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百年說辛亥

辛亥革命是一場由保路維權引發的革命。圖為成都人民公園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維基百科）

共產黨至今堅持一黨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階級鬥爭，不鬆口也不鬆手。

跟共產黨協商憲政，無非自欺欺人。迄今為止的中國當代史表明，共產黨體制不可能自身改革，只能以外部革命取代。

文 ◎ 還學文

2011年是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臺灣、香港、大陸、舊金山、檀香山、美國、日本、歐洲，當年孫中山先生所到之處、今日華人所在之處，都在紀念這個中國近代史上意義重大的日子。

辛亥距今已經一個世紀了，對於今天的中文讀者，尤其是對於1949年之後在大陸共產黨政權下成長的幾代人，辛亥話題依然意趣盎然。民國人物——無論是民國38年遠走海外的，還是1949年留在大陸的——如今凋零已盡，他們已經走入歷史，沉默無語，無可聽聞的歷史；加之共產黨宣傳的禁錮，說「民國」在大陸至今仍然呈現為歷史的斷裂毫不為過。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不過13年，卻令中國跨越了一個歷史的門檻進入現代。

身為他們的後代，我們榮耀卻也汗顏。「六四」過去20多年了，20年世界變化了許多：20年前東歐共產黨國家集團不再；20年後非洲人崛起，呼喚自由、挑戰專制。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國家依舊，共產黨依舊獨踞廟堂之上，較之百年之前，社會更加腐敗、政治更加黑暗。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是否，在百年之後，我們失卻了先人的境界也少了先人的眼界？

辛亥革命——由維權引發的革命

一系列屈辱的戰敗和不平等條約喚醒了人民的主權意識，1903年川督錫良上奏清廷，請「自設川漢鐵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權」，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次年即告成立。清廷積弱無以負擔巨額承建資金，川漢鐵路遂改官商合辦，再改商辦。商辦公司不借外債、不招外股，資金以「租股」為主，隨糧徵收，直接來自農民和地主；另有士商私人認購之「商股」，源自地方財政之「官股」與投資基金之「公股」。

1911年5月9日清廷諭令鐵路收歸國有，地方集資概不退款，償之國家鐵路股票，一紙上諭盡奪四川各階層人民的利益。鐵路股東及各界團體立即在成都集會反對，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各州縣、鄉鎮、街道、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眾至數十萬。

四川各族、各階層人士踴躍投入保路運動，基督教徒、僧尼道、回族同胞、羌族土司都參與其中。

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還通告全川不納糧稅，全省響應，抗捐抗稅席捲全省。

9月7日川督趙爾豐接清廷電令「切實彈壓，勿任蔓延為患」，封了鐵路公司和保路同志會、捕了股東會和保路同志會的首領。成都數萬群眾聚集總督衙門請願示威，清兵當場開槍擊斃示威者30多人，造成「成都血案」。

同盟會員把木片製成「水電報」投入錦江，傳報各地；成都附近州縣的同志軍圍攻省城，率先起義；各州縣同志軍紛紛起事，把關奪隘，攻占縣城。清廷急調湖北新軍入川鎮壓，湖北防務空虛，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此後兩個月內，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15個省市，先後宣告獨立，致使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滿清王朝，卻可說是一場維權引發的革命。

同盟會居功至著

從5月份成立同志會保路到9月份「同志軍」起義反清，其間只有四個月時間：「保路」運動一呼百應，因為它牽涉四川全省士農工商各階層的切身利益；川人堅持「保路」不讓步，因為他們不相信腐敗清廷的「國家鐵路股票」會兌現；保路運動從省諮議局發起，川漢鐵路股東會號令全省抗糧抗捐，因為朝廷不經省諮議局擅收川漢鐵路有違「欽定」憲法。「保路」運動一經發起即席捲全省，勢不可擋。

民氣可用！同盟會不失時機地介入，借名保路、發動革命。同盟會聯絡四川民間會社9府140縣哥老會首領聚義，改保路「同志會」組保路「同志軍」，準備武裝起義。「成都血案」發生當日，同盟會又以「水電報」將「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全川，各地速起自救」的信息投入錦江、漂流全省，聯絡各地同志軍起事。

