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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足跡 | 眼光/時代 姜文在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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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談述自己的電影與人生。

應龍應台「國際名家論壇」之邀,7月9日,姜文在中山堂與中、港、臺六百多位觀眾相遇,整整兩個小時,暢談他的電影與人生。我們得以了解一位超凡的藝術家,如何用犀利的眼光,透視與解讀時代的荒謬,審視社會的變遷……

文 ◎ 陳柏年       攝影 ◎ 劉佳柔


姜文談述自己的電影與人生。

他被法國著名導演帕特里斯.夏洛爾(Patrice Chéreau)譽為「偉大的導演,了不起的演員」,並以電影大師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相比擬。眾多網民票選他為「未來十年主宰中國電影節的導演」。他曾經為了《太陽照常升起》一片票房慘賠,仍不改電影初衷;以《讓子彈飛》熱賣人民幣七億,創下業界奇蹟,卻認為僅僅是一部「簡單的電影」罷了。

姜文就是姜文,他坦誠直率的風格,從整場稱呼龍應台女士為「龍大哥」表現無遺。如此稱呼的理由很特別——因為出場前龍應台輕拍他肩頭的手勢,給他電影《教父》般的有力感,使他的不安一掃而空。他稱其為「大哥」的理由那樣荒誕不經,卻又那樣誠懇自然,一點也不使人覺得失禮或突兀,反而順理成章似地格外親切。


姜文臨散場前與龍應台擁抱。

猶如「龍大哥」這個姜文式的稱呼般獨特,姜文的確創造了自己的電影語言,注定在影史留名。從來沒有一個華人導演的電影,呈現如此鮮麗熾烈的生命之美,如此深沉痛苦,又如此欣然愉悅。這樣強悍又自由的揮灑,不僅僅表露在他的電影創作中,整場座談會中,姜文試圖告訴我們,這個荒唐難解的時代與世界,是如何在他的眼中成形……

矛盾難解的童年

談到童年,姜文說自己的父親是革命軍人,母親卻是出身資產階級成分的家庭。姜文童年的時候,住在唐山的外公家。他叫外婆「姥姥」,外公「老爺」。那是一個全姓「高」的村子,二、三百年前從外地遷來,村裡人全是親戚。外公因為國民黨、資本家的身分,遭到無期徒刑的監禁,後來才被放出來,歷經鬥爭艱辛:「家裡是一貧如洗,很慘,就是什麼都沒有了,而且社會地位非常低。那種低,我覺得很可怕的是說,……非但瞧不起你,還覺得你是一個曾經製造恐怖的,所以如果誰想消滅你,是有充足的理由的。這種被歧視是很可怕的。」

他有一個六老爺,被判了死緩(延緩執行死刑),最終還是跳井自殺。這樣的悲劇形象也對他頗有影響。對於親族間的互動,姜文說:「我家有兩個舅舅,後來有一個舅舅不見了。包括我媽、七個姨……我印象很深的是嫁不出去,沒人娶這樣家的孩子。我的老爺家的輩分特別高,有人管他叫七爺、六爺,但是你會看到那個武裝紅衛兵帶著人進來之後,拿人家東西,轟啊,砸啊。說:『七爺,這個我給拿走。』『六爺,這個我給拿走。』……叫你『爺』,但東西全拿走。」

「根正苗紅」的父親,與「成分不好」的母親家族,其間的矛盾讓姜文百思不得其解:「我看我老爺的時候,我覺得我老爺他不是一個壞人。我看爸爸,他也不是一個壞人,那他倆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從小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長大。」

影響至深的母親

在雜亂難解的童年中,姜文自述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當國小音樂教師的母親。或許是因為承受過多的壓力,或許是其他的原因,姜文的母親待他非常嚴厲。姜文回憶:「我媽跟我最多的交流,是揍我。」他描述打耳光是最輕的,麵棍、鐵鉤、鐵鏟、鐵鍋……都被打過。這些還不算什麼,他最害怕的,是母親會「預約」什麼時候要打他:「最可怕的是她跟你預約;你今天惹她不高興了:『我今天晚上打你喔。』那我得一天到晚想辦法,做點事讓她開心。……我覺得我已經做了很多事,她已經很開心了,到了半夜十二點的時候,我聽見……呵呵,這是真事啊,『啪!啪!』我父親皮帶的聲音,那是很厚的,兩層,中間還有銅釘子。」

