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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為國企工人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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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地勞工在晉江的人力市場等待雇主。(Getty Images)

中國每經歷一步改革,工人權利就被剝奪一次,官員就中飽私囊一次。工人越改越窮,官員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後淪為弱勢群體。

今年《財富》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大陸已進入三十四家,央企就有二十四家。八月四日,中國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頗為自豪地炫耀,三十年來國企改革的「輝煌」成就。

但國有企業的工人們不這樣認為。吉林大型國企通鋼集團近期發生大規模抗議事件,總理溫家寶不得不親赴現場解決就是反「國企改革」的典型例子。國企工人認為,每經歷一步改革,工人權利就被剝奪一次,官員就中飽私囊一次。工人們越改越窮,官員們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稱為「領導階級」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後淪為弱勢群體。

經濟學家何清漣稱,所謂「改革」就是中共通過權力市場化讓少數權貴與官僚集團先富起來,並通過一系列政策與法律使政治精英蛻變為一個個自利型政治集團。

產業工人抗拒「改革」

七月二十四日早晨,新任通鋼「總經理」陳國軍上任第一天,近三千名員工及家屬,高舉「建龍滾出通鋼」等標語,要陳國軍離開。陳寸步不讓,嚴厲要求工人回到工作崗位。「三個月內讓你們全部下崗」。這些話激怒眾人,憤怒的通鋼員工把他拖進走廊暴打,群毆至少三次之後,被公安武警「搶」回時已滿身傷痕,當晚十一時搶救無效死亡。


吉林大型國企通鋼集團七月二十四日發生大規模抗議,大批武警被憤怒的群眾驅散。(新唐人電視台提供)

導致陳國軍之死的直接導火索,是工人們得知河北建龍公司二次入主通鋼。二零零五年,建龍曾入股通鋼,由於企業虧損,遂於今年初從通鋼撤股。但六月通鋼首次扭虧實現盈利六千餘萬元,建龍於是又殺回來,終於激起工人及家屬強烈抗議。當局不得不宣布終止原定的國企改制重組由民企控股的方案。

據傳,建龍集團董事長張志祥是前中共軍委副主席張萬年的嫡孫,一貫採用低價收購國有企業,大發橫財,受到江澤民媳婦的外甥、省委書記王某的扶持。去年張志祥名列胡潤中國富豪榜第十名,個人資產超過二百億人民幣。

通鋼工人反映,去年陳國軍的薪水高達四百五十萬元,而一些退休員工每月僅領取二百元津貼。工人從地方到北京多年上訪各級政府沒人管。「一般(工人)也就是一千三十二,再低一點兒的是一千二十三的樣子。」而通鋼去年在中國企業五百強中排名第二百四十四位。

國企改制重組已大規模進行二十多年,「國退民進」似乎還會持續下去。但國企每改制一次,就被形形色色的投資者洗劫一次,在東北老工業基地,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比如吉林製藥,兩次改制,遇到的都是資本大鱷,留下的都是巨額債務窟窿。不過,國企工人已開始維護自己的權益。

七月二十八日,湖北大型國企武漢鍋爐廠上千員工再度發起堵路抗議,抗議廠方將市中心的廠房出售獲利,將工廠搬到郊外,讓近千員工面臨失業。這是三周內第三次發起堵路抗議。工人們打著「反侵權、要人權、爭生存、保家庭」、「承諾兌現,還百姓出路」等橫幅。當局出動數百名防暴警察到場驅散示威工人,其間一度發生肢體衝突,至少有一人被捕。


武漢鍋爐廠上千員工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堵路示威。這是三周內武鍋工人第三次發起堵路抗議。圖為七月十三日員工抗議現場。(網路圖片)

改革前三十年國企危機

所謂「國有企業」是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權後,接管了國民黨及外商遺留下來的企業,並逐步從資本家手中奪得企業,從私有制改為公有制,國企在國民經濟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應該說,國企的第一代領導人都是中共官員,無任何企業管理經驗。

何清漣指出,在計畫經濟體制下,中國一直實行「低工資、低消費、高積累」的政策。從一九五二到七八年,員工平均工資年均增長僅為0.38%,而年積累率卻高達21.4~36.5%不等。長期以來,國企工人工資並不包含醫療、養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會福利在內。

改革前三十年,經歷毛時代多次運動的中國滿目瘡痍,經濟瀕於崩潰,大多國企負債累累,政治信任度降到最低。到七十年代末,當局開始準備把計畫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公有制再過渡回私有制。鄧小平許諾:讓少部份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但問題是,國有資產很大一部份是靠國企員工犧牲其消費與未來積累而形成。因此,在九十年代初,當局還不敢公然採取完全放棄工人利益、讓員工承擔轉軌成本的做法。但到九十年代後期,隨著國企破產加速,當局開始進行養老、醫療、住房等多項改革,讓工人承擔社會轉軌的高昂成本,同時也讓一批批工人下崗。

