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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冒死舉報中共高官李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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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河南某愛滋病村莊,一名男子緊緊抱著身患愛滋病生命垂危的家人 (大紀元資料室)

我明年就80了,還有我是肝癌晚期,活不了幾天了,我能把這冤案、我應該說的話,帶去見上帝嗎?‥‥‥我寧願在為公平、正義和捍衛人權的鬥爭中戰死,也不願靠藥物維持生命苟且偷安病死。」

他,公開了令數十萬人因賣血而成為愛滋病患者的河南「世紀浩劫」,一紙紙舉報信,直接點名江澤民親信──李長春。

文 ◎ 駱亞、文華

陳秉中,一個年近80的肝癌晚期患者、一個退休前掌管中國健康事業的高官。他曾是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北京醫科大學兼職教授,不過最近半年多來,他在積累了大量證據後打破沉默,先後四次公開舉報原河南省一把手、現中共政治局常委第八號、中共黨內第五號人物:李長春。

從2010年9月以來,他用特快專遞和網路公開信等形式,實名舉報李長春在1990至1998年擔任河南省省長、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等掌權期間,面對河南發生的堪稱「世紀浩劫」、令數十萬人因賣血而成為愛滋病患者的惡性群體事件,犯下玩忽職守、包庇縱容、隱瞞疫情、打壓舉報人等不可饒恕的罪行,而在中共官官相護的體制下,李長春不但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反而升官成為中共的九大頭目之一。


李長春在1990至1998年擔任河南省省長期間,對於令數十萬人因賣血而成為愛滋病患者的河南「世紀浩劫」,犯下玩忽職守、包庇縱容、打壓舉報人等不可饒恕的罪行,而在中共官官相護的體制下,李長春不但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反而升官成為中共的九大頭目之一。(新紀元)

為何選在此時舉報李長春呢?陳秉中對《新紀元》記者表示,他在退休後才得知河南愛滋疫情,他當時主管的健康教育研究所主要是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愛滋病等疫情則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負責。他是1995年聽說河南愛滋病疫情的,但苦於沒有證據。現在經過長期積累,他掌握了確鑿的證據,百分之百的能夠承擔起舉報的法律責任,同時,由於中共18大召開在即,他不想讓這些危害百姓的壞人依然占據高位而未遭受應有的懲罰。

此時舉報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明年就80了,還有我是肝癌晚期,活不了幾天了,我能把這冤案,我應該說的話,帶去見上帝嗎?其他人不敢說,我反正是要死的人了,我寧願在為公平、正義和捍衛人權的鬥爭中戰死,也不願靠藥物維持生命苟且偷安病死。也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成功,便成仁。」

李長春為何有推卸不掉的罪責?

在舉報信中,陳秉中採用了最保守的數據:「河南至少有10萬農民因為賣血而感染愛滋病,其中至少一萬人因此而死亡。」他在信中說,這只是冰山一角,中國民間抗愛第一人高耀潔的數據是:河南至少有30至50萬愛滋病患者;國際愛滋病機構的數據是:河南有150萬病毒攜帶者。不過陳秉中認為,哪怕只有10萬人感染愛滋病,也足夠成為舉報李長春惡行的證據了。

在過去幾年裡,這位古稀之年的多病老人,艱難寫下八萬多字的舉報信和真相材料,如《導致愛滋病在中原大地暴發流行的血禍責任者難辭其咎》,《徹底揭開河南污血案黑幕讓「血漿經濟」真相大白於天下》,《塵封的抗爭與吶喊》等,矛頭直指官方的誤導和不作為。



陳秉中在重病中致信胡錦濤要求正視愛滋病爆發的官員責任(RFA)

陳秉中在舉報信中一再強調,李長春作為河南的一把手,河南大搞血漿經濟到那麼瘋狂的程度,他沒有制止;當愛滋疫情爆發後,他沒有去撲滅疫情,反而打擊迫害講真話的人;他包庇縱容血漿經濟受益者,對河南百姓的痛苦沒有一句道歉的話,反而升官發財,「這些都是他明知故犯的,所以這是他的責任,是確鑿的,因此我認定是他。」

