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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有感情 閻連科書寫未竟的田園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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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多禁書作家的閻連科。(攝影/宋祥龍)

不同於以往關注於人與社會,中國最多禁書作家閻連科的新作《北京,最後的紀念》歌頌大自然田園生活,以紀念去年被強拆的住所——北京711號園。新書是對強拆的「無言的抗議」,也是對大自然「無盡的崇拜」。

文 ◎ 梁珍


閻連科運用實驗證明,植物的確是有感情並有語言、能發出「聲音」說話。(攝影/宋祥龍)

「為了證明植物的確是有感情並有語言、能發出『聲音』的,我用我的物理常識和860元錢,外加三次到中關村大街電子城的懇求與謙遜,把測量電流的儀表改裝成了一臺記錄測量儀,然後把一棵菠菜拔下來,趁它最為鮮嫩、生動、青春年少時,把菠菜和測量儀的正負電極相連接,然後把火柴點燃後,在菠菜的上空晃了晃,我發現測量儀的指標有輕微的擺動感。我完全把火柴燒在那棵菠菜的葉尖上,那指針的晃動就明顯而迅速。

這一有趣的實驗發現,讓我驚奇而興奮,於是,我把測量儀完全搬到廚房內,又拔來了一棵充滿青春活力的大菠菜,將一片葉子連著測量儀,把對面那片葉子丟在燒成沸水的鍋裡煮。這時候,記錄測量儀上暗紅的錶針搖擺不止,而且振幅極高,頻率極快,完全如一個人受到了驚嚇或恐嚇的緊張和不安,直到那棵菠菜最終在沸水裡死亡,那針擺都還沒有停下來。」——摘自閻連科《北京,最後的紀念》

為紀念去年被強拆的住所——北京711號園,被稱為中國最多禁書作家的閻連科,最近著書《北京,最後的紀念》,記錄下這段為期三年、珍貴的田園生活,是對強拆的「無言的抗議」,也是對大自然「無盡的崇拜」。當中不乏有趣的事情,透過和大自然緊密的接觸和研究,作者發現「植物是有感情和語言的」,甚至自製測試儀來記錄下這個現象。


中國最多禁書作家閻連科的新書《北京,最後的紀念》。(攝影/余鋼)

目前在香港浸會大學擔任駐校作家的閻連科,在大學校園裡一處小小的公寓中,接受了我們的專訪,談書,談人,談自然。

中國的《瓦爾登湖》 出版前結尾被修改

記者:能否先介紹一下《北京,最後的紀念》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閻連科:這是一本純粹寫大自然,寫人對大自然的感受,比如我們說花草、樹木、植物、動物、鳥雀、昆蟲等等,我想純粹是一個以大自然為主人翁的一次寫作,和我之前的寫作幾乎是完全不同的。

記者:和您之前被強拆有關係嗎?

閻連科:這本書在拆遷開始接到通知我已經寫了80%,然後正式要拆遷的時候基本上都已經寫完了,無非在最後寫了2000字,1000字告訴這個地方消失了。

記者:有人形容這本書是中國的《瓦爾登湖》,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閻連科:我想同不同意都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每個人看這本書,他會對大自然切身的感受,會重新去整理人和大自然那種倫理道德的關係。當然我是非常崇敬梭羅的,崇敬瓦爾登湖的,在上一個世紀90年代看完《瓦爾登湖》的時候忽然想到純粹大自然寫到如此的美好,而且給你一種說不盡的思考,那種思考不是我們用語言能講的,還有一種人與自然的哲學在其中。那時候你就想自己是來自農村的,其實從小生活在大自然中,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話,有一天最好能像《瓦爾登湖》那樣集中時間、集中精力寫一本純粹大自然的書,而不是寫人的,寫社會的,純粹寫自然的。

我想寫這本711號園,也正是向《瓦爾登湖》的致敬,也完成十多年前,二十年前那種寫作的夙願,所以這次寫作都是一次愉快的寫作。
記者:您之前好幾本書都被禁,這本書出版順利嗎?

閻連科:這本書在出版上總體在我來說最近十年來還算是比較順利的一本,雖然中間也有所修改,但是改的地方還算是比較少的。結尾我想就是談到了比如說拆遷的問題,他就不讓你談,就說這個地方消失而已,談到我們即便是要保護自然也需要權力,權力也許更能保護自然,人的意識往往會被權力所左右。但這些也被刪去了,我想就我的作品來說他還刪去比較少的。

記者:這本書是對強拆的無言的控訴嗎?

閻連科:我想在權力和無理面前人是非常渺小的,人只有妥協,只有投降,沒有別的出路,但是即便這樣,我們每天在講它,在說它,在寫作它,同樣仍然是一種反抗,而且每一個人都這麼去講這麼去說,希望在今後的歲月中類似的事情越來越少。

這本書至少對我們現在發展的一種更多的抵抗,可能裡邊沒談什麼東西,只談了大自然,但確實對現在發展的一次抵抗。

拆遷類似計畫生育 違背人權法律

記者:您給胡溫寫信,反響很大,網民都說,閻老師的房子都給拆遷了。


閻連科當時微博上直播被強遷。(閻連科提供)

閻連科:閻老師的房子拆遷是非常正常的,我一再說魯迅的故居也拆遷了,梁思成的故居也拆遷了,我的房子又算什麼呢。我們從微博上看,從電腦上看,拆遷有點類似多少年前的計畫生育,是一個強硬的政策,甚至它是一種國際名聲一個巨大的問題,我們過一段時間我想我們對拆遷回想有個公眾的認識,很多是違背人權和法律的,拆遷是幾乎沒有法律可以依據的,可以避免很多惡性事件發生的。

記者:拆遷訴訟進行得如何?