改革三十年來圈錢潮一波波

而在工人失業的同時,當局制定的政策也為官員圈錢(搜刮)製造了機會。自一九七八年起,國企改革交替進行著三種形式。第一是七八年至九零年主要為「承包責任制」的改革,以提高企業員工的積極性,開始雖有成效,但未能改變國企負債累累的局面。

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股份制改造」,至九三年十月末,中國已有各類「股份制」企業三千八百多家。但大多數股份制企業並未從低效運轉中解脫出來,只多了一張模仿國外股份制企業的「結構圖」。股東們也不關心企業效益,而是股票如何增值,因此掀起一波波圈錢潮,打造出一個個「零資本」起家,一夜爆發成億萬富翁的神話。

這種改革越改越糟。到一九九八年,國資局官員魏傑說,各地政府都面對三分之一以上面臨破產的企業,破產就要破債,這麼大的債務量,國有銀行承受不起。因此,中國政府想出將大批經營狀態不佳的國企經「包裝」後上市,通過股市轉嫁風險。於是就有了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的社論,動員民眾炒股。

企業開始視上市為斂錢捷徑,各級政府也為擺脫財政危機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資格的國企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場「圈錢」,此後證券市場與基金黑幕的醜聞不斷。九九年,海南「瓊民源」造虛假報表,使股價在兩年內上升1,000%以上。造假之風就此越演越烈。

如果說國企上市是中國政府首次大規模向社會轉嫁風險,九五年開始的「資產重組」則是地方政府與企業合謀在股市上圈錢,再次向社會轉嫁風險。這第三種改革形式延續至今。

據統計,從一九九七年到二零零年,資產重組共有二千多起,成為一些虧損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殺手,更有公司多次重組。可以發現,每一次重組都是官員們斂財暴富的機會,他們通過權力巧取豪奪,把自己迅速變成一個暴富階級。

多少貪官借用「改革」之名?

二零零一年五月,因在國企產權改革方面「大膽闖禁區」而聞名全國、力主「積極賣光」的漯河市前市委書記程三昌攜巨款潛逃國外,在漯河這個四十多萬人口的內陸小城引起強烈震蕩。

河南省漯河市,原為縣級市,一九八六年升格為省轄市,九二年被河南省確定為該省唯一的「內陸特區」。從九六年起,在程三昌主導下,全市90%以上的國有企業都被賣掉了,僅經程三昌一人之手,就賣掉漯河市二十七家國有企業,人送綽號「程賣光」。

程三昌說,當時的漯河「60%的國企盈利在十萬元以下,或處於虧損狀態,適值二十家預算內工業企業中有十八家嚴重虧損,總額達八千四百萬元;資產負債率由九一年的56.9%上升為九六年的81%,大部份企業已沒有多少資產,可以說漯河經濟已到精疲力盡的境地。」

程三昌堅持以拍賣為主,搞公開競價,讓有能力的人和有資金的人經營,以實現勞資本聯合。但在實際操作時,程卻撇開「公開競價」,進行黑箱操作,致使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員工利益屢受侵害。因此,可以說「賣光」只是程為索私利而披上的合法外衣,是與不法奸商勾結,私相授受國有資產的掩護。

在「改革」的名義下,各地政府和企業官員們各顯神通,對國有資產大肆瓜分。許多中方負責人對國有資產不評估或低估,從而使中方資產國有資產權益受損。而中方負責人再從外商那裏暗中吃「乾股」。據統計,截至九二年為止,在全國八千五百多多家參與中外合資的企業當中,有五千多家企業未經評估就與外商合資,損失達四百六十億元。

太子「巨貪」政企兩棲

八月四日,中國國資委主任、被稱為國有企業「大管家」的李榮融頗為自豪的說,一九九八年,全國國企一年總利潤才二百一十三億元,現在中央企業一個月利潤就有近千億元。在今年《財富》的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大陸已有三十四家,其中國資委管的就有二十四家!」

不過,這些央企也養育著「巨貪」。就在七月十五日,大陸企業排名第一、全球企業排名第二十二位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原總經理、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同海在北京被判死緩二年。