說武昌首義一舉成功，是趁湖北新軍入川之虛，得四川保路烽煙之利；這話固然不錯，然而機遇從來只垂顧有備而來者。不必說保路，從維權到起義同盟會一直從中推動，便是革命黨反清的武裝起義，自甲午到辛亥16年間，也是年年起事，不曾間斷。滴水穿石，武昌起義的成功斷非偶然。

當今堪與當年相比的，有50年來建立和成熟的流亡藏人的民主政府，有自99年迫害以來穩健成長和壯大的法輪功——獨立的、反抗的、民間的團體。海外民運團體雖然組織分散，但理念並不相互衝突。這和晚清有十分相似的特點。

晚清的新政與共產黨的「開放」

一百年前，中國處於大變革之中。知識精英不忍見國家積弱、割地賠款、主權喪失，甲午戰敗次年， 進京會試的全國1200位舉人聯名上書要求改革，史稱「公車上書」。上書雖無結果，但對社會發生了大影響，開了民間問政的風氣，組織團體、發行報紙、宣傳維新，繼而催生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雖僅存百日。變法夭折危機又起，「辛丑條約」對「庚子之亂」割地賠款後，兩年前扼殺「戊戌變法」的慈禧朝廷不得不變法圖存，1901年開「辛丑新政」。1906年慈禧下詔預備仿行立憲，1907年設資政院籌備處。民間紛紛組立憲公會，推促立憲。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定預備期九年。

像對於一切當政者一樣，對於清廷變法是無可逃脫的兩難：不變無以維持政權、變法一定失去政權；所以才有「欽定」憲法大綱及「欽定」法律，才有禁令請願速開國會，才有力保大權不旁落的「皇族內閣」。雖然如此，清廷變法立憲是言信行果的。根據《欽定憲法大綱》1909年各省選舉諮議局作為議會過渡機構，諮議局行參與立法、接受民間請願、質詢督撫施政之權，1910年全國第一屆資政院開會。「新政」風氣已開，變法覆水難收。保路抗爭就是由四川諮議局的正付議長蒲殿俊和羅綸發起，與「皇族內閣」出爐恰在同一個月。

此外，直到清廷密令、成都血案之前，保路同志會的組織和活動一直是合法的，未受政府禁止與鎮壓。晚清新政顯示，君主專制可能通過立憲改變。

直到今天一直有人喜談共產黨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如果不是人云亦云、稍微留心觀察就會發現，共產黨所謂改革開放不過是開放了市場經濟而已，政治改革了無跡象。共產黨至今堅持一黨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階級鬥爭，不鬆口也不鬆手。跟共產黨協商憲政，無非自欺欺人。迄今為止的中國當代史表明，共產黨體制不可能自身改革，只能以外部革命取代。

停滯時代的希望

百年前中國雖內憂外患，但社會還有自己的精英、有自己獨立的知識分子，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不為權力的附庸，不辱個人的志節。

興中會、同盟會的革命者自不必說，戊戌變法的君子同是這樣的志士仁人。譚嗣同為變法飲血，「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梁啟超先置身光緒變法，繼而從民間推動立憲。或參與變法、或主張立憲、或奔走革命，志同路相通，許多立憲派人士轉向革命黨人共圖大業。辛亥年代另一知識分子群體是留學生。

1903年晚清新政頒布《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特別優遇留學有成者：大學專科畢業視同進士，本科畢業視同翰林。儘管如此，西方科學知識的訓練、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薰陶卻把知識分子推向皇權的對面，留學生成為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的中堅。四川保路同志軍的敢死隊都是學生軍，敢死隊的領隊都是留日學生。如果說梁啟超為思想精英，發動保路蒲殿俊和羅綸為政治領袖，那麼留學生就是革命先鋒了。

今天的情況大不相同。八十年代開始，共產黨也派出不少留學生，這些人學成後基本上進入並迅速整合於權力體制，以求個人利益與發展的最大值；遑論個人獨立，更何談與體制對立。固然是共產黨極權否決了一切自由發展的可能，也是中國人的「脊樑」、中國知識分子「士」的精神，被共產黨一個甲子的酷治差不多銷蝕殆盡。

在這個知識分子被收買、精英消亡的停滯時代，社會變化的希望在民間，在民間真正獨立的個人——工人、農人、小商販、教師、記者、律師、自由職業者、公務員、基督徒、佛教徒、法輪功學員……和這些獨立個人的集結，如同今天的埃及人、利比亞人、敘利亞人所顯示的，同樣將達成百年前我們的先人之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