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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誕的三峽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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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興建三峽大壩,無數居民家園被毀,面臨離鄉背井居無定所的困境。(AFP)

文革後為拉動經濟,三峽工程雖屢遭反對卻一再被提議,八六至八八年間,國務院又召集張光斗、陸佑楣等四百一十二位「專業人士」重新論證,得出結論「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為有利」,其中過程「貓膩」重重……

「三峽工程是凌遲中國百姓的一把刀」。被國際社會公認為三峽問題專家的旅德中國水利專家王維洛,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開始接觸三峽工程,九三年就發表了極具影響力的《福兮禍兮──三峽工程再評價》,隨後十多年裏,他一直就三峽工程的危害隱患提醒世人,最近又以通俗的方式寫了《三峽工程36計》來剖析其黑幕。在接受《新紀元》專訪時,這位德國埃森市CORS工程評估事務所的博士工程師,對發生在祖國的這一幕幕鬧劇悲憤不已。


旅居德國的國土規畫專家王維洛著作《三峽工程36計》五月在台灣出版。(博大提供)

可笑的「三邊工程」

「當時我還在上大學,參加了三峽地區的國土規劃,這也是三峽工程的前期規劃。很多人以為三峽工程當時規劃就是為了發電,其實相反,我們當時的任務是,在那裏造個什麼工程,能把三峽發的電吃掉。從一九八零至八五年,我到德國前,都一直在三峽地區跑,那時年紀輕跑得地方多,所以對那地方情況比較熟悉。」

「當時我們看了一些以前做的三峽工程論證,包括五八年做的論證,當時中央已決定上馬,後來因大躍進失敗才暫時擱淺。六零年後,三峽工程受到黃河三門峽水庫失敗的影響,毛澤東對建大壩不感興趣。到七八年,水利部和湖北省委要把修建葛洲壩水利樞紐作為給毛的生日禮物。毛當時還做了批示,『邊設計、邊準備、邊施工』,也就是說,搞工程不需要計畫,就這樣一邊建一邊改就行了。以後這個『三邊工程』還成了中國建築的主要『方針』,很多工程就這樣上馬。」

據說,當時周恩來督辦三峽工程時,支援工程上馬的林一山等人,和反對方黃萬里、李銳等人,爭論得非常激烈。後來毛決定先建葛洲壩水電站。

文革後為拉動經濟,八三年水電部提交了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八五年遭到周培源、李銳等多名政協委員強烈反對。於是八六至八八年間,國務院又召集張光斗、陸佑楣等四百一十二位專業人士,分十四個專題對三峽工程進行重新論證,結論「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為有利」。

作假的評估論證過程

這麼多專家為何都同意?美國AATA公司副總裁王平博士對《新紀元》談到三峽工程評估中的「貓膩」:「我當時還在國內,就知道這個所謂論證,不是請真正專家,而是事先問你,你要不同意建三峽,就不請你參加論證會,我知道很多在地質上、地質災害上有名的教授專家,因此沒有參加論證委員會,所以那個論證報告結論都說好。」

王平還介紹了國外對三峽工程的看法:「國外一個工程上馬前,必須經過嚴格的可行性論證,我搞了二十多年環保,在美國或西方任何民主國家,三峽大壩絕對建不成。就說這麼大的移民,任何國家都做不成,社會成本太大了。所謂論證也絕對行不通。比如蓄水滑坡,這是地質結構決定的,尤其是水位升高一百米,由於水的潤滑作用,還有壓力,必然出現滑坡等地質災難。」

「當時很多國家都給中國提出過忠告,美國甚至有一個行政命令,所有美國環保公司不能參加任何關於促進三峽工作的工作。我們公司老闆本來想參加,後來都不允許了,因為這種災害非常明顯,事先也都知道,可中國政府就不顧百姓生活。當然中國缺電,但這種不顧一切的方式非常危險,他說利大弊小,實際上這種利大只是暫時的,而弊端卻是成千上萬年、永久的。」

從「弊大於利」到「利大於弊」

「三峽大壩最大的危害應該說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破壞。」王維洛介紹了當時三峽生態論證組的報告是如何出籠的。

「當時所有參與三峽工程生態環境論證的專家,都認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弊大於利,結論也是這樣寫的。只是當時的組長、科學院院士馬士駿,為了緩和跟上面領導的關係,在結論後加了一句話,『很多弊病是可以通過人為措施加以限制的。』而院士侯學玉就不同意,他認為三峽工程是災難型的,是無法限制和補救的,於是沒有簽字。

