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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他們」相遇書展 ─ 專制文化和言論自由的對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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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蘭克福書展號稱全球出版業的「奧林匹克」,著名的德國Brockhaus字典約有四米之高。(AFP)

作為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賓國,中國今年派出二千多人的豪華陣容,希望再次上演「盛世歡歌」,未料卻屢遭抨擊,讓外界再次見識中共對外「開明」和對內恐怖的「專制文化」。借會場一角設攤擺位的異議人士和媒體說中國分裂成「我們」和「他們」,外媒也稱涇渭分明的「兩個中國」。

  月中旬,全球出版界一年一度的最大書展活動在法蘭克福拉開序幕,波光粼粼的萊因河畔迎來一百多個國家,七千多家出版商。今年,作為主賓國的中國,派出二千多人的豪華陣容,希望再次上演「盛世歡歌」,卻未想到屢遭抨擊,讓外界再次見識中共對外「開明」和對內恐怖的「專制文化」,借會場一角設攤擺位的異議人士說中國分裂成「我們」和「他們」,外媒也稱涇渭分明的「兩個中國」。

法蘭克福書展始於十五世紀中葉,二戰後,從廢墟中重建的法蘭克福一九四九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書展,從此成為領導現代國際圖書出版交易的象徵,被譽為出版業的「奧林匹克」, 每年選擇一個國家的文學作為主題。據統計,全球每年80%的版權貿易在此達成。今年第六十一屆書展的五天活動吸引了約三十萬人參加。

「我們」和「他們」


此次參展,中國耗資五百萬歐元設立展場,將一百多種書籍翻譯成德文和英文,並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帶隊,二千多人來到法蘭克福,包括上百名中國作家、近二百家出版商,一千多名藝術家、出版人員和專家,組織了五百多場文化藝術活動,可謂聲勢浩大。知名作家王蒙在書展上美言:「中國文學處在最好的時候」。

然而,在書展的另一邊,主辦單位邀請了諸多的中國異議作家和媒體,如旅居法國的作家高行健、英國的楊煉和馬建、北京作家戴晴和周勍等。他們的書在中國被禁,很多人不能回國,常年流亡在外,借國際書展一角,展出書籍表達自己觀點。甚至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和達賴喇嘛代表也來參加書展活動。

書展上的「我們」和「他們」相遇,屢屢形成尷尬場面。應該說,主辦單位也首次領教了中國政府的「管天,管地,管人」的勁頭。中方極力阻擾主辦單位邀請異議人士、抗議異議人士發言,並以撤展相威脅。

中國異議作家戴晴表示:「中國分裂成兩部份:『我們』和『他們』」。「當你屬於『我們』這個群體時,你擁有所有的特權。」如果不是這樣,「你可能好幾年都沒辦法出書。」她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被關押了十個月。她的全部著作,包括監獄回憶錄、有關三峽大壩的書等,都被官方禁止。

如此說,中國的當代社會和文化狀況是否處於「盛世」? 或許應由大家來評說。

中國只有一個出版社?

旅英華人作家馬建在接受德文《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只有一個出版社─「中國共產黨出版社」,而德國可就有千千萬萬個不同的出版社。他認為:「中國館正在告訴大家一個信息,那就是:一個消滅書的國家,一個消滅思想的國家,正在展出他們的成果。」


旅英華人作家馬建接受德文大紀元記者採訪,馬建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出版社:中國共產黨出版社。(新紀元)

旅美華人作家貝嶺表示,在中國大陸沒有私人出版商,所有出版社都屬於政府。由於政府壟斷,在中國需要花錢買書號出書,而在國外書號是免費申請的。他出國後把私人出版工作轉移到臺灣,在那裏沒有任何官方檢查和阻力。

貝嶺在國內曾多年從事地下文學刊物的出版,二零零零年因出版文學雜誌《趨勢》被捕入獄。在多位國際著名作家的幫助下獲釋流亡美國,目前在臺灣和美國兩地從事出版創作。

貝嶺說,中國出版社出的書都要經過審查,

馬建表示,「我們發現,這個時代非常危險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身處一個文明和道德正在下降的時代,政治家們正在變成老闆,我們正在被出賣。」他接著說,「道德危機,或者說是信仰危機,正在我們身邊徘徊,而中國政府正在用金錢收買我們的文明,收買我們的道德價值,難道這不是嚴峻的現實嗎?」

作家周勍認為,一個整天生活在恐懼之中的作家是寫不出好作品的。「零四年我寫了《民以食為天》,在鳥巢的附近一家飯店的廁所裏,突然進來三人,用啤酒瓶子將我打傷,縫了三十二針。在派出所,警察得知我不屬於作家協會就不管我了,原因是『你不是我們的人』。」

十三億人一個聲音?

