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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崩潰 而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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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表示,目前中國社會把個人價值、道德觀念等精神領域的東西完全物化成金錢了,除了物質支撐點,就沒有其他心靈寄託了。(AFP)

一連串殺人、自殺慘案層出,中國社會到底怎麼了?當一個社會民不畏死,這個社會的出路該向何方?中國問題專家學者指出了當今中國的火山口。

近中國大陸爆發了一連串殺人、自殺慘案。為什麼會突然爆發這麼多的暴力行為?其深層原因是什麼?如何化解避免類似事件的再發生呢?中國未來社會化的出路在何方?這些沉重而又深遠的話題,不斷叩問著每個中國人的內心。《新紀元》周刊為此採訪了幾位專家學者,探討這攸關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


最近中國大陸爆發了一連串殺人、自殺慘案。圖為福建省一名年輕的父親帶著女兒準備跳河被消防人員搶救。(AFP)

程曉農:中國社會土崩離析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認為,個體的盲目報復行為,並不能導致政權的崩潰,相反只能強化專制制度的鎮壓。

他說,最近大陸媒體到處轉載新華網《瞭望》周刊的文章,說中國有一億精神病,今後要由街道居委會來識別誰是瘋子。而且他們把窮人等同於精神病,因為精神病的一個標誌就是沒錢,窮瘋。他擔心今後中共會學克格勃,把凡是對中共不滿的人,包括異議知識分子,都扣上精神病的帽子,隨意關押。

以前百姓反抗政府,採用的是「上訪+跪求」的方式,如今改成了刀槍,這是個很明顯的變化,反映了民眾的忍耐度達到了極限。作為個人,由於無法直接報復政府,於是就盲目反抗,見誰就殺,表達的是對社會的絕望,對政府的絕望。

在冷兵器時代,改朝換代是由民間零星的反抗個案,發展成大規模有組織的反抗,但現在靠菜刀只能殺小孩,只能讓民眾感到不安,卻不會對政權構成威脅,它只是折射出政權的無能。

人們用自殺或盲目殺人的方式來表達心中的不滿,這是古往今來很少見的,它反映了官民矛盾的激化。由於官方太強大,孤立無援的個人只有用盲目殺人的方式,給社會成員帶來恐懼。

中國社會分化了二十年了,為什麼今天才突然出現這麼多暴力反抗呢?這主要是人們心態的轉變。以前百姓對政府還抱有幻想,中共的洗腦宣傳還能蠱惑人心,現在不同了。改革開放帶來兩大變化,一是社會分化,貧富懸殊;二是資訊流動讓人們或多或少的看到了政府黑暗的一面,並從中共官員日常的惡劣行為中獲得證實,這令中共的宣傳破滅,民智漸開的人於是開始了反抗。

分析那些自殺、殺人的人,程曉農指出,他們並不是因為饑寒交迫活不下去了,主要不是經濟上的困境,而是精神上的絕望——我的命反正不值錢,與其默默的活著飽受欺辱,不如用我的死來幹一件令我痛快的事——這種報復心理在中國很普遍。「你看那個殺法官的,人們普遍稱他是英雄,說他殺對人了。」

程曉農續說,最近有個農民工去討薪,老闆不給,他就拿刀殺人。幾刀下去,老闆求饒了,農民工卻說:「太晚了,你現在就可以去死了。」結果這句話成了網路流行語。這表明人們內心對報復權貴的贊同。雖然絕大多數人不會去做,但他們的痛快心理,其實跟凶手是同樣的心態。現在老百姓普遍認為就是應該讓中共官員為中國的現狀付出生命的代價。

目前中國社會把個人價值、道德觀念等精神領域的東西完全物化成金錢了,除了物質支撐點,就沒有其他心靈寄託了。人們的價值體系完全建立在物質利益上,稍微一點挫折就承受不了了,這主要是因為中共把宗教消滅了。宗教本來是能夠緩解社會焦慮的,現在宗教信仰沒有了,人只看眼前利益,一有事就走上絕路。現在人們常說的是:「你讓我生不如死,我就讓你死不如生。」你看河南鄭州因拆遷開車輾人的,他說:「你讓我沒房子住,我讓你有房子沒人住。」