這位被稱為「國企第一貪」的陳同海在任時,平均每天揮霍公款四萬元人民幣;受賄金額接近二億元,單筆最高受賄金額達一點六億元,創單筆受賄金額之最。據網民爆料,中石化大樓大堂中間的一個吊燈就價值一千二百萬元。他因在國企高管腐敗案中級別最高、掌管企業規模最大、涉案金額最多而聞名全國。

今年六十一歲的陳同海還是有太子背景、政企「兩棲」的「雙面人」。他是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浙江省委書記陳偉達之子。一九七六年,他二十八歲時從東北石油學院採油工程專業畢業,分配到大慶研究院做地質員,自調往浙江省科委後一路高升,零三年三月出任中石化集團總經理,一個月後為上市公司董事長。

在創受賄金額最高記錄的同時,陳同海生活作風也驚人糜爛。這就是備受網友詬病的「公共情婦」事件。現年四十六歲的李薇,是陳同海與另一位落馬的政壇高官,原山東省委副書記兼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的公共情婦。有媒體稱,三人共同構築了一個腐敗同盟。

浙江媒體人昝愛宗八月七日就人民網駁斥「高幹子女占中國超億元富豪91%」發表言論:「我認為還是少的,這些權貴基本上都是100%,全國這些富豪,如果沒有跟權利勾結,沒有太子黨背景和官商背景,不可能賺到錢的,都是用權力來運轉,在中國沒有法制情況下,沒有權力背景,絕不可能成為億元戶,或百億元戶。」

工人與富豪天壤之別

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中石化分公司最基層生產車間工作的一位工人說:「我們車間生產出的材料是分公司利潤最高、最暢銷的產品。我們車間每天利潤近一百萬左右。」「可沒想到我的收入為何這麼低,所有工資去除扣款(包括住房公積金、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稅、醫療等),一個月真正拿到只有二千零三十八元。」

他還說,我們當地的消費水平在全國應該算中上,但一個月花費下來所剩無幾。若想買房,這裏房價最起碼二千五百元起,公積金不能拿來交首期,要自己交首期才能申請公積金來還債(好像不是我們的錢),就算公積金拿來交首期,如何供一套房呢?奇怪啊!!這就是世界排名第二十二的國內第一的企業的收入表。

據中國工人研究網披露,許多企業的廠規廠法把工人視若囚徒;雇主僱用保安打手鎮壓對其不滿的工人或任意體罰、打罵工人,罰站罰跪乃家常便飯;實行抄身制,隨意懷疑工人偷竊,強令男女員工裸體搜身;工人不堪忍受奴隸勞動,還不許辭職,逃走抓回者則慘遭毒打;僱用奴役童工的現象也絕非鮮見。

世界銀行今年四月八日發布報告指出,按聯合國對貧困人口的界定,中國仍有二點五四億、近總人口20%每天花費少於國際最新貧困線。世銀六月報告,中國富庶的珠三角地區的廣東有4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可是,中國大陸的富豪人數超過英國,名列第四。

社會危機正在激化

從九十年代國企大張旗鼓改革後,大批員工被迫失業。就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上海一地,先後有一百多萬國營工人下崗,龐大的產業工人群因所在工廠關閉、轉產和改制而紛紛下崗。他們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中最具悲劇色調的「活化石」之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對上海靜安新城小區對四十五至六十歲失業工人的調查中。夫妻雙失業的家庭比例高達66%。而且,家庭結構較為相似,都是夫妻倆帶一個正在讀書的孩子。「雙下崗」家庭中,有50%「碰到經濟困難」,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學的,但他們大都相信,「孩子一畢業,找到工作就好了。」

零五年九月十六日,武漢市委、市政府領導與企業退休員工代表對話。這批老員工都是五、六十年代參加工作退休早,養老金僅四百至六百多元,最高七百元。如此微薄的養老金還要養活失業的子女,負擔孫子輩的生活必須。為了維持家庭的生存,撿垃圾賣,撿菜葉吃,如此困境,度日如年。

他們說,退休員工看病人為設卡,交不起「門檻費」,不少人被不合理的醫改奪去生命。如:二零零三年三月至十二月武重參加「醫保」後,死亡人數一百二十人,並有人自殺。輕型汽車公司退休員工、廠辦主任周萬清無錢看病,吊死在一棵樹上,該廠自殺達十餘人。武鍋退休工程師王印炎無錢交住院費,吊死在職醫病房。這樣淒慘悲劇在各企業退休人員中舉不勝舉。

何清漣認為,中國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從本質上只不過是對毛澤東當初「化私為公」的革命的一種逆變——「化公為私」。四九年以後,中共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七八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中共的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

半個多世紀「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這種「市場經濟加極權政治」不可能將中國引入繁榮富強,只可能導致新一輪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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