在正式開幕前,書展單位舉辦一場主題為「中國與世界——認知與現實」的研討會,主辦單位邀請戴晴和貝嶺與會,但遭到中方力阻而取消邀請。此事被德國媒體踢爆,兩位作家最後一刻入場發言,中國官方代表團集體退席抗議。

前中國駐德國大使梅兆榮說,「我們來到這裡是交換意見的,而不是來聽民主課的。這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梅嚴厲的表示,「這兩人不代表十三億人!」給德國民眾和媒體留下深刻印象,萬分驚異。

一位德國記者評述說,怎麼還是那種冷戰時期的語調!一位德國民眾問,「他不是曾經在德國生活過很長時間嗎?怎麼還用這種語氣說話!」

貝嶺對德國媒體說,十三億人怎麼會只有一個聲音呢?獨立的聲音也是中國人的聲音。德國電視台等媒體評述,參加會議的中國人中只有戴晴和貝嶺的發言無需經上級批准。也有其他異議作家受到主辦方邀請,如著名作家廖亦武,但因中國安全部門的阻撓而無法來到德國。

十月十七日上午,作為書展主賓國,中共官方召開本屆書展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一百多名中外記者與會。面對外國媒體記者的提問,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對外交流合作司司長張福海回答,「中國不存在新聞審查制度」,此一說法被瑞士記者稱為「公開說謊」。

在眾目睽睽下,為何他敢說謊?有分析家稱,中共官員說謊說慣了,因無人質疑他的謊話,「十三億人必須跟著黨說」,不同聲音則須被「和諧」。在記者招待會外,有西藏人,還有「民陣、民聯」主席費良勇等人高喊「中共是極權」。這些人若回國免不了牢獄之災。

封鎖言路 中方備受譴責

如同奧運、世博,中國政府積極爭取作為今年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賓國。但北京奧運中共可以縝密籌畫封鎖言路,這次國際書展則難以重施故技。書展上大陸被禁的作家成為媒體追逐的目標,如龍應台、貝嶺、戴晴、馬建、周勍等。中方每一違反言論自由原則的舉動也都被媒體曝光而備受譴責。

對於中國力阻戴晴和貝嶺出席九月的研討會,德國主辦單位一開始曾婉轉要求兩位作家不要出席。為此,主辦單位德國書商協會主席洪斐德(Gottfried Honnefelder)在開幕典禮上公開致歉。

他在面對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上百位中國官方代表時,一再強調言論自由的普世價值,希望習近平「保障中國出版人和作家必要的自由」,全場立刻響起熱烈的掌聲。

法蘭克福市長羅特也對此表示遺憾,她說:「作為主人,不應該因為外界壓力而改變自己的立場。凡是擁護民主的人,就必須堅定不移,就不應該害怕中國退會的威脅。」

最後致詞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也指出與今年主題國的對話是沒有禁忌的,「這是言論自由的核心」。親身經歷東德統治的梅克爾回憶,年輕時多麼希望來自西方的訪客能帶來一些書籍。她強調:「圖書能發揮重要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所造成的改變會威脅獨裁、強化民主。」

多位臺灣出版界領袖和文化人當晚也出席書展開幕式。他們對德國出版界和政壇領袖在中國領導人面前直言的勇氣,表達由衷的佩服。

書展主席布斯(Juergen Boos)也在十三日開幕的記者會直言,「法蘭克福書展對受到迫害的人權和中國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限制,表達最嚴厲的批評。」書展結束後,在書展工作二十年的里普肯(Peter Ripken)因阻止中國異議人士發言,於十九日遭辭退。

熱比婭現身書展

十月十七日,被中共指控為「七五新疆流血事件」元兇的熱比婭現身書展。她率先參觀了《大紀元》展位,並接受《大紀元》的採訪。熱比婭說,自己的兩個孩子已被中共關進監獄,其他孩子也被監控,他們的壓力很大。「中共希望我的孩子公開罵我。」說到此處,一直微笑著的熱比婭臉色有些凝重,也有些傷感。


世維大會主席熱比婭接受大紀元採訪。(新紀元)

被問到「如何看待中共指控世維與基地組織有聯繫」的問題時,熱比婭說:「這個不用我說,很明顯就是個謊言。我們是反暴力的。」在如何解決新疆問題上,熱比婭仍希望通過對話解決。但她也表示,「中共沒有誠意對話。」