他還提到,原河南省委紀委有四位委員自2004年9月以來,一直堅持控告李長春。他們先告到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會、中央紀委和最高人民法院;2006後又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訴李長春嚴重瀆職,但最後都被壓制下來了。據海外媒體報導,中央政治局委派賀國強、王剛分別與這四位前紀委官員至少會晤三次,盡力安撫勸阻,要求不要把事件擴大化公開化,四名原紀委官員對中央的意見表示尊重,但也表示很大的保留。他們指出:李長春嚴重瀆職已造成數以萬計民眾的生命代價、數萬家庭的不幸,而李長春作為地方主官,竟然一直升遷到中央最高領導層,實在有損黨中央在全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

河南賣血脫貧「新思路」

在舉報信中,陳秉中一再談到河南省衛生廳廳長、被河南人稱為「愛滋廳長」劉全喜的罪不可赦。1992年在李長春擔任河南省省長期間,劉全喜被提拔成為省衛生廳廳長。上任不久他就提出讓河南脫貧致富的「新思路」。劉全喜曾在衛生廳內部會上說,假如全省7,000多萬農民中,有1~3%的人願意每年賣血漿一到二次,一年就是上億元的效益。近億人口的河南要發揮人口優勢,用人身體來掙錢。

當時河南官方提出的「救死扶傷,賣血光榮」的口號隨處可見,連「不賣血就是不愛國」的口號也在河南睢縣電視台作為廣告播出。在政府的強力引導下,短短一年內,河南各地衛生系統成立了200多家「合法」血站,政協、人大、軍隊、黨委也紛紛開辦血站掙錢,更多數不清的地下非法血站也相繼大量出現,全省約有140萬農民加入了這場「以血致富」的群眾運動中,連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把白髮染黑冒充年輕人賣血。

那時老百姓流行的順口溜是:「要致富,建血庫」、「要想奔小康,快去賣血漿」,「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最初賣血還要靠關係,親聯親、友聯友,年輕力壯者才能賣血,不少人甚至以此為業,不過很快賣血就成了河南的全民運動了。

混合血液回輸 嚴重的違規操作

起初血站收購的是直接從胳膊抽出的全血,主要用於醫院輸血。1993年後,由於國內血液製品生產的需求,大陸血站基本轉向收取血漿,河南的血液經濟,準確的說是血漿經濟。

據北京佑安醫院張可醫生的《河南愛滋病五年調查報告》顯示:血站只要血漿,不要血球,通過離心機分離血漿後,血球處理成為難題。於是血站「想了一個一舉兩得的好辦法,即把同種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輸給獻血人員,回輸的同時還可以少給獻血員五元錢。」血站欺騙賣血者說,回輸血球可控制貧血,加快恢復造血,因此農民為增加賣血次數,幾乎都同意回輸。於是同血型賣血者只要有一人帶有病毒,其他人根本就無法避免感染,於是愛滋病就這樣幾何倍數的在賣血人中迅速傳播開來……

舉報信還說:「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機上放一台離心機和幾個反復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他們抽血進村,服務上門,現錢交易。全國的生物製品企業大都到河南收購血漿。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農村父老鄉親的血漿去賺錢。一個月賣20次血的人在貧困的河南農村並不少見。」

血站、血頭、生物製品廠獲利

「賺錢的是血站和組織人賣血的『血頭』和生物製品廠。一噸血漿變成血製品後則由20萬元升值到80多萬元,而賣血者一個月兩次收入不過130元。因此有人把血站人員叫做『吸血鬼』」。

血頭一般由三種人擔任,一是衛生部門工作人員,二是前者的親友,三是有頭腦、有關係的賣血者,如村幹部等。一個血站一天抽血約500至600人,賣血者500毫升血漿可收入45至75元不等,血站一天可抽血30萬毫升,收購價大約每噸血漿(200萬毫升)20萬元,血站可進帳6萬元,支付賣血者3萬多元,一個血站一天就可以淨賺2萬多元,一年就近1,000萬。但血站發給員工的一年只是一個1,000多元的紅包。血站是衛生局的下屬,收入不用上繳,到1994年河南每個縣都有一、二個血站,周口地區就有15個。

