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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失業潮考驗中國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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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七日一農民工在四川成都晉江區人力資源市場上等待受僱機會。 (Getty Images)

失業問題從來都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發源點,尤其對實際上已當了十多年產業工人的「農民」來說,缺乏基本的退休、失業和醫療保障,一旦失去工作,對社會的影響不言而喻。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官員坐不住了。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孫春蘭在二月份的一個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當前要嚴密防範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一些企業遇到的困難對農民工隊伍進行滲透和破壞。」作為副部級的中共官員,孫書記的講話帶有明確的「中共特色」:一切困難都是敵對勢力所為。

然而,這個講話卻明瞭顯示了中國農民工失業問題的嚴重,及其可能帶給中國社會的巨大衝擊。

中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農村問題權威專家陳錫文二月初表示,在全國一點三億外出農民工中,大約有15.3%的農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機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沒找到工作。據此推算,全國大約有兩千萬農民工失去工作,或者還沒有找到工作就返鄉了。」

他並且認為,金融危機所引發的農民工失業潮尚未見底,可能會加劇社會矛盾,甚至誘發群體性事件。要防患於未然,未雨綢繆,關鍵是要妥善處理農村徵地、環境污染、移民搬遷和集體資產處置等四大領域的問題。

「失業問題從來都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發源點,」美國社會學者劉曉竹表示,「尤其對這些實際上已經當了十多年產業工人的『農民』來說,缺乏基本的退休、失業和醫療保障,一旦再失去工作,其對社會的影響不言而喻。」


中國農民工失業問題嚴重,可能帶給中國社會巨大衝擊。(Getty Images)

農村收入驟減

首當其衝的影響,是導致中國農民收入的停滯甚至下降。

貴州省是中國西南的山區省份,經濟極為不發達。貴州省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胡曉登研究認為,農民工返鄉將對農民人均純收入造成嚴重影響,直接降低農民人均純收入。貴州失業農民工返鄉達到一百萬人,就意味著農民純收入增幅降低一半;如果失業農民工返鄉達到兩百萬人,就意味著全省農民增收為零。

貴州省社科院預測,二零零九年,貴州因金融危機返鄉農民工人數將在一百三十萬人到一百五十萬人,加上二零零八年返鄉的五十萬,按兩百萬人計算,貴州農民減收與增收相抵銷了。

二零零七年中國七點五億農村居民的收入大約為三點一萬億人民幣(下同),如果兩千萬農民工全年失業,按照每人每年一萬五千元收入計算,中國農村居民損失收入三千億,等於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的10%。而過去十多年來,中國農村居民收入每年增長幅度大約只有4%~5%左右。

根據中國政府的數據,中國農村居民收入約50%來自「務工」,即農民出外打工,30%來自鄉鎮企業,農副產品收入只占20%左右。而近年以來,由於鄉鎮企業衰微,農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增長,占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約60%。也就是說,農民工收入下降,將對中國農村居民總收入構成巨大的影響。

重創經濟轉型契機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外資投入和出口,這種單發動機的增長模式,實際上對中國經濟結構損害甚大。這種損害在最近發生的國際金融危機中體現的十分明顯,一旦國際市場疲弱,中國經濟立即發生巨大波動。

中國政府和學者並非不知道這個情況。過去十年以來,中國很多學者都在呼籲解決這種單一增長動力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增加國內消費。經濟增長有三大動力——消費、投資、出口,因此刺激中國國內消費成為中國經濟向健康結構轉化最重要的環節。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消費比例(消費金額占GDP的比例)下降到50%之下,而通常正常國家的這個比例在70~80%左右。在經過十多年的「刺激內需增長政策」之後,中國國內消費比例竟然下降到40%之下。

中國政府和經濟學者無一不把目光放在具有龐大人口基數的農村。二零零七年,中國農村終端消費比例,占農村居民收入的65%左右,遠遠超過城市居民點的消費。然而,這種高比例消費實際上是由中國農村普遍貧困造成的。

美國某投資銀行經濟師簡先生分析說:「對於中國農民來說,收入增加十元,可能就必須消費九元半,而對於城市居民,尤其是高收入的城市居民,收入小幅度增加根本不會影響他的消費。」因此他認為,中國刺激國內消費成長的重點,應該是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而當農村居民消費增長下降或者減少,更是直接影響到中國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治安惡化和群體性事件頻發

失業率高從來都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中國政府公布的失業率,是「城鎮登記失業率」,這個只計算中國城鎮居民失業水準的統計數字,根本無法反映中國真實的失業水準。一般估計,中國真實的失業水準大大超過官方的數據,從最低的10%失業率,到最高24%都有。

無論是哪一個數字,都反映出中國社會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將大為增加。

「每當淡季的時候,這邊的犯罪率都會增加,」東莞某鎮一位派出所警察表示,「企業淡季通常就是我們的『旺季』。最近企業倒閉增加,本地搶劫盜竊的刑事案件,最近兩三個月大概增加了兩倍。」

根據中國公安部的統計,中國的嚴重刑事案件,有大約70%是失業農民工犯案。

此外,隨著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失業增加,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愈演愈烈。

二月十四日,浙江桐鄉市爆發五千民工和五百警察之間的衝突。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由一宗交通意外引起的衝突中,主要來自河南的數千民工用木棍追打警員,警員則以警棍還擊。當局後來派出逾千名武警到場控制場面,拘捕了最少二十人。事件共造成一百多人受傷,六輛警車被破壞。

一月十六日,安徽省蕪湖市一千多名民工為追討欠薪,堵住該市中江橋示威,當局調派五百名特警及一千名武警前往壓制,結果引爆警民衝突。

總部設在香港的人權民運資訊中心去年七月也報導了一起發生在浙江省的大規模警民衝突事件,該省玉環縣坎門鎮民工因不滿其中一名同伴受到惡劣對待,圍堵當地公安局,並砸毀汽車及電單車,最後導致三十多人被捕。

「半年到一年之後,失業民工存的錢花光了,既不能在外找到工作,而又不願意或者不會種地,問題很可能就會集中爆發。」八十年代曾經在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現在旅居美國的程曉農分析說,如果加工經濟不能在一年內復甦,中國政府將面對嚴重的社會問題。


中國農村最大的群體性事件,往往和地方政府徵地拆遷有關。(新紀元資料室)

民工返鄉有利基層民主?

