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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風暴中 緬懷自由經濟導師 夏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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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平先生。(作者提供)

  夏道平先生早年在台灣白色恐怖、顛沛流離的年代,不但勇敢秉持自由經濟理念痛批時政,卻又能免於牢獄之災的神奇能耐,也一直令人好奇和津津樂道。他究竟如何在平凡中展現偉大,成就其典範呢?他所堅守的理念又具有什麼內涵呢?

灣離理想的民主境界還有一段距離,但比起其他許多國家,成就還是相當可觀。當然這項成就並不是自然演變而來,而是諸多前輩堅持理想、犧牲奉獻,經過一段漫長奮鬥時日之後才得到的。在這些令人崇敬的人物中,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逝世的夏道平先生,無疑是頂重要的一位。

回顧自由經濟觀念歷經五十多年來,依然成效不彰、甚至還倒退,正足以顯示「觀念」的威力,也顯示觀念建立、傳布之不易。哲人曾說:「拔除一個信念(觀念)要比拔除一顆牙齒還要疼痛,況且我們沒有知識的麻醉藥。」的確如此!而拔除一個觀念固然不易,要根植一個觀念更不簡單,在長期戒嚴下的台灣,自由經濟理念的植根工作本就困難,更何況自由經濟導師一直都是鳳毛麟角;而夏道平先生正是其中之佼佼者。

自由民主和經濟自由理念,兩者之間的關係異常密切,但同時兼具兩者的思想家卻極為罕見,夏道平先生卻正是這樣的一個「稀有人物」。雖然夏先生名氣不算很高,但其學養和風範,卻有如和煦的春風,也像涓涓的細水,長期耐心傳布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的理念,影響極為深遠;在此人類生死存亡的重要時刻,更突顯其光輝和重要。

在金融海嘯肆虐,自由經濟、自由市場被誤解與誣衊的現時,更讓我們深深感念、緬懷夏先生。

走向「自由經濟的思路」

夏先生在一九零七年五月誕生於湖北省大冶縣保安鎮的一個九代同堂大家庭裏,是父母的獨生子,全鎮人口不到一千人,都以開店鋪做生意維生。他的家算是一鎮的巨富,也是地主階級,因而請得起家塾老師。在四位老師中,長於詞章學、作文講究謹嚴的桐城義法的杜星符先生最有啟蒙作用,夏先生寫的文言文和白話文,其布局、結構、字斟句酌的不苟且草率,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

在因緣際會中,夏先生以「同等學力」考進新制學校,之後於一九二九年考進武漢大學文預料,兩年畢業後直升到大學法學院經濟學系。武大畢業後,夏先生留校當助教,本想趁機多讀些書、學好外語、準備公費留學考試,奈何兩年後抗日戰爭爆發了。在往後動盪的八年中,武大遷到四川,夏先生也隨著到後方,但也同樣逃不掉慘遭重大轟炸的命運。在幾次死裏逃生之後,覺得現代戰爭沒有前後方區別,乃毅然離校到洛陽前線任一文職軍官,到抗戰後期轉回重慶,任職於「國民參政會」。就在國民參政會的這一階段,才使夏先生走上「自由經濟的思路」。

「國民參政會」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央民意機關。夏先生回憶說,當時政府所遴選的參政員,的確是各界、各黨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尤其是學術教育界一向秉持清議的名流,大都在內。夏先生在國民參政會任職的單位叫做「經濟建設策進會」,該會的組成人員是幾位參政員,經常主持會務的是參政會的副祕書長雷震先生,夏先生當時的職位是會中研究室主任。當時所謂的研究,不過是審閱民間陳情申訴的文件,加以簽註擬辦意見而已。雖然由於工作業務,得以對當時經濟管制流弊增加一些認知,但對經濟管制本身之必然為害,夏先生卻還沒有深一層的理解。

真正使夏先生走向自由經濟思路的種因是雷震先生,這位在參政會是夏先生頂頭上司的雷先生,就是影響台灣民主化既深且遠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創辦人。由於雷先生不擺官架子,身為下屬的夏先生乃與之成為朋友。戰後還都南京,夏先生就在雷震家的餐會中首次會見胡適先生,而胡適和雷震兩位先生是《自由中國》的靈魂和骨幹。夏先生之所以與《自由中國》自始至終的關係,就是在國民參政會時段結緣的。

《自由中國》為文驚天動地

《自由中國》半月刊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台北市創刊的政論性雜誌,共有十一年的壽命(一九六零年九月被禁)。那段時期的台灣政治氣候,被夏先生形容為「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也就是「風雨晦冥期」,既不同於當時中國的雷霆鬥、日月昏,也與變天過程中風雲詭譎的一九八零年代的台灣有別。

《自由中國》總共出刊二四九期,社論共有四百二十九篇,其中一百一十六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其他尚有不少夏先生以本名或筆名寫的和譯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評。總之,夏先生是《自由中國》的一枝健筆,已故的台大張忠棟教授稱之為「如椽大筆」。

《自由中國》半月刊當年風靡一時,對社會人心發生重大影響,以至今日仍有人稱頌讚揚有加,而夏先生寫的文章中曾有驚天動地的影響。最轟動的一篇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該文指出有人在土地銀行開戶,取得銀行期票,然後以期票作押,付高利向人借款,等到借貸成交的時候,即由治安機關當場出面破獲,告貸方以地下錢莊罪,而金融罪、買賣金鈔罪和地下錢莊罪當時罪名極重,都可援用〈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進行軍事審判。該文指出三個疑點,認定整個案件是政府機關或政府人員為謀破案獎金,事先設計的誘民入罪案件,對於政府威信將會造成重大的傷害。