上百萬的貧苦賣血受害者

河南愛滋受害者當然絕大多數是賣血的農民,但也有少數在醫院接受輸血治療而感染者。「當年各個鄉鎮醫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殺搶救、懷孕生產(包括剖腹產)、外傷、手術等,患者一律會被要求輸血,因為使用血製品或輸血是能增加醫務人員的收入。」

河南到底有多少愛滋病人呢?2004年9月,河南官方統計全省愛滋病感染者只有2.5萬人,現症病人為1.18萬人,「河南省愛滋病毒感染率約為萬分之三點五,大大低於全國萬分之六點四的感染率,在中國屬於愛滋病低流行地區。」2005年9月30日,河南省官方統計結果是,「全省累計發現愛滋病毒感染者30,387人,現症病人18,334人。」

陳秉中把河南官方這些數據稱之為「彌天大謊」。他在舉報信中引用張可醫生的調查報告,「僅上蔡縣在兩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左右,死亡人數超過1,600人左右。總數將近8,000人,加之沒有查到的,總數可能超過1萬人。僅一個縣就有接近1萬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有80多個縣,像上蔡這樣的賣血大縣還有新蔡、確山、沈丘、項城、尉氏、鎮平、鄲城縣等,怎麼就只有2.5萬感染者呢?高耀潔估計有106萬人感染,法國《解放報》2002年報導,據國際醫學界估計,河南愛滋病病毒(HIV)呈陽性者人數至少達到150萬。


中國大陸愛滋病疫情非常嚴重,圖為2009年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一名因輸血染上愛滋病的血友病病人,在北京南站示威,呼籲當局關注。(AFP)

賣血者痛不欲生

據大陸媒體2005年報導,文樓村有928戶人家,其中303戶家裡有因非法採供血感染愛滋病的人,愛滋家庭占了全村總戶數的32.7%,其中近70%賣過血的人都感染上愛滋病。2003年文樓村一天最多死了7人,村邊的墳頭一天天地增加,愛滋病的陰影壓得文樓人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

愛滋病一般有5至10年的潛伏期。文樓村村民廣華當年因賣血於1998年被查出已感染愛滋病毒,2002年病發時,連續發燒三個月,一天吊針打9瓶,光在家裡用過的輸液瓶就能裝滿一輛三輪車。他頭髮幾乎掉光了,沒掉的也全都變黃了,人精神完全崩潰了。

官方統計,截至2002年,近4,000人的上蔡縣後楊村,至少有250名人死於愛滋病,愛滋病毒陽性的近700人,全村失去雙親的愛滋孤兒26名,有400個孩子跟著單身的親長生活。死亡人數最多的為上蔡縣程老村為126人,其次為柘城雙廟村和新蔡縣東湖村,都在120人左右。這些村莊多年男無娶、女難嫁,死人也不發喪,悄悄地掩埋了事。


河南一些愛滋病村舊墳叢又添兒童新墳(網友Haoboling/ RFA)

愛滋撥款供養貪官污吏

在上蔡縣愛滋病疫情曝光後,河南省政府投入鉅資搞「六個一」工程,即為38個愛滋病村都鋪一條入村道路、建一所學校、打一眼深水井、建一個標準衛生室和一所福利院等。國際社會和民間慈善團體也紛紛給河南愛滋村捐錢捐物,然而這些善款卻大多進了當地貪官污吏的手中。

據大陸媒體報導,災難深重的上蔡縣還出了一個全國聞名的「三貪」書記,即「貪權、貪錢、貪色」的前縣委書記楊松泉。楊從2000年上任到2006年被捕,除瘋狂賣官外,還利用愛滋病基金大搞貪污腐敗,其涉案資金高達1,000萬元。楊調任上蔡縣之初就私下對人說,沒想到自己會「有這麼大的權,能管這麼多的錢」。