然而,農民工失業返鄉,也並非都是壞事。湖北潛江市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就認為,返鄉民工對當地基層鄉村政府官員會構成很大壓力,甚至在基層選舉中充當重要角色。

「這些人往往見過世面,對城市生活比較熟悉,基層的官員不容易忽悠他們。」姚立法表示,「再加上這些人往往是農村青壯年,知識水準相對較高,他們留在農村,可能對地方官員壓力很大。」

北京的官員對此也有所警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就強調,在爆發群體性事件的時候,地方官員不能自己躲起來,只派出警察鎮壓,導致矛盾激化。他要求地方政府官員要「到第一線化解矛盾」。

程曉農則分析說,很多農村地區的地方官員水準很低,不見得能夠說服這些「見過大世面的返鄉民工」。

社會學者劉曉竹也認為,這批失業返鄉的農民工對於地方基層官員來說會是非常頭痛和棘手的問題。

北京的一位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從另一個角度看農民工失業返鄉的問題,因為這些人能帶回去一些比較現代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如果引導得當,對中國政府近年「新農村建設」的政策或有其有利的一面。


一名五十五歲河南失業農民工過年返鄉抱著甥女,享受片刻天倫之樂。(AFP)

政府缺乏整體制度部署

農民工這個名詞,是中國獨有的確認某一個團體的詞語。把「農民」作為工人這種職業的形容詞使用,在任何一種語法中都會顯得十分突兀。

農民,在中國不僅僅代表一種職業,也是一種身份烙印。在中共建政之後,「農民」的意思並非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群,而是指戶籍被確定在非城鎮地區的所有人。

近年以來,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極快,但農民變為非農民的過程,仍然由中國官方全權控制而非由個人意願所決定。「農村戶口」不僅僅決定了一個人的身份,也包含了背後很多和政治及經濟地位相關的內容。比如農民不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補助」,子女不能在城市中就學,不能任意出售自己的住房,沒有養老保險,沒有失業保障,甚至沒有基本醫療服務保障。

「土地所有權是問題的根本。」美國紐約三一學院經濟學教授文貫中認為,「土地其實是農民最大的資產,但在中國,這種資產不能由農民自己處置,這導致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變成了一種剝奪農民的過程。」事實上,中國農村最大的群體性事件,往往和地方政府徵地拆遷有關係。農民失去了自己擁有的(以集體的名義擁有的)土地,只能獲得很少的補償。按照中國政府的相關規定,政府給農民的補償,大約是農田三年產出價值的數值。由於農業生產產值不高,所以補償的金額通常非常低。

中國目前存在三千萬「失地農民」,沒有土地耕種的人仍然被稱為「農民」,大概也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只有恢復中國農村居民對土地的所有處置權利,中國農民才可能成為正式的中國公民,否則永遠是二等公民。

然而,這個問題和戶籍管理制度一樣,涉及到中國政權體制的根本變化。中國不願意對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進行改革,理由是「必須對農村勞動力流動進行有序管理」;而不願意恢復農民對土地的處置權,則主要是經濟角度的考量。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近年一大半由徵收農民土地的差價所得,因此即使中國通過了所謂的《物權法》,中國農民仍然無法保障自己的財產權利。

中國農民不是包袱

「小農意識」、「農民思想」,在共產黨的話語系統中,代表了落後、保守、自私、狹隘、封建等等負面的意思。然而中國農民最優秀的品質,刻苦、勤奮、創業精神,卻往往被忽視。

中國人的創業精神一度為外國讚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就曾經呼籲英國人學習中國人的創業精神。然而她沒有說明的是,這種創業精神實際上就是中國的「農民精神」。

和產業工人及城市中產階級不同,也和傳統的西方農村不同,中國農民是自耕農,每一個農民就是一個「企業領導者」。他們必須從開春開始,對天氣、市場、價格和勞動力等等各方面進行預測,然後決定生產計畫然後加以實施,最後直到農產品出售之後,才完成整個農業生產。這個數千年的農耕傳統,造就了中國農民天生的企業家思維。

事實上,中國經濟改革的起步基本上由農民進行。從早期的包產到戶,到後來的鄉鎮企業。即使是現在,中國最有名的一批企業,仍然是中國農民所創立的,比如廣東的幾家著名家電企業。

不過,中國農民的這種素質卻被制度性壓制所破壞。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之後,中國政府在制度、資金、資源使用等等方面,壓制中國農民天生和本能的創業精神,使得一度活躍的中國鄉鎮企業停滯不前。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小企業都是創造就業最重要的環節。這方面中國有最好的條件,中國的制度壓制了農民創業,政策向壟斷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過分傾斜,是過去十多年來中國最大的政策失誤。」財經專欄作家廖仕明評論說:「目前大量農民工失業,導致中國社會問題叢生,其實是這一政策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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