此後,熱比婭一行來到人潮湧動的中國館,當中國發現熱比婭時,很多人臉上寫滿錯愕,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也有人充滿憤怒,或充滿不屑,有些人還舉起相機。

面露微笑的熱比婭依次走到各個書攤前,不時拿起一本書來翻閱。「我很想和他們握手問好,但不想給他們帶來麻煩,他們是不自由的。他們太緊張了。」熱比婭遺憾地對記者說,「我希望他們不要聽信謊言,總有一天,我們都會擁有自由。」「我非常熱愛那些中國人。」她真情流露地說。

她的丈夫史地克表示,「感覺上很多中國人把熱比婭看作是『反動份子』。我知道這裡展出的很多書並不是作家自由意志的表達,而是反應了中共宣傳部門的意志。」之後熱比婭一行到土耳其展館,受到熱烈歡迎。人們紛紛與熱比婭合影。

中國人看「當代文化」


對於此次書展,中國作家於德清在博客上質疑王蒙的所謂 「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他說,國內媒體總是誇張報導,標題裡「引爆書展」、「盛大開場」等詞語已多得讓人吃不下飯。不過,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以負面為多。或許,德國的記者和編輯們,對德國漢學家顧彬的那句話「當代中國文學都是垃圾」,也是相當熟悉的?

於德清說,身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元老,王蒙挺身而出,奮不顧身、飛蛾撲火般回應外界指責,維護中國當代文學的面子和裏子,很是令人感動。香港經濟學者張五常去年曾說過「全世界歷史上沒有見過這麼好的制度」。這垂垂老矣的王蒙與滿頭銀髮的張五常,倒是有拚了。二人的理想和信念雖然曾經大相逕庭,現在卻又殊途同歸,走在犬儒主義的大道上。

他說,這種自媚實在沒有什麼意義。大家一聽到「文學最好時期論」和「人類最好制度論」,就能亢奮百倍,爆發出前進的能量嗎?如果不是,那麼這種評語也就沒有必要了。也難怪中國文學、中國經濟學無法獲得諾貝爾獎。你有諾獎大師,我有好好先生。如此,諾獎都頒給了別人,大家又何必意難平?


女詩人徐沛博士在法蘭克福書展展位模擬監獄中。  
「為了受威脅的民族」協會——用形體語言表明
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大紀元)

也有網民跟帖說:「呵呵,做自己屋子裡的君主!想怎麼吹怎麼吹!如同教育部副部長聲稱中國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中國快變成夜郎國了!」「獨霸話語權的園子,人們只能置身於媚俗的極權城圍之下。」「為金錢而寫作,難出好作品。」「說真的我不講笑話,照這樣下去,很快證監會就會推出文化股版塊了。」

在中共的龐大作家團中,王兆山在海內外引起的爭議最大。零八年,中共隱瞞地震預測知情不報,造成近十萬民眾死於汶川大地震,之後王兆山寫了《縱做鬼,也幸福》的獻媚詩受到舉國批評。新聞傳播學教授焦國標說,中共把這個人格最低劣的人網羅到所謂人才庫裡,似乎哪個人反文明,反民意,民憤最大,官方就會選擇誰。

諾獎得主:共產國家是龐大監獄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每天蒞臨法蘭克福書展,參加電視台為她舉辦的朗誦和研討會,所到之處擠滿人群,堪稱是本屆書展最具人氣的貴賓。

儘管身材瘦小,講話略顯靦腆,但在場的觀眾都能感受到她散發的道德勇氣和知性的能量。穆勒稱,共產國家是一個龐大的監獄,她表示自己的福氣在於「活得比一個專制政權長」。她也批評中共當局通過言論控制抹煞民族的記憶,「把整個民族控制在手中。」

她在接受德國《時代周報》採訪時說,人們應當密切關注世界上專制政權的所作所為,而不是聽之任之。想想本年度書展的主賓國中國,想想被保安人員毆打的中國藝術家艾未未就知道了。令人悲哀的是,如今世界仍然對專制政權採取讓步、容忍,並努力尋求妥協的態度。

穆勒的作品大多是對在共產極權下生活經歷的回憶及對那段災難性歷史的反思。現年五十六歲的穆勒在共產極權下生活約三十年,一九八七年舉家遷往德國。

在書展的中國官方網站上,未提及穆勒對共產集權的抨擊以及她的出身背景,顯然,十三億中國人都被剝奪了知情權,無法知道這位新科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精采故事。