講真話的悲慘遭遇

在舉報信中,陳秉中還概括介紹了那些敢於揭露河南愛滋疫情的勇士:從「第一位給衛生部報告有關河南省農村賣血者感染愛滋病疫情的王淑平」,到「有『民間防愛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挺身痛揭『血漿經濟』黑幕」;從「時刻關注愛滋病災區疫情的中國首席病毒學專家曾毅院士」,到「桂希恩:勇揭中國『愛滋病村』的實情」;從「捅破『窗戶紙』的張可」,到「《華西都市報》、《大河報》、《鄭州晚報》、《城市早報》等媒體,是新聞輿論戰線先行的尖兵」,還有「在河南省抗擊愛滋病的志願者--楊松」等。

這些人都遭到河南官方的打壓。以王淑平為例。她原是河南省周口地區臨床檢驗中心負責人,1995年5月到9月從周口地區的賣血人員中提取了404份血樣,發現驚人的愛滋病毒陽性感染。為避免失誤,她自費將河南商水縣西趙橋村的62份愛滋病毒初篩陽性的血樣送往北京做權威鑒定。

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的曾毅院士得知此事後,減免了每個樣品的700元檢測費,對15個樣品鑑定結果是:13份陽性,2份為疑似。在曾毅的支持下,王淑平連夜給衛生部報告疫情,王淑平第三天回到周口時,衛生局的負責人見到她就說:「你可弄了個大地震。」

後來王淑平工作的檢測中心被關閉,參與病毒檢驗的幾個衛生人員被停發工資一年。無奈之下,1997年王被逼離開河南,在曾毅保護下來到北京預防醫學科學院工作,雖然有飯吃,但沒有工資。在北京度過了5年沒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後,41歲的王淑平在熟人的協助下隻身來到美國,再度面臨新的挑戰。

李長春的黑後台

據香港媒體報導,1995年王淑平的報告在高層引起不小的震動,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曾令衛生部長陳敏章徹查此事,陳派出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牽頭調查,不過王是河南開封人,河南衛生廳的愛滋廳長劉全喜,透過王上報壓縮了的河南疫情。有消息說,陳敏章為此事鬱悶成結,直至離世。1996年3月,衛生部才要求關閉血站。

文章說,劉全喜得以捂住蓋子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得到了河南省先後兩位組織部長的相助,一位是陳全國(後任河南省委副書記),一位是黃晴宜(後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陳、黃都是李長春的人。2003年劉全喜被上面查得緊時,曾求情至李長春夫人處。陳奎元2000年任河南省委書記時,曾想追究劉全喜的罪責,但由於李長春的庇護,無法實現。劉得到的「處分」只是到河南人大任一個委員會副主任,而他一手提拔的同鄉劉學周則任衛生廳副廳長,愛滋疫情一直被隱瞞著。

眾所周知,李長春是江澤民的親信,目前主管宣傳。2010年底維基解密引述美國外交密電指,搜尋引擎Google遭駭客入侵而退出中國的事件即是由李長春和周永康一手主導的。密電說李本人在Google輸入自己的名字進行搜索時,發現一些「批評他的搜索連結」以及其子女的資料,令他非常震驚,於是下令攻擊Google在美國的伺服器,最後迫使谷歌退出中國市場。

中國需要政治預防醫學

人們常說「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墨寫的謊言,絕掩不住血寫的事實」。政論家曹長青對新紀元表示,陳秉中一生從事預防醫學,而西方民主制度可以說是一種「政治預防醫學」。民主制度可以防止這種大規模「血漿殺人」事件的發生,類似災難即使災難發生了,也能有媒體報導監督,或被獨立司法審理制裁。比如法國、日本類似血液污染事件,都追究了肇事者民事刑事責任;但如今,陳秉中老人發出的所有舉報信都石沉大海,然而,他準備發出更多的公開舉報信。他相信,「頭頂三尺有神明。人雖可欺,惟老天不可欺矣!無論何人,臨到命終時,閻羅王那裡檔案十分齊全,令有罪責之人無法抵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官逼民反。」

河南愛滋病人禍,與其說是愛滋病魔在吞噬人們的身體,不如說是中共官員的貪婪心魔在毒害世人。李長春劣跡斑斑依然升官發財,這不是他個人的造化,而是中共整個體制的常態。陳秉中把希望寄託在胡錦濤身上,希望「寒隨一夜去,春還五更來」。不過大陸現狀是,善良民眾的希望往往被現實撕裂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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