但程曉農認為這些個體的暴力行為,對社會進步沒有多大的推動力,因為很多人是抱著看政府笑話的心態,還沒有形成一個組織,所以他們的積極作用是有限的。其消極因素帶來的後果就是全社會的恐慌,百姓覺得日子越來越沒法過了,人與人之間根本沒有信任了,今天是你的朋友,明天他就把你的孩子殺了,社會到了這種極度不安的狀態中了。

現在中國面臨的不是政權的崩潰,而是整個社會的土崩離析。不光是政權走進了死胡同,整個社會都走進死胡同了,沒有出路了。說是出來一個溫和的共產黨領袖,但他也沒有辦法了,除非他把權貴階層給滅了,也就是把他自個兒給滅了,全體官員自殺,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這個前景是非常可怕的,無論是中共,還是中國百姓,誰也解決不了這個難題了。

孫延軍:不重塑道德 中國沒希望

原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孫延軍指出,最近大陸媒體大肆宣傳說中國有一億多精神病,這其實是新華社找藉口轉移政治風向。中共想把一般人理解的精神病說成是社會動亂的根源,其實真正原因是中共暴政,很多殺人犯的精神是正常的。

但孫延軍看到中國整個社會的不健康心態,多數人群處在病態人格中。他說,正常社會跟中國社會最大的不同有兩點。一是它有信仰自由,那種正向的信仰,正統信仰是能夠穩定人心,促進社會發展,遇事有正確的是非判斷標準,人知道反省,對自己的行為有道德的約束,而現在中國沒有這個。第二,正常社會有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則,民主法制體系決定了遊戲的規則。人偶爾會受到挫折,但他知道總體規則是公平的,調整好自己就有希望,而中國就沒有這個公正的大環境。


中國整個社會的不健康心態,多數人群處在病態人格中。(Getty Images)

現在中國人只信錢。純粹的唯物主義讓人連感情、倫理等社會問題都物化成了金錢,比如給孩子錢多就成了愛護;到廟裡燒香,誰給的錢多就是虔誠。這種物化的變異,就是負面價值觀的體現。人不同於低級物質存在,就因為有信仰。現在中共徹底摧毀了人們的信仰,於是精神追求異化成了極端的物質利益,絕對的利益至上,把對金錢、權力的占有,當成了評價人是否成功的標準。現在的中國,品質高尚、人格健全的人處處碰壁,好人受欺負,壞人發財,連愛情這個人類相對純潔的領域都成了「男人不壞,女人不愛」,什麼二奶、三奶,都是這種顛倒價值觀的體現。

在正常社會,由於機會平等,分配制度合理,各種救濟管道也暢通,好人是不會有那麼多磨難的,做好人是一定會成功的。正如孔子所說:「邦無道,富且貴,恥也。邦有道,貧且賤,恥也。」

孫延軍表示,中國病態社會的根源在於官僚體制的腐敗墮落。上級官員他自己就貪腐,他一定會姑息縱容他的手下同樣這樣幹。如今大陸官場,潔身自好者無法生存下去,一級級的擴張下去,引發了民眾的模仿效應。整個社會出現了不講道德的投機心理,由於他不相信有來世,也不講道德,所以人們就可以無惡不作。不重塑道德,這個社會就徹底沒希望了。

陳奎德:文化價值消失 加速紅朝末路

復旦大學哲學博士、曾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現為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縱覽中國》網刊發行人兼主編陳奎德,從文化歷史層面分析指出,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末期,由於社會貧富懸殊嚴重,官、商和鄉村士紳結成同盟,底層民眾沒有出路,最後整個社會價值觀崩潰,零星反抗演變成為遍地狼煙,最後政權崩潰。

現在中國的情況更為嚴重,而且這次中國面臨的問題,不是政權崩潰,很可能是整個中國社會徹底解構。以前即使中國被異族統治,文化優越感從未消失,這種文化傳統保存在民間知識菁英中。以猶太人為例,雖然國破,雖然流浪,被各國欺壓,但文化仍在,信仰仍在,所以才可能復國。

陳奎德說,但現今的中國,文化上已沒有任何優越感,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價值的中心已經消失,情況更為可怕。這也是很多學者提出來現在是「三千年以來之大變局」的原因。

歷朝歷代進入末世之後,可能會出現不同的情況。有些可能延續上百年,有些可能幾年就徹底崩潰。但基本上來說,從漢到清,這個節奏越來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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