獨立媒體《大紀元》備受推崇


十月十五日下午,赫塔.穆勒女士造訪了《大紀元時報》展位,以此表示對敢於揭露共產專制真相的獨立媒體和華人異議作家的支持和鼓勵。穆勒的出現引起巨大轟動。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穆勒做客《大紀元時報》設於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展位。
左一:赫塔‧穆勒;左三:流亡詩人貝嶺;左四:歐洲《大紀元時報》總編周蕾。
(新紀元)

赫塔.穆勒對《大紀元》表示:「我能夠想像你們所有人為此付出怎樣的代價,而且要為此承擔怎樣的風險。希望你們能夠因為所做的事情而得到回報。希望不久以後在中國出現一個來自內部或來自外部的強制力量,改變(中國的)人權狀況。」

穆勒吐露,在羅馬尼亞生活時,每天聽境外的「自由歐洲電台」:「我當時聽自由歐洲電台,一天不是只聽一次,而是聽好幾次。在羅馬尼亞,不聽自由歐洲電台的人就是傻瓜。」

她對在場的中國異議作家說:「如果我能通過任何一種形式給你們提供任何一種支援的話,如果我得到的獎項能夠為你們起到一種保護作用的話,我將非常高興。」

二零零零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高行健也接受了《大紀元》的採訪,他表示很喜歡看《大紀元》。「《大紀元》,我看到了,覺得挺好,我認為文章寫得很好,很有深度。」他笑著說:「繼續辦下去。」他說:「真誠是作家的本領,真實是作家的價值。」


二零零零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參加十六日法蘭克福書展的
「兩種不同文化中的寫作與生活」研討會,現場座無虛席。
(新紀元)

高行健因六四事件與中共決裂,八十年底前往法國。由於中宣部下令封鎖,全國媒體噤聲,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他是那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外媒看書展上的中國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當中共官員離場抗議戴晴和貝嶺出現在研討會時,許多人質疑,中共值得被邀請參加全球最大的出版品市場嗎?雖然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但在中共獨裁統治下,嚴格審查限制作家言論,把他們關進監獄,而且人權紀錄很差。

德國左派大報《日日新聞報》認為,中國的形象,不會因書展端出的「軟實力」,或砸巨資打造傳媒帝國就能改變,「只要決定權繼續操控在共黨的宣傳機器手上,而不是記者,就沒人會相信他們說的話。」

《紐約時報》指出,中國政府經過多年精心籌備,終於首次以主題國身份參加法蘭克福書展,不過北京原本希望頌揚文化成就的目的沒達成,整場書展反倒演變成箝制言論與言論自由的對壘,中國異議份子與國家認可的作家在書展上平起平坐,看來就像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中國」。

奧地利《維也納日報》和《信使報》報導,在中國出版社和宣傳部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們只談大陸的出版量、版權及讀書輔助事宜,按計畫應和記者有四十五分鐘交流,但大半時間中國代表只顧自說自話。在提問時間,麥克風也直接送到大陸記者手裏。

當記者威茨托克好不容易拿到話筒問,異議人士至今仍被羈押時,中方代表竟露出鄙夷一笑,說你最好去問警察。威茨托克從他們的得意笑容突然明白,為什麼穆勒二十年後回想當年的羅馬尼亞依然如此憤怒。也開始明白,在一個由這種人掌握一切權力的土地上,與其交鋒將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南德意志報》的社論認為,通過書展,德國人觀察到中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權啟蒙並艱難前行的現代中國,另一方面是試圖在國外打造自己光輝形象的官方中國。後者遭到失敗是可想而知的。中國政府持續逮捕和毆打異議人士的同時,卻想得到外國的看好,這根本是不可能。

時評家李天笑指出,中共官員並非不知,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書展主賓國的條件,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形式和符號包裝和推銷其黨文化,以達到雙面效果:在國際上的「開明」形象和在國內的恐怖主義。這對國內有良知有思想的知識份子尤為殘酷,因為他們的被迫害狀況在書展中圖書交易的雞尾酒會中被淡化了。

此次書展中,中國政府的形象異常醜陋。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發言人卻對德國輿論的激烈抨擊備感委屈。他說,他們為準備書展付出許多心血,卻未料到受到如此待遇。有分析家說,不是他們不受歡迎,而是中共的審查及壓制異議作家等「專制文化」令文明社會無法接受。因此,在此被弄得灰頭土臉也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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