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香港民主的對立面?
民主派哪怕和香港政府達成一個更為糟糕的妥協,也比和北京達成更好的妥協有價值得多。…
六月二十三日,香港政改「改良方案」在立法會終於通過。這是香港九七年以來首次對香港政治體制進行改革的各方妥協方案。香港特區行政首長曾蔭權對此表示滿意,認為是香港政改獲通過,「不單是政制『起錨』,而是香港整體經濟及社會的「起錨」。香港從此之後會不一樣。」政務司長唐英年則稱此為香港的巨大勝利。
香港社會的普遍反應卻談不上「巨大勝利」。民主黨資深黨員鄭家富退黨,民主黨受到普遍批評,而被稱為建制派的親中政治團體發出冷嘲熱諷,顯示香港社會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分歧日漸擴大。
香港政治體制有什麼問題嗎?為什麼要「改」,改的方向在哪裡?回答這樣的問題,恐怕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為什麼有一國兩制,以及香港民主的對立面是什麼?
兩制的疑問
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由英國交返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其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實行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按照北京的解釋:「除了外交和軍事,其他問題香港人自己決定。」一國兩制的基本框架,因應的是港人普遍對中共的不信任,對中國所實行的政治制度的反感。在這個政治制度框架之下,一國是無法改變的政治前提,而兩制則是緩解上述香港社會對中央政府普遍反感和不信任的政治安排。
而香港民主派和中央政府「溝通妥協」,導致這次政改方案順利通過,所帶來的一個最重要的結果,是中央政府成為香港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社會事務發展的最重要角色,港人治港可能變成「京人治港」。
很顯然,無論政改方案各方滿意與否,北京介入香港本地事務變成既成事實。在日後香港任何本地事務的爭拗中,各方似乎都有了更大的和北京「溝通妥協」的動機,而北京通過這種方式得以深深介入香港事務。
所以,香港民主黨的深明大義和顧全大局,雖然帶來香港政制改革的小進步,和香港官民合作的一個契機,但卻引發了「兩制」能否堅持下去的疑問。
北京不是中立方
二零零五年香港政府推出政改方案被立法會否決,這次再次推出新的政改方案,泛民主派再次威脅否決。於是形成一個表面的對立格局,香港政府和建制派政治團體和香港泛民主派針鋒相對、各執己見。而北京在過程中的角色變成了調解和妥協的中立者。
事實上,這明顯是北京希望營造的一種政治格局。對於中共來說,這只是小把戲而已。中共在八十年的奪權和保權戰爭中,多次運用類似的戰略取得成功。用中共自己的語言是說: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個個擊破。
在香港政治發展的整個過程中,港府其實並非獨立的一方,港府並不代表某個階層或某個集團,香港特區政府只是北京的代理人而已。
這在最近香港政改的事情上其實也非常明顯。香港民主黨提出修改方案,在北京介入之前香港政府並不支持,建制派政治團體並且全力反對。而在民主派和中聯辦溝通妥協之後,港府認為這是一個「巨大勝利」,其立場鮮明,而態度絕不曖昧,即港府就是一個代理人。
問題在於,港府這個代理人角色是北京近年來刻意安排的結果。由香港特區長官的確定、高級官員任命、〈基本法〉解釋等等,香港政府所實施的措施和文宣策略,明顯都是北京的安排。
從這個角度上觀察,民主派哪怕和香港政府達成一個更為糟糕的妥協,也比和北京達成更好的妥協有價值得多。因為港府和香港泛民派尖銳對立,最後由北京來妥協溝通,成為一個裁判人的角色,由此北京介入香港事務由暗地轉為表面化,未來之影響遠超過了幾個民選議員的成績。
什麼是香港的立場?
妥協是一種政治藝術。香港民主黨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爭取,仍然受到北京的嚴厲打壓,而香港政治體制的改革陷入膠著。困境之下,民主黨和北京妥協以求突破僵局,雖是一個情有可原的舉措,但於香港和香港人的基本立場有所折損。
香港政改的方向,基於世界政治和社會發展基礎的普世價值。對於公民社會已經非常發達的香港來說,立法、執法、行政三權分立,立法議員由「一人一票」選出,本來是天經地義的選擇。
目前香港有六十名立法會議員,其中三十人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另外三十人是所謂的「功能團體」議員。功能團體是港英治下的殖民地政治遺跡,其中許多是由公司和行會推選。九七年之前,英國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設計政改,因為北京堅決反對,保留的功能團體議席但擴大投票範圍,使原來的公司行會票改為行業內每人一票。不過這種安排北京在九七之後取締。
代議政治體制的原則是所有人政治權力平等,用這個標準來看,香港這個在世界上有名的富庶城市卻有著不公平的政治體制,資本家和政府權力過大,市民政治權力受到壓縮,因此才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和要求。
北京以妥協一小步換取了日後香港事務上的相對決定權,根本上損害了香港人利益。在目前政治現實下,香港人若不努力堅守立場,未來來自北京的壓力將越來越大。以中共過去六十年的表現來看,這絕非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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