不幸的是,九一年這兩位老先生都去世了。當時國務院以一個程序上的小失誤,否定了這個『弊大於利』的結論,然後提拔原來的論證副組長方子雲做了組長。方只有四個月時間,他也沒去做新調查,就在原來數據的基礎上,把結論改成『利大於弊』,交出了新報告,就這樣用自己的筆寫出政府所需要的東西。」

八九年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時,有九位參加論證的專家沒有簽字支持,當時任《光明日報》記者的北京政論人士戴晴採訪了他們,並整理成書叫《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當年二月在北京公開發行,由於六四學生運動,人們對三峽工程並沒有多少興趣,戴晴也沒有支持學生運動,六四後卻被作為天安門事件黑手抓進監獄,這本書也就被當作毒書被禁,書中接受採訪的專家也受到審查,從此他們再沒有發表意見的權利。

王維洛分析說:「這就是李鵬採用的『趁火打劫』手法。抓了戴晴以後就可以株連所有的三峽工程反對派,讓他們無法發聲,在政治上進行打壓。」


 三峽工程在一連串可笑與作假的評估論證過程中爆破動工。(Getty Images)

九二年國務院向全國人代提交了三峽工程建設議案,讓這些非專業人士來決定三峽工程的命運。當年四月七日表決,兩千六百三十三名人大代表中,贊成的一千七百六十七票,反對一百七十七票,棄權六百六十四票,未按表決器的有二十五人。這個67%的贊成率,是迄今為止全國人大所通過的得票率最低的議案。

王維洛稱這種審批程序是「有意推卸責任」。「只有採取人大決議這個程序,才會沒有人要為三峽工程的錯誤決策承擔責任,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把責任推到另一方面去。無論是李鵬或江澤民,或人大代表,還有那四百一十二個專家,都可以說自己沒責任,是上面叫這樣做的。這就是三十六計中的『走為上策』,到時候大家都走脫了,都沒責任了。」

違背常識的論證結果

「至於說三峽水庫水面是平的還是斜的,三峽工程泥沙組的說是斜的,因為他們沖泥沙時需要一個水的坡度,而三峽移民組的人說是平的,因為他們要這樣算移民人數才最少,兩個報告一個說平的,一個說斜的,這本身就是錯的。」王維洛在談到三峽決策論證混亂程度時,還舉例說了航運組的論證。

「航運組是做船閘的通過能力的,船閘的通過能力不是他們做出來的五千萬噸,是領導告訴他們要做出五千萬噸。一九八零年鄧小平視察三峽庫區時,下面官員就以「萬頓輪船直達上海」,點出當年鄧小平坐船出國求學極為不便的心態,哄著讓鄧點頭建一百五十米的低壩,說只需移民三十六萬。結果二零零六年水壩一百五十六米時,被迫遷移一百二十八萬人口,多出了七十八萬人。這就叫「瞞天過海」。那些科學家為了配合領導的指示,就加了很多前提,說假如所有的船都是萬噸船隊,而且所有的船都滿載的話,每年航運就能達到五千萬噸,但實際這是不可能的。」


重慶萬州的一對夫妻,居住在一百七十五米的移民線以下,面對背井離鄉的生活不知路在何方。(Getty Images)

重複犯錯的南水北調工程

同樣荒唐的決策是南水北調工程,「南水北調的前提就是要先建三峽工程,從長江上調水,輸送到北京,北京海拔才五十米,他認為隨便挖條溝就過去了,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事。特別是南水北調的中線方案,它由南到北想修一條運河,結果要橫切中國近七百條河,破壞這七百條河的自然流型。按中線方案,每年調水四百億立方米,相當於一條黃河。他開始說花一千億人民幣、到二零零八年就能保證讓北京人喝上長江水,但現在說到二零一五年也做不完,費用至少五千億。

從生態環境來說,北京並不缺水,當初那些皇帝們選北京做京城,就因為北京水土條件好。看看北京那些地名,就知道北京不缺水。什麼中南海、頤和園、金水河。一九四九年時永定河每年給北京提供十九億立方米的水量,後來在永定河上建了五百八十多座水庫,現在永定河每年只能給北京提供三億立方米受汙染的水。它不想辦法去恢復永定河的水資源,而非要到南方那麼遠的地方去調十億立方米的水,這和永續發展的理念是完全相違的,今後南水北調工程的後果比三峽工程還要嚴重。」

王維洛直指中共對三峽大壩工程政策的錯誤心知肚明,「以前中共所有重要文件都把三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但二零零三年後,中共主要領導人都不去三峽露臉,在中共全會上、公報裏、五年計畫中也都不提三峽工程了,跟六四一樣,中共不敢提六四和三峽工程,可見它自己也知道錯了,但就是不承認。」◇


 為興建三峽大壩,無數居民家園被毀,面臨離鄉背井居無定所的困境。(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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