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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精神對中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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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10日,《七七憲章》起草人哈維爾帶領反對派人士走上布拉格街頭,藉以吸引國際關注捷克的人權問題。(AFP)

「真相和真愛一定會戰勝謊言與仇恨。」是哈維爾的座右銘,他最著名的言論是「生活在真實之中」。這句簡單的人生原則,在充滿謊言與暴政的共產主義環境下,實踐起來卻是艱難的。

文 ◎ 齊先予

「虛偽與謊言充斥著社會:官僚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名義之下被奴役;個人地位的徹底喪失說成是人的最終的解放;剝奪人民的新聞媒體被稱為保障人民的新聞媒體;用權勢駕馭人民說成是人民掌握權力;濫用職權、專橫跋扈便是實行法治;壓制文化就是發展文化,擴張帝國主義勢力成為被壓迫民族的支援;毫無言論自由就是最高的言論自由;選舉鬧劇是最高的民主;禁止獨立思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變成了兄弟援助。因為當權者作了自己謊言的俘虜,就不得不把一切都顛倒黑白。它篡改歷史,歪曲現實,虛構未來;它捏造統計數據;它裝作尊重人權;它假裝什麼都不怕……」

哈維爾這段30多年前的一番話,何嘗不是對中國現狀的精準描述?

哈維爾一生至少創作了22部政治劇,10本書和一部電影。他先後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如1994年的美國費城自由獎、2003年印度的甘地和平獎、和美國的總統自由勳章等,他還被當選英國皇家文學協會的名譽會員和眾多大學的榮譽博士。

人權高於主權

面對極權社會借用國家機器鎮壓民眾,哈維爾指出:「事實上存在著一種高於國家的價值,那就是人權。眾所周知,國家是要為人民服務的,而不是與此相反。公民服務於國家的唯一理由,是因為對於國家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務而言,公民的服務非常必要。人權高於國家權利。人類自由是一種高於國家主權的價值。就國際法體系而言,保護單個人的國際法律優先於保護國家的國際法律。」

哈維爾接著鄭重宣告:「不允許屠殺人民,不允許將人民驅離家園,不允許虐待人民,不允許剝奪人民的財產。人權不可分割,對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對所有人的不公正。」

「人權、人的自由和人的尊嚴深深地扎根於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這種地位是因為在某些環境下,人類自覺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種重於自己的生命價值。因而這些觀念只有以無窮空間和永恆時間為背景才有意義。我堅信,我們的所有行動,無論它們是否與我們的良心相和諧,其真實價值最終將在某個超出我們視線的地方接受檢驗。如果我們感覺不到這一點,或者下意識地懷疑這一點,我們將一事無成。」

由於秉承這個觀點,哈維爾參加了很多國際人權活動。在去世前一週,身體衰弱的他依然會見了到訪的達賴喇嘛,並參加了亞洲人權問題討論會。在去世前八個月,他還與其他歐洲作家聯合致信中國總理溫家寶,要求釋放艾未未。

臺灣人對哈維爾更不陌生。早在1970年代,哈維爾的書籍就開始進入臺灣;1995年在聯合國大會上,哈維爾發言支持臺灣入聯;2001年他招待當時第一夫人吳淑珍訪捷克時,親手推著她的輪椅逛博物館,推了四小時;2004年11月,哈維爾靠著六個氧氣瓶一路飛來臺灣,並接受了中華民國授予他的大綬景星勳章。

專制社會中人人充當了幫凶

「真相和真愛一定會戰勝謊言與仇恨。」(Truth and love must prevail over lies and hatreds.)是哈維爾的座右銘,他最著名的言論是「生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in truth)。不過這句貌似簡單的人生原則,只有在充滿謊言與暴政的共產主義環境下生活過的人們,才深知實踐起來是多麼艱難。

1968年8月20日,蘇聯25萬大軍占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粉碎了此前由捷共總書記杜布切克領導的、旨在推進民主化改革的「布拉格之春」。1975年哈維爾這樣描述共產極權帶來的景象:共產黨用政治高壓帶來的無所不在的恐懼,以及隨後更為精巧的利益賄賂,獲得人們違心的臣服,全社會逐漸習慣於用謊言換取安全和利益,於是出現了一幅荒誕且深度道德腐敗的圖景:恐懼與謊言無所不在,個人與社會道德極度墮落,社會沒有了希望。

1979年當鄧小平復出、很多中國人爭相歌頌「鄧大人」,向共產黨獻出「第二種忠誠」之前兩個月,哈維爾發表了〈無權者的權力〉,指出共產國家是「一個充滿假象的世界……每個人只能在謊言中求生。」謊言世界的統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了謊言的遊戲規則」,使謊言世界貌似堅固的「整個外殼無可補救地四分五裂」。

