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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人看民國‧歷史篇 --「四一二」清共的歷史之功

近年在大陸總是說「四一二」是「反革命政變」,然而「四一二」事變並非推翻政府,4月18日蔣在南京另組政府與武漢政府並立,是「寧漢分立」而非「立寧廢漢」。

「政變」之說是統戰死人,迴避了一個明白的事實:「四一二」事變是清黨——清共。

文 ◎ 還學文

值此送別辛亥百年之際,認真留意民國以來的中國歷史,發現共產黨一面之詞的偽史汗牛充棟。出生和成長於這偽史之中,混沌多年,不解真相。像在盛名大陸的烈士鄧演達,原以為他是共產黨,卻原來他是反蔣反到共產黨懷裡的國民黨左派。十九路軍抗日將領蔣光鼐、蔡廷鍇之名在大陸如雷貫耳,卻不知大陸政權對他們情有獨鍾是因其曾反蔣建國與江西共產黨政權合作。同是抗日名將的杜聿明大陸人只知其為共軍的敗將戰犯,因為他對共產黨政權無功可言。

「四一二」也是這樣一個偽史概念,大陸家喻戶曉「四一二」是蔣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殺」。近來的說法似乎「溫和」了,說「四一二」是「反革命政變」。「政變」總是事關政權的廢立,然而「四一二」事變並非推翻政府,4月18日蔣在南京另組政府與武漢政府並立,是「寧漢分立」而非「立寧廢漢」。

「政變」之說是統戰死人,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迴避了一個明白的事實:「四一二」事變是清黨——清共。

清黨——國民黨拒絕「容共」

既為清黨,我在想,「四一二」就不該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就不該是蔣介石的個人行為。歷史確實如此。1927年的清黨不止於「四一二」,5月21日有長沙的「馬日事變」,7月15日有汪精衛——那個曾幾何時還在討伐蔣介石清黨的——武漢政府的分共清黨,同一時間還有馮玉祥在其軍隊中的清黨,北京張作霖搜查俄國大使館、逮捕李大釗……。

1927年5月21日下午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屬下33團團長許克祥攻占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和農民協會等多個共產黨把持的機構,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武裝,通電全國擁蔣反共,史稱「馬日事變」。北伐軍攻克長沙一年以來,共產黨在湖南大舉發動階級鬥爭、土地革命,一時間恐怖行動橫掃城鄉,文名久與章太炎左右的葉德輝也被湖南省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處死刑,就地槍決。雖未經過那個時代,但文革中親歷「紅八月」的血腥,不難想像當年湖南農民運動的恐怖,能夠理解「清黨」,那是一種「解放」,就像1976年毛澤東終於死去、「四人幫」終於倒臺後,千百萬中國人歡慶街頭的感覺,一種從「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動下的解放。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宣布制裁共產黨。4月12日還在譴責蔣介石的汪精衛這個急轉彎,是因為他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五月緊急指示》,要求中共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7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通令黨政軍中共產黨員與共產黨脫離關係,違者停職;禁止一切祕密會議及違反國民黨主義及政策的言行。7月2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公布《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黨政軍部門國民黨員立即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職。共產黨指責汪精衛清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漏網一個」,實際上宣布清黨的第二天,7月1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就訓令保護共產黨員人身自由,違者依法懲辦。

清黨之時,離開1924年1月「聯俄容共」的國民黨一大僅三年。1925年底孫中山先生逝世之時,國民黨內就已經起了要求解僱蘇聯顧問和清除共產黨員的聲浪,即被劃為國民黨「右派」的「西山會議派」;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則已是蔣介石對蘇聯干涉和中共擴張的直接反制。國共之間的決裂已經不可逆轉。

清共——「護黨救國」

「四一二」時還堅持「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汪精衛到了6月就已表示,問題「不是是否應當驅逐共產黨,而是什麼時候驅逐。」彼此非常不同的派別一致清黨,應該有超越黨派的共同動機和背景。「反共」是顯然的,問題是為什麼。汪精衛4月份還和陳獨秀聯合宣言,他的急轉彎必有不得不的現實原因。

從「興中會」、「同盟會」而起的國民黨元老,本是一班獻身社會、民族的志士,面對蘇聯以援助之名肆無忌憚地挾令國民黨裹脅中國以實現其世界革命的野心,他們只有揭竿而起,清共是「護黨」。汪精衛夢醒而分共清黨,是因為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五月緊急指示》條條針對國民黨,「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條條與三民主義對立,而「丟開了三民主義那就不是聯俄而是降俄了」。蔣介石則是早在「聯俄容共」的國民黨一大之前,1923年秋率團訪蘇期間就看到了國民黨聯俄中危險的倪端。

今天人們知道,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當年支持清黨,是他主持國民黨中央監委會通過了吳稚暉彈劾共產黨的提案,力主清共。蔡元培先生兼容並包,他不曾干涉陳獨秀、李大釗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甚至於陳獨秀被捕、李大釗身後仗義相助。但是他反對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階級鬥爭、遊街殺人的暴力革命,他不忍見社會傾覆,挺身而出。清黨為「救國」。

1927年5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梁啟超言及兩湖的情況,「所謂工會、農會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今年年底兩湖人,非全數餓死不可。因為田全都沒有人耕,工商業更連根拔盡」。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起來就是停學、停產鬧革命,那個年代的紅色恐怖打的就是湖南農民運動的旗。我住家北京的小巷,68年一夜之間就出了六條人命血祭「紅八月」。那時被逼著學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驚惶中阻滯的頭腦不明所云。「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凡舉「戴高帽子遊鄉」甚至「農民自己動手槍斃」和「直接打死」對共產黨而言不過是「政治」打擊而已。今日重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只覺毛骨悚然,可哀可嘆中國就落入這般人手中!

清共——功在社稷

1928年夏,北伐成功國家統一,南京政府得到國際承認。戰事平息,國家結束軍政進入訓政,根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訓政期間由國民黨行使國家統治權。儘管國民黨訓政一切可非議、可反對、可詬病、必根除之處,國民黨畢竟是一個嚴守憲法、履行憲政承諾的政黨。

從1928年到1949年20年間,國民黨兩次依法結束一黨獨裁,讓國家進入憲政。第一次是1936年,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準備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進入憲政,但是由於隔年抗戰爆發而擱置。

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戰爭一矣結束,國民黨政府即著手準備實施憲政——與最大的反對黨共產黨談判,展開政治協商,組織憲法起草……。到1946年底,制憲國民大會召開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國走入憲政時代,可惜因為共產黨的堅決抵制而斷送。

然而如果沒有國民黨1927年的抵抗,中國就更早20年斷送在蘇聯和共產黨的手中,又或者早已引起全國更大混亂,從而國土很快喪失在日本手中,更不復有一個獨立的、民主的中華民國。

回首當年,不得不說,國民黨初創時期的清共,功在國家、功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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