即使裝睡,也會被母親叫起來問錯在哪兒的姜文,終究逃不過一頓好打。如今回憶起這些事,姜文對母親並無怨懟:「打就打吧。她對我說『棒下出孝子』。我不是想宣揚有人去打孩子,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確實對她很孝順。」

如今,姜文父親可愛和藹,有時還會在他的戲裡客串一個角色;而母親直率依舊。例如,她不愛看姜文的電影,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我不相信那是你。你是我生出來的,我養大的,你突然變成一個土匪,你騙人。」

《太陽照常升起》一片中,周韻(姜文妻子)所飾演那個瘋瘋癲癲、嘲諷現實、令兒子又愛又懼,卻又有著無比尊嚴與力量的母親,就是姜文以母親為寫照的角色。姜文說:「我發現,她實際上,是個沒長大的孩子,什麼原因?在我這兒說,我覺得她在某個心靈層面,我覺得她確實拒絕長大了。」

電影裡,周韻的確像個孩子似地,放肆在林裡狂奔,在舊有的世界崩潰時,相信並保存一個神祕的天地。姜文說:「因為我不喜歡生活的原來的樣子,那樣讓我覺得不太舒服。我能夠把他變成精神活動的樣子來表達,我自己覺得舒服一點。」

沒有章法的章法

《讓子彈飛》一片造成轟動,在大陸單日票房就超過了六千萬,和《阿凡達》並列為中國票房影史之最。然而姜文坦言,在他心目中,這是一部「簡單的電影」。他自陳因為上一部嘔心瀝血、掏心掏肺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反應不佳,甚至被惡評「不會拍電影」,他就下了「墮落」的決心:「好吧,咱們拍個明白的電影。」


2010年12月7日,在《讓子彈飛》的首映式上,葛優、劉嘉玲、姜文與觀眾見面。兩個月後,票房突破七億人民幣。(攝影/余鋼)

在姜文的電影中,旁人看他的取角簡直就是隨心所欲、毫無章法可言。例如他讓名導馮小剛在片頭飾演短命的師爺、副導演危笑飾演麻匪老七,妻子周韻飾演鵝城美女花姐,弟弟姜武飾演反派武舉人,製片女助理趙銘飾演一個被欺侮的民女,也讓製片人馬珂飾演一個圓呼呼的八歲孩童。馬珂角色之無理突兀,卻產生了意外的喜劇效果。

也有觀眾詢問,為什麼《讓子彈飛》與《太陽照常升起》,都用久石讓大師同樣的音樂?姜文的回答更令人絕倒:「我是覺得因為《太陽照常升起》看的人不多,音樂沒用浪費(眾人拍手大笑),而且他也確實好聽,是不?乾脆就順著,讓大夥再多聽聽。」

他並描述向久石讓邀曲的有趣過程:「《讓子彈飛》的配樂,是我跟久石讓,一個很天才的作曲家談,我說能不能寫成像《太陽照常升起》那樣的味兒?他不高興說:『我怎麼可以寫那麼個樣?那是一種很特殊的情況,我突然就寫那麼好了。』我說:『當時你為什麼就給我寫那麼好?』他說:『你、你當時給我說這句話,給我壓力很大,我幾乎崩潰了。我為什麼要讓人家比?』『對啊,比完了之後人家覺得好聽啊,現在再比一回。』『不比了,我現在很多事要做。』我說:『我就把你那個東西我再用一遍。』『好哇,你敢用你就用啊。』我說:『為什麼不敢呢,我就給用。』就是這樣。」語畢,眾人大笑鼓掌。

姜文在創作電影上的隨心而用,就像是一個武藝入化境的高人。聽了姜文精采的描述,就可以理解他的電影中為何語言呈現處處經典。而他隨心所用的拍攝過程,也讓電影呈現一種活潑迷人、生氣勃發的樣貌。如此活生生、肆意流動的風格,在當下審查嚴格與思想封閉的中國大陸,毋寧是第一人。

