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紀元周刊|和您攜手,共同走進新的紀元

香港 革命據點使命未竟

?"
1923年2月20日,孫中山重返廣州時路經香港,應邀前往香港大學演講,期間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自香港。(翻拍/潘在殊)

年輕時赴港求學的經驗,讓孫中山萌生了革命的思潮。當滿清在對傳教士下達禁止令的鎖國政策後,英國治理下的香港也就成為大陸最重要的資訊中轉站,更進一步成為革命的根據地。而今日的香港,一如辛亥,將一圓孫中山革命未竟之志。

1923年2月20日,國父孫中山從上海返廣州,途經香港停留,應邀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講。期間有人問到孫中山,何時及如何得到民主革命的思想?孫中山回答說:「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到,則我於30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則散步市街,見其秩序井然,建築宏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深刻之印象。我每年回香山兩次,兩地比較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外人在七、八十年間由一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研究結果,知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贓納賄之,絕無僅有,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

孫中山於1883年始先後在香港拔萃書院、中央書院和香港西醫院讀書。於此期間,年輕的孫中山正值思想形成的階段,香港法制和自由所帶來的進步,為孫中山立志改變中國的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牢固的基礎。其後在日本、檀香山組織革命,考察美洲和歐洲的過程中,更完善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

香港不僅是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發源地,同時也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祕密根據地。1895年2月21日孫中山在香港與楊衢雲、陸皓東、謝纘泰、陳少白、尤列、鄭士良、楊鶴齡等多人建立了香港興中會,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16年間,興中會及以後的同盟會發動的十次武裝起義中,有6次都是以香港為祕密基地,香港興中會及以後的同盟會香港分會一直是廣州以至華南地區革命起義的策劃、指揮中心,同時也是籌款轉匯及購買轉運軍火的祕密基地,每當起義失敗後,香港又是革命黨人逃命的落腳點。當時的中環士丹頓街13號的「乾亨行」和跑馬地35號都是孫中山、黃興等人進行武裝起義的祕密籌備所。


1898年,孫中山(後排右三)、楊衢雲(前排左二)與日本友人在橫濱合照。(新紀元資料室)

辛亥革命 港富商相救

1900年1月25日革命黨人陳少白在香港中環的士丹利街24號創辦了《中國日報》──香港革命黨人最早的報紙。此報為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國民黨的初期革命活動作了大量的宣傳工作。當時報紙的經營異常困難,幾經生死波折,都是在香港的富商李紀堂、李煜堂、何啟、區鳳墀、林直勉等人的幫助下度過難關的。

興中會首任會長,中國近代革命家楊衢雲,領導了第一次廣州起義及惠州起義。失敗後逃回香港,1901年1月10日楊衢雲被清廷刺客陳林槍擊於中環結志街52號2樓自己的寓所內,次日逝世。後下葬於跑馬地墳場。墓碑立於同年12月23日,因擔心繼續遭到報復,故碑上沒有字,只刻有編號6348。墓碑以天圓地方的概念設計,上有青天白日的圖案,象徵著楊衢雲一生的革命精神和宏偉功績。2009年香港上演了話劇《無名碑》和電影《十月圍城》,都是以當年的歷史為背景,再現了楊衢雲的事跡。

滿清設宗教禁令 埋下革命伏筆

香港成為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發源地,其實於1720年代就早已經埋下伏筆。據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客座副教授馮可立博士說,當時基督教教士到中國傳教,清政府和梵諦崗有爭拗,最後清政府禁止外國人來中國傳教,因此,從1720年到1840年差不多120年來,中國對外國的變化知道得很少,而那段時間也是西方工業社會發展和現代化最急劇的時候。

香港於1842年被殖民政府占領後,其對滿清的影響力即於當年直至1911年,長達70年左右。初步的影響不是那麼大,到洋務運動開始後,由於中國內地的報紙無法在內地製作,所以要在香港出報紙再運回內地,於是香港成了一個訊息中轉站,讓內地了解到外國當時的發展現況。

成立同盟館 港成訊息中轉站

當年的香港封鎖並不厲害,所以大陸民眾很容易來到香港,他們來到香港後知道很多事情,也順道把資料運回大陸,香港也成為了中國認識整個世界的關鍵途徑。洋務運動其中一件事情是成立了同盟館,馮可立說:「同盟館其實就是要學英文,因為要翻譯外國書本,1842年後的中國很少有人懂英文,要翻譯書本唯有到香港找人幫忙,或經香港送人到外國學英文。因為中國脫離了整個世界,所以把香港作為一個中轉站。而香港經過英國殖民地統治後,慢慢也訓練了當地一批人認識這個世界。」


1912年,孫中山曾到訪香港,與署理港督施勳(左坐)合照。(新紀元資料室)

馮可立認為,辛亥革命的主角是中國國內的仁人志士,他們追求要推翻滿清政府,而香港則幫忙做了三件事:「香港有一個比較自由的環境,孫中山和一些朋友在香港租了地方做策劃工作;在香港籌錢。香港的富豪和關心中國人士都很願意捐款;香港作為中轉站,幫忙買外國軍火,再偷運到大陸。」

除了香港外,日本是孫中山第二個基地。馮可立說:「中國民眾當時要了解世界,第一個中轉站是香港,其次就是派了很多學生到日本,學習他們的現代化,其實日本有很多中國人,也有些有錢人,所以也籌集了很多捐款。」

另外,檀香山也是孫中山的基地。當地華僑也有捐款。南京政府剛成立時,資金並不充足,還要買軍火,支持軍隊,所以資金一直是很短缺的。

革命未竟 架構崩解民主未落實

據說,武昌起義成功後,在香港富豪當中,集資了100萬來主持革命政府。根據記錄顯示,當時曾經有一張英文報紙報導,指香港99%的人都熱烈支持武昌起義的成功。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但「革命尚未成功」,馮可立說:「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封建的政權,然而事實上並未能夠推動(中國的)民主,只是有一個意念,但落實民主就很困難。百年後,我們看到中國是有條件去做民主的,但它既有的權力架構和利益集團是很反對有民主的。」

百年後,不少大陸民眾仍然將香港看待為爭取民主的橋頭堡。馮可立說:「最怕香港政府似乎想全面學習中共政權那一套,又要改補選條例,又要胡椒噴霧對付異議人士。」

再挑狂熱民族主義

馮可立說,辛亥革命前是義和團之亂,義和團基本上是狂熱的民族主義。現在歷史似乎在重演,他說:「目前在香港,這種風氣似乎在回復,說『大國崛起』,美國在衰退,這種民族主義不知道破壞性將來有多大。……這種民族主義是在醜化西方社會,不計後果地反對民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觀。」

對於未來香港扮演的角色,馮可立說:「如果我們不做,就什麼都沒有,事在人為,能做多少做多少。」◇


1911年12月21日,孫中山從海外回國時途經香港,與分別坐在其左右的胡漢民和陳少白等革命友人在船上合照。(新紀元資料室)
 


 

您也許會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