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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捎來可貴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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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戴蒙、摩坦森和皮薩瑞德(Getty Images)

在全球正陷於「無就業景氣復甦」窘境的時刻,瑞典皇家科學院發布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70歲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戴蒙(Peter A.Diamond)、71歲的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摩坦森(Dale T.Mortensen),以及62歲的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教授皮薩瑞德(Christopher A.Pissarides)三位共同獲得。不但未聞異聲,還獲得普遍肯定,因為這三位得主都是分析勞動市場的名家,尤其對失業有獨到見解,或許對解決失業問題有幫助。
 
三位入世經濟學家獲獎

1940年出生於紐約的戴蒙,1960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數學系,1963年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先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當助理教授、副教授;1966年回M.I.T.任教,直至2010年獲頒諾貝爾獎時還在該校任教。
 
戴蒙獲得無數榮譽,得過不少獎項,也曾擔任《美國經濟評論》(AER)等數種頂尖學術期刊編輯。他的研究興趣在三大領域,分別是公共經濟學、資訊和不確定性,以及價格、景氣循環。戴蒙著作頗豐。早期學術研究主要在無限的水平偏好和成長理論,重新思考瓦拉斯模型(Walras’Law)在缺少某些市場(特別是保險市場)、缺少以最小成本從事個人間所得重分配能力下跨代規範分析。較近期的研究則專注在缺少瓦拉斯喊價者的應用。這些基礎研究都已應用在退休公積金的政策分析。
 
摩坦森於1939年在美國出生,1961年獲Willamette大學經濟學士,1967年得到卡內基美隆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修讀博士時曾擔任研究生講師和研究助理。1965~1971年任西北大學助理教授,1971年晉升副教授,1975年再升為教授,到2010年獲頒諾貝爾獎還在該校教學。

摩坦森的研究領域有三:一為一般經濟,二為資訊和不確定性,三為特別勞動市場。他是工作搜尋和失業搜尋理論的先驅者,並將該理論擴展至勞動重組、研究發展、私人關係以及勞動重分配。他對摩擦等於交易雙方隨機抵達的洞察,已成為勞動市場和勞動市場政策影響分析的引導技術。摩坦森現在最主要的研究是發展加入工資差異、工作和勞工流量的時間序列行為,以及經由產品創新的經濟成長的均衡動態模型。
 
皮薩瑞德於1948年出生在賽浦路斯的Nicosia,1970年獲Essex大學學士,隔年得碩士,1974年移居英國,並獲倫敦政經學院博士,擁有兩國國籍。1974年任職賽浦路斯中央銀行經濟研究部門,1974~1976年擔任Southampton大學經濟學講師(Lecturer);1976~1982年回倫敦政經學院任經濟學講師(Lecturer);1982~1986年升為高級講師(Reader);1986年迄今一直擔任政經學院經濟學教授。

皮薩瑞德的主要研究領域有三,分別是勞動移動、失業和空缺,價格、景氣波動和循環,以及經濟成長和總生產力。他的專長就在失業經濟學、勞動市場理論、勞動市場政策,以及成長和結構變動。

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啟示

綜合而言,三位得獎者的理論重點在於強調:勞動市場的供需雙方無法完美遇合,亦即市場上許多公司有許多空缺職位卻找不到人,而另一方面卻有不少失業者找不到適合的工作,於是失業很自然出現了。原因就在資訊不完整、當事人主觀考量、交通等等成本的存在,於是如何降低雙方的「搜尋成本」就成為關鍵,而勞動市場中無時無刻都有失業存在就是常態,至少有所謂的「摩擦性失業」。所以,問題就在:如何降低搜尋成本?而政府有關政策是會降低或提升成本?或者政府政策究竟會降低失業率或者反會讓失業率居高不下?
 
值得注意的是:以三位得獎者姓氏縮寫而成的「DMP」模式指出,市場買賣雙方資訊並不完整,要獲得「天作之合」的完美配對非常困難,可說根本不可能。結論是:失業福利較優厚的社會,通常失業率較高,勞動市場供需雙方相互搜尋的時間也比較長。

這樣的結果其實已有許多學者附和、證實。我們可舉1982~1984年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也曾是雷根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費茲坦(M.Feldstein)教授這位經濟名家,在1978年美國經濟學會年會時,所提出的一篇討論「失業成本」的論文之論點來做明確的說明。費茲坦將失業成本分為「私人」和「社會」兩種,認為失業的私人成本如果低,將會導致高失業率;而此成本之所以會低,乃因薪資所得稅高且失業津貼免稅,致私人較願享受閒暇或從事非市場工作行為,亦即對工作產生相反的誘因,這也是美國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的主因,而且也使原本只是短期失去工作者,也寧願賦閒在家領救濟金,而不願賺取差額不大的工資。
 
至於失業的淨社會成本,係指設法將失業者送回工作崗位去的潛在利益,以及政策本身所耗成本之間的差額。不幸的是,降低失業的政策卻會引發通貨膨脹,以政策來減低暫時性的失業是得不償失的。不過,費茲坦教授也認為,如果是結構性的高失業,而不有效的解決,就可能演變成歐洲國家所採用的「壓低失業」模式,即,不經政府允許,廠商無權解僱工人,而失去工作的工人,也無權決定何時返回及回到那個工作崗位。更糟的是,長期高失業率更會迫使採用引發加速通貨膨脹的擴張性總體政策。如此一來,在勞動市場失去自由和加速通貨膨脹雙重壓力下,將使整個經濟蒙受重大損失。所以,基本上,費茲坦教授對失業保險或津貼,採取保留態度。這與上文所提的「DMP」模式之結論不謀而合。

如何縮短失業期間、如何降低搜尋成本,讓勞動市場更自由、競爭程度更大是較有效方法,政府救失業的政策則往往幫倒忙,甚至於培養一些懶人。一直以來世界各國所施用的救失業政策,不論是公共就業、公共訓練,或者是失業保險,似乎就是如此呢!所以,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捎來了這樣的訊息,不是提供了可貴的啟示嗎? ◇ (小標為編者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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