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封殺網路 反諷應運而生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毛澤東的死亡，讓全中國鬆了一口氣。圖為1967年7月7日，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人們在幹農活之前，必須先學習毛澤東的「小紅書」。（AFP／Getty Images）

在中共以鐵腕封鎖網路之際，中國人也只能改以反諷的間接方式針砭問題。現在，當人們在網上揭露災難、疏失、貪污或不公時，總會諷刺地說：「感謝國家」，而這，恐怕才是中共當局應該要感到憂心的。

編譯 ◎ 陳邁克

美國著名期刊《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1月12日在網站上發表阿布漢森（Eric Abrahamsen）的評論文章〈反諷真好！〉（Irony Is Good!）。作者認為，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扼殺了中國人的幽默感，直到互聯網誕生，才重新帶回這種幽默感。在中共以鐵腕封鎖網路之際，中國人也只能改以反諷的間接方式針砭時政、反映社會問題。

中共否定中國人的共性

阿布漢森表示，反諷就是表面話語與真實語意之間的距離，使說者和聽者之間有會心交換眼色的空間。雙方必須有共同的經驗和信仰，彼此才能對於反諷的意義了然於心。然而，中共卻聲稱，中國除了黨和人民之外沒有共性，當然，除了中共領導人傳承下來的政治術語之外，也沒有共通的語言。

早在1942年，毛澤東就曾向政府領導人和知識分子說過，藝術和文化的目的在於服務政治。但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語言造成真正的傷害，在當時除了八種政治上正確的樣板戲之外，所有音樂和戲劇都被禁止。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毛澤東的死亡，讓全中國鬆了一口氣。儘管官方語言發展緩慢，但民間社會終於又有發展自己語言的空間，這使得80年代成為文化的多產期。理所當然，作家是這波中國語言反諷手法緩慢復興的最前線。有些作家拋棄毛時代的政治術語，重新引進傳統中國文學的古老聲音。

互聯網重啟中國人的幽默感

但是，阿布漢森指出，真正拯救了中國人幽默感的是互聯網。在90年代後期，網路還沒有受到中共封鎖，對於長久以來一直被中共當局控制的作家和思想家而言，這是一個可以探索新聲的大眾空間。網路作家王小山於1999年創立「黑通社」，提供記者和作家們亟需的宣洩管道，這個故意以模仿荒謬內容搞笑的通訊社目前還在營運。王小山聳聳肩膀說：「新華社造假，我們也造假。」

然而，這樣的網路自由只能說是曇花一現。當博客寫手王小峰開始在2004年張貼幽默的文學作品時，中共當局警覺到網路言論的危險性。他的博客原名為「戴（代）三個錶（表）」，用以反諷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該博客經常受到中共當局的整頓和關閉，並被迫於2006年改名。

中共目前對網路的嚴格控管，使網友對中共中央和高層領導人的幽默批評日益減少，只能轉向嘲弄較小的目標，包括社會各階層的權貴人物。官員貪污或濫權的案例經常被拿來做文章，並引發網友的熱烈迴響。舉例來說，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區公安局副局長李剛的兒子去年十月酒醉駕車，撞死一名學生，卻口出狂言：「我爸是李剛！」此一事件引起網友的公憤，紛紛寫詩、製作音樂影片模仿並取笑這句話。

另外，在2009年，一群船夫尋獲溺斃學生的屍體，在當地官員的撐腰下，他們向學生家長索求高額的費用，否則拒絕交還屍體。網路作家韓寒對此評論說，每個中國人身上隨時都要帶著尋屍費，萬一自己或朋友不幸溺水，就可以把錢舉在頭頂上，這樣那些半官方的尋屍人員才會幫忙把你打撈上來。

反諷的力量

當今的大多數中國傳統媒體仍然緊跟政府路線。由於中國學生從小就接受「一言堂」式的教育，在這種文化下，反諷仍然相當罕見。從中學開始，中國學生就必須上「政治思想」課程，每年反覆學習共產主義，其結果就是心靈上的麻木不仁，無法去類比或分析事情。

自覺的網路社交討論可能還在遙遠的未來，但，至少在中國知識份子中，中共當局最赤裸裸的自我矛盾不再被視而不見。當溫家寶於去年9月接受CNN訪問談到言論自由和合法性後，他的評論雖然被中共媒體封鎖，但中國的網路評論家紛紛嘲弄這種荒謬。

中共政府一直笨拙地迴避這種新的挑戰。其網路審查的第一條規定仍是「不要談論網路審查」，而且政府也了解直接對付普遍的嘲弄和反諷，可能是致命的，因為政府的諸多面向被以文字曝光，經不起人們的仔細檢視。

然而，無論中共當局如何迅速地壓制新的批評，總是為時已晚。除非語言文字中沒有思想，否則粗暴的刪除異議言論是沒有用的。反諷的是，也正因為如此，當政府悍然刪除異見時，留下的一片沉默才會變得如此鏗鏘有力。現在，當人們在網上揭露災難、疏失、貪污或不公時，無論他們是憤怒或是認命，總會使用改編的舊日政治術語，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會諷刺地說：「感謝國家」，而這，恐怕才是中共當局應該要感到憂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