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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人看民國‧土改篇 -- 臺灣的和平土改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民國憲法中的平均地權,不是只寫在紙上,而是落在實處的。

與我們親身經歷的那個在五九到六二年間悍然餓死3600萬人民的共產黨政府兩相對照,眼前所見臺灣農村的富裕殷實與城鄉發展的均衡,對於親身經受過中國農村貧困的六八年插隊知青的我們,是直觀的震撼。

對於1949年之後在大陸接受學校教育的幾代人而言,辛亥革命、孫中山、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國民黨、蔣介石……是一串陌生而邊緣的概念,人民所准許了解的,只有被中共黨國定於一尊的說法。學人接觸或者談論這些概念不僅是邊緣的而且是危險的,在過去幾十年中危險到可能招致牢獄之災、殺身之禍的程度。作為「五十後」我便是在這種歷史氣圍中成長的。

1949年之前那個歷史上的民國我不得而知,可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繼續存在,在臺灣。天安門廣場上示威的民眾被政府彈壓之後,1989年的歲末,作為歐洲首批大陸學人的先生仲維光和我訪問了臺灣。

20年前去臺灣旅遊,還不是時髦旅遊,還要冒著「反動」的風險。雖然如此,我們不願錯失在海外才可能擁有的自由,去觸摸那個現實的中華民國。這是我們去臺灣的初衷。

在臺期間,我們有不少引人入勝的經歷,其中之一便是訪問土改訓練所,它成立於1968年,為亞非拉美國家土地改革培訓人才。從那與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全然不同的臺灣土改,我們開始認識民國,這個國家的政治、這個政府的行為。

國民政府一到臺灣即開始了土地改革。它的第一步是三七五減租,當時通行地租為六成,高的到七成,三七五是為減租其意自明。之後是法定租約期限:租期不得短於六年,承租人除非遷徙、轉業、死亡、無人繼承或積欠地租,不得提前撤佃;租約期滿,如承佃人因此喪失生活來源而出租人又不依自耕為生,則不能收回土地,違規撒佃,依法論處。地租降低40%且租約穩定,佃農收入增加,生活明顯改善。其後是公地放領,國家將所持公地優價放給無地僱農、少地佃農與自耕農,優惠租種十年後土地歸己,政府以此推進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接下來的改革是抑制大土地所有者,規定自耕用地限額,地主多餘的耕地,國家徵購,以債卷——4%的利息——與股票的支付方式十年內償清地價。國家購得土地以公地放領的方式轉售農民,逐步達成平均地權。1949年開始土地改革,到1953年在國民政府的有關統計資料中已不再列「地主」一欄。同時,通過《公營事業轉移民營條例》,國家逐步將一些官辦的企業轉為私營,大土地所有者通過徵售土地所得股票轉營工商業。

「土地革命」對於大陸人是一個太熟悉的概念,臺灣發生的土地改革與此完全不同:土地改革經政府政策推行,強制卻非暴力;對於大土地所有者的占有,抑制卻非剝奪;改革的目的在於社會公正——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而不是革命、不是階級鬥爭;改革的結果是雙方互利、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也不是消滅私有制。

這個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每項措施都有法律的依據和保障,例如三七五減租稅從「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開動,自耕用地限額和土地徵購有「耕者有其田條例」保障和實施。不像共產黨朝令夕改風雨無常,今天鬥地主分田地,明天合作化,貧下中農也一無所有。臺灣的土改不是政府的隨意而為,有自耕農、地主、民間團體和政府四方代表組成的縣市和鄉鎮兩級租佃委員會監督實施各項土改政策、調解糾紛、查處違法事件。國民政府技術官僚的專業素養與人文氣質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對於20年前那位土改訓練所張所長抑揚悅耳的北平話——不是街頭巷尾和相聲里的那種,而是學者文人的北京話——儒雅親切的儀態,至今念念不忘。

國民政府在臺灣土地改革的和平與互利是我們不曾料到的。我們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民國憲法中的平均地權,不是只寫在紙上,而是落在實處的。與我們親身經歷的那個在五九到六二年間悍然餓死3600萬人民的共產黨政府兩相對照,有道無道不言自明。民國政府行政措施的理性務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訪問中沿路所見農村的富裕殷實與城鄉發展的均衡,對於親身經受過中國農村貧困的六八年插隊知青的我們,是直觀的震撼。(原標題為:我的民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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