哈維爾強調,由於每個人都屈服於恐懼與賄賂,冷漠、沉默與謊言就成為支持極權制度的最重要基石,從而導致人們個體生活被異化。英國政治學家瑞格比評論說:「哈維爾是唯一真正意識到極權主義實際上已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每個人都是體制的合作者與同謀。」

這也是政治理論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臺譯漢娜鄂蘭)說的「惡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極權主義以及後極權統治侵入的不僅僅是公共生活,更是人們的日常生活,它不僅僅是一種人道主義災難,更是一種倫理災難。共產體制下生活在謊言中的人,很難堅守道德,人人都在自覺或不自覺中充當了專制集權的幫凶。

講真相是刺破謊言的利器

哈維爾舉例說,蔬果店老闆在商店櫥窗上貼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貼標語的目的何在呢?其實這只是表達他對這個制度的恐懼和服從。就跟金正日死亡後,每個朝鮮人都不得不裝出悲痛欲絕的樣子一樣。

怎樣才能打破恐懼導致的謊言生活呢?哈維爾開出了一劑良方:「活在真實中」。他形容共產專制體制好似一部強大的機器,任何孱弱的無組織的個體力量根本不是機器的對手,但這架機器有個致命缺陷,就是其零部件是生活其中的每個人,只要有一個不肯成為這架機器的零部件,它都會運轉不暢。只要一個人講真話,他就對謊言形成巨大挑戰,這就是「反政治的政治」。

「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這對極權主義是極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整個師的武裝。」

人們說真話的動因是什麼?哈維爾回答說:「良心」。要擺脫後極權時代荒誕的謊言社會,就「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哈維爾主張「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而且「從小處著手」,哈維爾強調個體的覺醒和行動,退出謊言的不參與、不合作,就是瓦解專制機器的有效武器。

知行合一 活在真實中

有人說,共產專制體制那麼強大,個體的講真話能有什麼作用呢?哈維爾回憶當他還是異議人士時,人們覺得「我們的努力似乎只會招來新的迫害。沒有任何國家權力機構可以依賴,也無來自某個社會階層的明確支持,我們的願望是如此的徒勞。」

然而哈維爾看到了希望,並用一生去實現這個希望,儘管他認為未來是神秘的,並不是人都能夠想像到的。「……極權體制下社會看上去鐵板一塊,實際狀況卻難以窺測。事實上這一由於害怕而形成的單一社會實際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測一個隨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會引發雪崩。」

為了活在真實中,為了不再充當專制機器上的一分子,哈維爾強調個體的知行合一。比如在「簽名」譴責政權的不當行為、呼籲民眾表達異議時,不少人覺得簽名沒有意義,不過哈維爾認為,不管簽名能否收到實際效果,都「必須簽名」,因為簽名第一體現了知識分子在嚴酷現實中自我承擔的勇氣,簽名也能讓那些在牢獄裡受難的人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是孤獨的。

退出專制機器 道德覺醒是武器

具體落實到「退黨、退團、退隊」這樣的簽名聲明上,2005年5月25日,哈維爾在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主辦的座談會上談到,共產主義是人類在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雖然人們缺少反對和推翻它的經驗,但共產主義體制自身的結構決定了它不可能長久。在談及《九評共產黨》在中國引發的退黨退團退隊浪潮時,他表示,對抗共產主義最好的武器,不是武力器械,而是道德,能夠面對危險而勇敢的站出來堅持真理,是最有效的辦法。

2005年10月1日布拉格舉行聲援近500萬勇士退出中共遊行集會和10月3日在捷克議會大廈舉行的「一個沒有共產黨的世界」研討會,哈維爾由於出訪他國不能到會,但他特意給組織者發來支持信,他表示:對於共產主義罪惡的揭露,「這些結論不僅能保護我們不受獨裁統治之苦,使其消失掉,而且還能保護我們不幼稚的被其變相的、貌似民主的意識形態所欺騙。」

然而直到今天,儘管大陸不少知識分子讀過哈維爾的書,但《哈維爾文集》依然不能在大陸公開發行。哈維爾把「承擔責任」作為公民應盡的職責,把「良知勇氣」作為人應有的品格,知行合一,用行動來推進思想的落實。不幸的是,中國人卻把生存當成了最高信仰,為了生存可以放棄所有的原則和所有的責任。

不過可喜的是,如今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公開聲明「三退」的中國人人數已接近1億800萬,並且每天以6萬左右的人數遞增。用哈維爾的觀點看,這些勇者就是不再充當專制幫凶的人,就是敢於拋棄謊言、講出真相的人,不久的將來,他們的行為將讓世界看到「非權力者的權力」是如此巨大,大到足以改變整個世界。◇


2011年12月23日捷克為哈維爾舉行國葬,送行的群眾舉出哈維爾與達賴喇嘛的合照。(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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