大概是中國高官問責制最早的紀錄。

四書之一的孟子也有關於問責制度的記載。

孟子問齊宣王,如果有人去楚國旅遊,把家裏人託給朋友照顧,回來發現妻兒饑寒交迫,怎麼辦?齊宣王說,不再和他做朋友。孟子又問,高級官員不能管理部下,怎麼辦?齊宣王說,把他撤職。孟子接著問:一個國家治安不好,民生凋落,怎麼辦呢?「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結果,王顧左右而言他。

當然,孟子此問針對的是一國之君,齊宣王無法回答,所以只能打個哈哈轉移話題了。問責問到最高當局便無法繼續,這是非現代化社會的體制所限,也是高官問責制度的極限。

今天中國發生的事情,和兩千多年前看起來沒有任何不同。全中國人民對毒害兒童的奶粉憤怒聲討,甚至社會矛盾日趨激烈,所謂「四境之內不治」,問責之聲不絕於耳。當然,中共比齊宣王更有本事,齊宣王先生知道不好辯解,尷尬之下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中共則不但會自稱已經大有進步,而且還可能以「煽動顛覆罪」,乾脆把孟先生下獄治罪。

現代政治的概念中,國家首領獲民眾選擇治理國家,類似「信託管理」,民眾相信這個人或者這群人,因此一旦信任喪失,首領便只好辭職下臺。中國人常把外國政府總辭當成是社會動亂的一種跡象,殊不知只是民眾尚未找到足以信賴的治國CEO而已。

中國的這個CEO幾十年來的業績糟糕至極,不但不能和周邊的小公司比較,而且也遠遠落在很多大公司的後面。但這個CEO只是不斷更換雇員,卻絕不許更換最高管理層。我們只能說,這種公司肯定不是現代企業,大概是家族企業或者乾脆就只是一個林家鋪子而已。

事實上,中國近年的許多被問責下臺的高官,很快又回到臺上任職。包括北京孟學農、衛生部張文康等人,都是數年過後回到政府高級職位。其實,對於中共來說,這些被問責的高官之下臺,很可能不但不覺得他們有什麼過錯,反而因為他們為共產黨背上了黑鍋,還會被當成是功臣,因為他們以自己官職化解了全中國老百姓的怒氣,所以很快重新受到啟用便毫不奇怪了。

一個不能追問最高領導人責任的問責制,並不是現代社會制度下的問責制。反過來說,問責制的極限,也完全反映出一個國家制度的性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