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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國家譴責「中國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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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遭遇嚴重的水位下降,泰國、老撾、越南和柬埔寨的農業、漁業以及飲用水供應都受到影響。下游的國家歸咎中國在上游地區建造水電站,導致河流乾枯。(AFP)

國西南大旱,已經持續半年之久,至今無緩解跡象。這場被稱為「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受災人口超過六千萬,殃及耕地一億多畝,經濟損失超過二百億(僅官方資料)。旱情還正向全國各地縱深發展,湖南、廣東、甘肅、河北、山西、寧夏、西藏等省區,均呈現日益加重的旱象。


乾涸的堰塘。(Getty Images)

大旱,缺水,導致南方發電能力劇降。廣西,九成水電「癱瘓」;四川,部份電廠庫存量已低於七天警戒線;全國範圍,六成水電告急。旱區民眾,生計維艱。號稱「水資源居全國第三」的雲南,竟淪落到連飲用水都告急的地步。


(圖片來源:劉德軍博客)


 中國雲南省運水的村民與貧瘠的土地。(Getty Images)

中共由上而下的究責模式

中共總理溫家寶再赴旱區表演「親民秀」,並間接承認天災背後的人禍:基礎建設滯後,工程性缺水。溫某提出要「痛定思痛」,卻不是針對中央政府,而是指向地方政府、甚至民間。

在民主國家,遇天災人禍,總是民間責備政府,地方政府又責備中央政府,由下而上;但在中國,情形往往相反:總是中央政府責備地方政府,甚至責備民間、指責國民,由上而下。溫某的振振有辭,把中央政府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彷彿,中共「中央政府」,只有訓斥地方和教訓民眾的資格,絕無治國保民的責任。

天災 來自中南海的慢性人禍

然而,退休的前中共水利部長錢正英,卻道出了「中央政府」的歷史罪責:「進入九十年代,黃河開始斷流……我們一直強調治河、用水,沒想到居然使黃河水斷流了。後來問題越來越嚴重,塔里木河、黑河等內陸河流也出現斷流。我逐漸認識到,過去的水利工作存在著一個問題:粗放管理,過度開發。」錢某雖然自責說「這不是現任水利部長的責任,是當年我當部長時的責任。」但毫無疑問,這是整個中共「中央政府」的責任。種種「天災」,都是來自中南海的慢性人禍。

據知,文革後期,唯一的經濟建設,是農村水利建設。但到了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為了從華國鋒手中奪權,竟污指華「把水利建設戰線拉得太長」。鄧將華趕下台後,大幅削減資金,讓眾多水利工程下馬,導致全國各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北方水資源緊缺,全國再現糧食危機,才由趙紫陽等人重提水利規劃。

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所謂「水利建設」,竟又是一窩蜂的亂上胡幹,密集攔江建壩。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環境浩劫型的「中國模式」,引發重重災難。僅說旱災,進入二十一世紀,日益嚴重。二零零四年,中國南方遭受「五十三年來的罕見大旱」;二零零五年,雲南出現「近五十年來少見的嚴重初春旱」;同年,華南地區出現「嚴重秋冬春連旱」;二零零六年,重慶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二零零七年,中國二十二個省區出現旱情;二零零八年,雲南連續三個月大旱;二零零九年,十五個省市發生嚴重乾旱;延至二零一零年,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

錢正英提到備受爭議的三峽大壩,僅一筆帶過。但無可迴避的事實卻是,作為中共「政治工程」的三峽大壩,建成封頂(二零零六年)後,西南地區,高溫大旱就連年不息。到這次大旱,長江上游出現罕見枯水位,怵目驚心。

破壞性崛起模式殃及鄰國

破壞性的「中國崛起」模式,甚至殃及鄰國。就在中國西南地區爆發特大旱災之際,緊鄰中國的東南亞國家也出現嚴重旱情。湄公河四國,即泰國、老撾、越南和柬埔寨,紛紛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譴責「中國人禍」,他們指控:中方在湄公河上游,即中國境內的瀾滄江,亂建水壩,導致湄公河水位嚴重下降,達到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

中共方面,照例狡辯,不承認任何責任。但當近期,湄公河四國為此舉行峰會時,中共當局還是同意派出代表,前往「對話」,實際上是前去「解釋」、「挨批」。

溫家寶批評地方、訓斥民間,不妨自我反思:對待環境,中南海為何不能像部署其自身政權的「安全保衛工作」那樣,年年做到嚴絲密縫、滴水不漏?為何不能將天災人禍,像對付「社會不穩定因素」那樣,「消滅於萌芽狀態」?身為「暴發戶」的中共腐敗集團,究竟把浩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精力,都用到了什麼地方?值得國人追問和深究。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小標為編者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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