電影 一種洗淨的過程

姜文說自己擔任演員時,看別人拍電影總覺得很複雜,完全看不懂,但是他擔任導演時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導戲的話我有個問題,如果我不在腦子裡看見這個東西、在腦子都把它拍完了,或是自己確實有表達的慾望,我根本就不想當導演。」

相對於別人的電影創作是「留下記憶」,姜文執導電影的初衷卻是「清空與遺忘。」當龍應台詢問,他在拍攝電影時,「有沒有覺得受到藝術的清洗」時,姜文回答:「其實我一再說我電影某種層次上的意義、目的,就是為了這個,可以自己洗乾淨一下,然後可以忘掉一些東西,清出來一些東西。其實我拍第一個片子到第四個片子,都是這樣。」

無疑的,對大部分人而言,生命是團深厚且難解的謎團,醜陋的時候多過美好。然而真誠的藝術家能在回頭審視時提煉一種澄淨的視角,散發對生命的熱情與態度。龍應台描述姜文能在這樣混亂荒謬的時代,以如此純粹的藝術與眼光,帶給人們心靈深邃長遠的感受,觀者自是心存感謝。而姜文則說他拍電影的意義,在於追求「改變」:

「我當演員當得好好的,我為什麼要去當導演?還是心裡有一些……不是痛苦喔,我覺得痛苦這個詞沒意思,對我來說,其實是想起以前的事還有很多好玩的。但是他不是一個你想要的東西,……你會覺得當時朝那邊走就好了。總之你想要去改變他,但是今天也改變不了過去,其實未來也很難改變,因為未來是由過去決定的。所以我們今天坐在這,覺得最好的辦法是拍個電影,我們用電影的辦法可以把過去改過,什麼都可以改過,是這樣的。所以呢,我想對我來說,表達了、改變了,放在那兒,清完了,自己會舒服得多。」

他說就在不久前,他去了十三年前拍攝電影《鬼子來了》所搭的外場地。那是為了在河北喜峰口長城一帶,重現抗日山村的場景,費盡千辛萬苦,搭建起來的地方。

舊地重遊,他很訝異當年拍攝的地方如此險惡:「要坐40分鐘的船才能到。坐船之前要走三百個臺階,到了再走三百個臺階。我們到的時候這個村子還在,很結實,還在做旅遊。我當時搭的時候,很多美術跟我說很苦,能不能不在這兒做?因為下面有水,山子又陡。我就用最不講理的辦法,我就指著旁邊的長城說:『你看他怎麼建?為什麼他能建在這兒你不能建在這兒。』(眾人大笑。龍應台說:「你在鼓勵人家做孟姜女啊。」)他們說:『建那個的後面都有刺刀頂著。』我說:『那你自己想像有刺刀頂著你後面吧。』

如此不可理喻的執著,創造了影史再難超越的傑作。姜文說:「我覺得我現在不可能來一遍,體力上承受不了,然後精神上,我也覺得,有必要這麼累拍一部電影嗎?我現在不理解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可能是另外一個狀態。」

衝擊隱晦現實的《鬼子來了》

《鬼子來了》在第五十三屆坎城影展奪下評審團大獎的殊榮,卻遭到禁演的命運。在此次座談中,姜文回答一位臺灣的觀眾,是在什麼情況下,起心動念拍攝《鬼子來了》這部電影?

他說:「大概是我35歲的時候吧,對於我或者一部分男人,有一種共同的心理狀態,想知道什麼是恐懼,或者,用什麼辦法可以擺脫這種恐懼。」「同時,也有這三十多年來對於過去我們受到教育,與真實距離態度的看法。」

姜文提到家鄉唐山「潘家峪慘案」的例子。那是在抗戰後期,由於日軍在潘家峪搜到武器,懷疑表面順服的村民實際上與抗日軍勾結,遂計畫在一個春節晚上,人們返鄉慶祝時發動圍剿,殘忍屠殺一千多位村民的慘案。

