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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差矣 美中分歧不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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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iken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他任期的最後一次國情咨文中,四次提到中國,但都是從負面提及的。奧巴馬宣布成立「執行工作組」,直指中國在貿易及其他商業行為上的違規,表示要有所作為。美國政府將就中方不符合國際規範的領域,直接向中國施壓。施壓的成效會如何,還有待觀察;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幾乎異口同聲對中共的強硬態度,相信對奧巴馬的此番痛下決心,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但此後不久,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羅德斯(Ben Rhodes)表示,美國外交戰略「重返亞太」並非針對中國,美中合作不是零和遊戲,並且美中兩國最嚴重的分歧「在於經濟」。在國策的戰略認識上如此說法,奧巴馬政府就有失偏頗了。

總統的國情咨文

嚴格說來,「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的名詞翻譯並不準確,搞不清誰向誰提供關於「國情」的諮詢。咨文其實是彙報,按「國情咨文」的英文本意看,這個總統年度對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的演講是憲法規定的,應該是向美國人民的民意代表——國會,關於國家狀況的彙報。當然這也是總統介紹其立法議程的時機,因為總統需要與國會合作才能有效的制定法律,總統也藉此機會宣講其治國的方針。

美國總統其實也並不一定要做這個演講,以前總統只要向國會提供書面報告就行。當年傑佛遜就不喜歡演講,覺得太富有君主制的色彩,像是英國皇室對下院演講(Speech from the throne),缺乏民主觀念。所以傑佛遜就把它寫好後送到國會,讓工作人員宣讀。其實,離任總統還可以做一個臨別的「國情咨文演講」,在新任總統就職的那年進行。但過去30年來幾乎沒有總統這樣做,大概是不想搶風頭、有「人走茶涼」的因素在起作用吧。

咨文演講的趣聞

從威爾遜總統開始,每位總統都沒錯過這個親自向國會演講的機會。廣播電視出現後,總統的國情咨文就不僅僅是針對議員的了,而是變成面對全體民眾。問題也出在這裡,進入當代,國情咨文有些變質,有點兒變成政黨之爭的工具,很令人遺憾。連對總統演講的鼓掌,也都沾有政黨政治的色彩。值得指出的是,總統演講過程中,為保持中立形象,最高法院法官和軍隊將領一般是不鼓掌的。

有趣的是,內閣部長中會有個人不參加國情咨文演講,而是待在一個祕密的地方,因為擔心出現不測。演講時,美國政府所有高級官員,從總統、副總統、眾院議長、到內閣部長、最高法院法官、高級軍事將領,美國政界最重要人物幾乎所有人都待在同一個屋子裡,如果有災難發生,必須能確保權力的交替。國會議員也有幾個不參加,也待在一個祕密的地方,以備不測。

美國不光總統有「國情咨文演講」,許多州長也有「州情咨文演講」(State of the State address),大學有校長的「校情咨文演講」(State of the University address),有些公司也有「公司情咨文演講」,歐洲議會也採納了美國的這一做法。

中美兩國的分歧
 


圖:白宮認為美國和中國的最大分歧在於經濟。此言差矣,美中根本分歧不在經濟而在道義。圖為總統奧巴馬發布國情咨文前、在白宮的走廊內。(JEWEL SAMAD/AFP/Getty Images)


美國目前雖然經濟開始回升,失業率在下降,但微觀經濟狀況仍然堪憂。越是在經濟拮据的情況下,如何做出正確的決定,才是領導人智慧和遠見的考驗,也是此時的國家和人民在歷史上會留下什麼烙印的關鍵時刻。因利益而放棄原則的例子,歷史上比比皆是;不因利益缺失而堅持原則的例子,歷史上寥寥無幾;但天地神明對堅持原則者的獎勵,往往日後才能看得出來。

羅德斯認為美中合作對美國、亞太來說都不是零和遊戲,恐怕值得商榷。利益之爭,在全球經濟蕭條、世界災難頻發、商業利潤菲薄、市場萎縮之時,要達成雙贏而不是零和,目前越來越困難。中共外交部官員強調中美經貿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並警告說美國已進入大選之年,要「特別警惕、堅決抵制把經貿問題政治化的傾向」,說明中共充分意識到了經濟問題對中共政權的存亡來說,是多麼的緊要。

中共不久前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控制通漲和保增長的矛盾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這一選擇不是中國人民的利益所在,卻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所在。這一選擇也明確表明,恰恰是中南海在把經貿問題政治化,把政權的穩定放在了民眾的福祉之上,而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人民的利益,就更不再話下了。

中美最大的分歧,經濟只是表面,中國所有社會問題包括經濟問題的最終根源,都是政治性的,都源於中共的專制。支撐中共政治體制的基礎,則是其反人類、反道德、反天理的邪惡本性。美國與其他任何國家的經濟磨擦,都沒有這樣的深刻背景,也很容易解決。美中分歧從本質上說,是自由與暴政、人性和魔性、道德與反道德、正義與邪惡的對峙。把這樣的正邪之戰看成經濟的糾紛,如果不是官員被金錢利益蒙蔽了良心,就是人們對世間僅存的最後邪惡認識不足。

德國總理在中國社科院演講時,委婉提出國家經濟繁榮「只有在內部平衡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成功」;德國經驗在於「社會和平以及社會和區域的平衡」、「對環境友好的經濟活動」、和「可信賴的法治結構。」嚴謹的日爾曼人應進一步指出,中國內部矛盾的不可諧調、法制的缺失,都是中共政治的產物。

如《經濟學人》所指,由新加坡最早實踐、在中國大行其道的「國家資本主義」正在濫觴。研究表明,國企使用資本的效率要低於私企,增長也更慢,資源如果被私企使用將有更好的效果。國家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危害,帶來的貧富分化,帶來的社會即將面臨的全面崩潰,是政治的問題,也是道義的問題。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說中國讓世界擔心;中國的意圖從南海到經濟政策,都讓世界擔心不已。擔心什麼呢?最本質的擔心,正是因為這個邪惡集團觸及了全世界人民心中道德的底線。安理會的敘利亞決議,中俄行使了否決權。面對獨裁對民眾的屠殺,只有最邪惡的政權才會視若無睹。

古人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不果。自由世界的領袖必須透過經濟的迷霧,直指專制和邪惡的要害,才能名正言順、堂堂正正的替天行道。奧巴馬寄望於競選連任,「經濟」可能是決定選舉結果的表面原因,道義才是決定命運的背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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