閻連科:訴訟官司輸掉了,一開始就知道結局的過程,我們是等拆遷完畢之後都已經立案了,一個多月、兩個月左右就通知開庭,開庭然後迅速半個小時宣判輸掉。當然你可以上訴,前一段也上訴,上訴中級人民法院,這個結局是很明顯的,因為在中國幾乎沒有一例拆遷打贏官司過,我想輸贏是一個問題,打不打官司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我們必須把一個過程走完,走完的結局也是可以想到的。

記者:您還會寫一本關於拆遷本身的書嗎?

閻連科:毫無疑問拆遷對我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記憶,是否會寫它,什麼時候會寫它,我現在都沒有想。任何寫作我想不管寫紀實文學還是寫小說還是寫散文,沉澱一下都是好的。

植物是有感情和語言的

記者:您在書中曾經寫到植物是有感情和語言的,這是一段什麼樣的經歷?

閻連科:一個人有獨自相處的環境,可以在大自然生活一段時間,其實你能感受到、聽到植物那種語言來。比如就在我住的711號園,那中間就有怪柳,怪柳就是柳樹的一種,這種柳樹其實它是可以抵抗外來蟲害的,有一種蟲害來的時候,一棵樹可以迅速通知另一棵樹,就是非常奇妙的,一旦這棵樹受到侵害的時候,另一棵樹就會具有防備和抵抗的能力。這中間確實有一種資訊的傳遞,這是我們人類無法破解這種資訊,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但一定它們之間那種資訊是不被我們理解的,或者它們的語言我們無法聽到,無法能夠理解。

我想在那裡面有類似很多的事情,尤其蟲害到來的時候,很多樹木都可以傳遞這種資訊,通常是一種樹木同樣一個位置,一棵樹可能受害,別一棵樹完整的保存下來,我想這是非常奇妙的事。

記者:您和大自然有溝通嗎?聽到植物的語言嗎?

閻連科:當然我們如果是晚上夜深人靜,你到蔬菜地裡,到其他的森林裡面去,你能聽到非常響亮而細碎的聲音。這種聲音既沒有風也沒有其他任何的雜音,但是那種聲音就在大自然中存在,我想是它們說話的聲音,只是我們無法感覺它們在說什麼而已。

比如你在種菜,比如說你在養花,比如說你在觀察昆蟲,我想其實都是你在和它們溝通的一個過程。由此你會相信,我們其實搞顛倒了一種關係,我們一直以為人類是整個地球的主人翁,其實真正地球的主人應該是大自然,人類應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現在情況顛倒過來,變成我們人類是地球的主人,然後大自然是我們人類中的一部分,我想這是一個倫理的關係,你通過這樣一種溝通,你能夠明白這種關係。

記者:您提到的內容和無神論是否有衝突?

記者:我想共產黨的無神論,現在我們已經很少聽到有人講了。我在年輕的時候學習呀、讀書,上學和當兵時是不斷的聽到無神論。

其實,大自然不光是一個黨的神,他是所有人的神,我們人類敬仰大自然真的應該像敬仰宗教一樣,敬仰神靈一樣。

讓內心重回大自然

記者:您在書中嚮往返璞歸真,但現在大自然是不是已經被破壞得太厲害了?

閻連科:我們現在已經破壞得非常非常厲害,我們渴望回到大自然,其實大自然已經不允許我們回去了,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大自然給我們享受了。但至少我想通過這次寫作,我們應該明白即便不能回到大自然中去,我們也應該保持一種古樸的心靈,讓內心回到大自然。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寫作的起點,我們至少應該明白,我們不僅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嚮往它,最終也是我們人類的一個生存的家園和精神的家園。

這本書是否一片叫好聲還是一片罵聲,我完全沒有理睬,我完全什麼都不知道,但是有一點,至少所有的讀者他們會相信,這次寫作和原來之前的寫作是不同的。之前的寫作全部都是對人的關懷,對人的疑問或者是批判,但是這本書恰恰放棄了對人的那種描寫而轉向大自然,是那種無盡的歌頌。

記者:您未來還有什麼樣的寫作計畫?

閻連科:想寫一本《中國誌》(暫名),真正是面對今天中國的現實一次正面強攻,正面回答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什麼,將來是什麼,人在這個環境中是多麼的被愚化,被改變,人會在這個世界上幾乎是失去做人的一切尊嚴的時候——我想你在寫作這個時候你沒有想其他別的,我想他出版不出版真的不重要。◇

閻連科簡介

現年54歲的閻連科,是中國當代最著名的小說家,1978年開始寫作,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其他國內外文學獎項20餘次,目前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系。他的作品以大膽批評揭露中國現實聞名,當中《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等多本作品被禁,也因此廣受海內外關注,有「禁書大師」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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