姜文毫不諱言,歷史的真相是如何被誤解與玩弄:「我覺得最荒誕的是潘家峪慘案的紀念館、潘家峪的說明書,竟然說是這裡是八路軍的兵工廠,在這幾年當中打死了一千五百多日本鬼子,所以日本鬼子來報復、滅村。我看縣誌和唐山對這件事的調查,說實在,這是吹牛。第一,當時八路軍不可能打死這麼多人;第二,當時八路軍沒有兵工廠。宣傳的人願意把這事說成這樣,因為又不丟人,又能是個體面事。問題是日本人也希望;也宣傳是這樣,因為這樣的話,殺的是便衣兵,在戰時國際法上是沒有罪的。」

姜文說,由於這邊想做的和那邊想做的是一致的,村民的無辜成了不被承認、無法正視的問題。而電影在審查時,就是陷入了這樣的難題。當龍應台問:「知不知道、有沒有預警《鬼子來了》無法播映?」姜文難掩遺憾,一股腦兒地說:「我開始還真沒有。……那時候還年輕嘛,覺得自己能做件了不起的事。把我三十多年的積蓄用在電影上,很大一筆錢啊,希望這部電影能夠改變一些人,或者更多人對於那樣一件事情的態度看法。後來,發現我自己有點荒謬。我根本就做不到,因為根本就不讓人看嘛。什麼都改變不了。」

生活具有根深柢固的荒謬性

即使是《鬼子來了》這樣涉及國仇家恨的影片,不看到後段,會以為是部喜劇片。片中將村民——或是中國民族——在殘酷戰爭下的老實與精明,道德鄉愿與自以為是,種種滑稽的生存狀態,表達得淋漓盡致。然而這部電影所呈現的嚴肅意義、畫面的強烈與深刻,卻會令觀者從可笑到震撼無語,久久難忘。針對龍應台詢問:「你覺得你這種嘲諷性,『什麼都可以』切入的觀點,或者你自己這種美學的啟蒙是怎麼走過來的?」

姜文說:「其實我不是故意要這樣,在我看來嚴肅的事情很少,陰錯陽差的事很多,所謂嚴肅可能是被……有權力去寫歷史的人,他們願意把某些經過的事寫上,是很嚴肅的。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是有一定的目的,但是如果用自己的眼睛和感受一樣事情的話,你會覺得很荒誕。」

姜文舉了個例子:「大的社會生活其實本身,帶有本身根深柢固、與生俱來的荒誕性。我在這邊舉例子啊,我們這邊流行了三十多年,叫東方紅這個歌,你聽聽啊,『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確實曲調現在聽也很鼓勁、莊嚴,緊接著剛開完會,又唱這樣的歌,叫:『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語畢,全場哄堂大笑。

姜文說:「你看,你們都樂吧,這不是說我編造的一個荒誕,不是說給人包袱,仇視社會,我沒有,是這樣的,這本身是有荒誕性。」


2007年9月3日,姜文和《太陽照常升起》的主要演員,參加在義大利威尼斯電影節上的首映式。從左至右:陳沖、房祖名、孔維、姜文、周韻。(Getty Images)

當有觀眾提問,說看不懂《太陽照常升起》以魔幻方式表達,姜文直陳他所嚮往的電影是能呈現生活,不僅僅是「掙錢」而已:「我很幸運,我有這樣一個機會,我要拍一個我所認識的生活。生活對我來說是不懂的,我不懂生活,我不知道你們誰懂,沒有起承轉合有時候也沒有前因後果,你以為是這樣其實根本不是這樣。你出門看到一個女孩,你愛上她了,你真的不知道是為什麼,起碼對我來說我不敢貿然的說我懂生活,生活是這樣、是這樣、是這樣的。誰這麼告訴我,我肯定很懷疑。不是覺得他騙子就是他很笨。」

睽違了18年,姜文再度來到臺灣。《天下》雜誌創辦人殷允芃,影視名人王偉忠,電影學者焦雄屏,與熱愛電影的教育家曾志朗盡皆到場。許多人爭相與他擁抱與握手。他感性的對觀眾說:「居然18年了……當然我不會再過18年才來,我有幾個18年呢?我不能再浪費。我會經常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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