該篇社論觸怒了當時執行金融管制的軍方,於是把非法金融活動和匪諜活動扯在一起。由於治安單位的反應強烈,《自由中國》接著又發表一篇社論,表示贊同經濟管制,同時聲明〈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絕對不是故意侮辱有關機關工作人員的操守。

使夏道平先生走向自由經濟思路的雷震先生。     (網絡圖片)                              

《自由中國》總共出刊二四九期,社論共有四百二十九篇,其中一百一十六篇是出自夏先生之手。(網絡圖片)
 

但是〈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得到胡適先生高度的支持,他認為這篇社論「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法也很細密,可以說是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所以他「十分佩服,十分高興」。但是他正在高興的時候,聽到軍事機關有壓力的傳聞,又看到《自由中國》的新社論,感覺言論自由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因此他連寫兩封信給雷震,表示要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的頭銜,以示對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篇社論批評到軍方,驚動黨國大員,激起胡適的義憤,張忠棟教授認為它的價值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歷史上可以永垂不朽。

自由經濟思路的養成、傳布

在《自由中國》的十一年,夏先生不但寫了深具影響力的社論,也培養了對自由經濟理念終生不渝的情操。當時,夏先生一面撰稿,一面不斷地充實論政知識,特別對自由理論的鑽研更起勁,那時張佛泉和殷海光兩位先生又對夏先生助益良多,他們在自由哲學上時常辯論,雖然個人的自由理念有異,但相互卻有重要啟發性,都對自由理論的鑽研有同樣熾烈的熱情。

這裏,有一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那是在《自由中國》停刊的三年前(一九五七年的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鄉詹紹啟先生寄給他一本《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雜誌,那一期正好介紹米塞斯(L. von Mises, 1881-1973)的《反資本主義心境》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這本書的摘要,就因多讀了這篇文章,夏先生才免於跟隨殷海光或張佛泉兩位先生走上「非理知」自由主義的思路。殷先生所崇拜的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69)型的「浪漫的自由主義」,張先生所講的自由是類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積極性自由主義」。而米塞斯是奧國學派經濟學家第三代宗師,他們的自由主義是從市場機能的運作中發現的。

夏先生說,市場機能這個名詞,在台灣現已成為財經官員的口頭禪,也是傳播媒體的常用語。但是,真正透徹懂得市場機能的人,實在太少。它的運作微妙,非寫一本厚書無法講得清楚。不過,扼要地說,它的特徵,是在於從個人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而演繹出來的。他們在觀察社會現象時,總要落實於一個個的活生生的「人」的互動過程。至於社會、國家、民族,乃至階級這類集體名詞所意涵的概念,不可高於或外於活生生的個人而成為獨立的實體。所以在這種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中,真正地是「把人當人」。因而他們反對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處理社會問題。自然科學所處理的是「物」、不是「人」。如用這種方法處理社會問題,就是把「人」物化了。

本文作者(右三)與夏道平先生合照(右一)。(作者提供)
 

在譯了米塞斯那本著作的內容摘要以後,不久夏先生又譯出他那本書的全文。米塞斯用英文寫的書有六本,夏先生譯出了三本,這激起夏先生更濃厚的興趣,進而研讀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的英文著作。於是,他又譯出海耶克三本論文集中最精采的一本《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然後又譯了不屬奧國學派的德國罕有的自由經濟學家洛卜克( )的《自由社會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Free Society)。

篤信「理知的」自由主義

翻譯了這五本名著以後,夏先生更深切地、更周延地理解理知的自由主義,而篤定了他的自由經濟理念。由於這一理念的抱持,夏先生受到兩大益處。一是理知的自由主義者研討社會問題,不是一味地靠經驗知識,他們更憑藉先驗的推理。舉例來說,米塞斯在社會主義風靡世界、而蘇聯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制度受到世人讚賞時,他獨樹一幟,預言社會主義因扼殺市場機能而終將慘敗。海耶克在凱因斯學派聲勢赫赫的時候,痛斥他們將導致通貨膨脹率長期累增而終將陷於假相繁榮中的貧困。米塞斯、海耶克憑先驗推理的預言,現在都已實現了。

經濟學家海耶克。
(AFP)

他默默地翻譯那幾本書,做著不合時潮而又吃力的冷門工作。但是,他卻偏好這種理論體系,而有樂在其中的自我享受,得有精神生活的安適。而且,二十世紀末由於米塞斯、海耶克二人的預言實現,夏先生以前埋頭做的冷門工作,在今日台灣的學術界已博得相當的肯定,這一「不虞之舉」,又給了他意外的安慰。

《自由中國》結束後,那時與夏先生談學問的對象是周德偉先生。這位做官而不忘學問的稀有人物,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直接受教於海耶克,夏先生也從此得以接觸更多海耶克的著作,於是更加堅定走向海耶克的自由經濟理念和體系。

夏先生特別在意的是,海耶克的自由理論體系,多年來被所謂進步份子或美國型的自由份子稱為「保守的」。而「保守的」這一標籤一經貼上,就成為時髦的言論市場中被塵封的產品。為了破除探路者可能已被誤導的成見,夏先生特別向想了解海耶克體系的人士推介先讀海耶克的〈個人主義:真的和假的〉(Individualism: True and False)這篇文章,最好能讀原文,如此或可預防他人輕率的誤導。

在這混亂的時代,夏先生提出的要減緩「當今滾雪球般的公共政策,個人主義的知識份子負起知識的責任,拿出道德勇氣,針對那些只求增加個人選票的政客和只求提高個人知名度的輿論界人士,予以無情的痛擊,並就持有的知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個長期的教育性問題,這要靠那些正鑽研海耶克純正的、主觀的個人主義的年輕一輩不停的努力了」諄諄告誡,很自然地在我的耳際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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