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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事件與重慶模式(下)--王康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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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希望獨立的知識界,不要停留在竊竊私語、私下聊天或者上網尋找消息上,而是努力站出來,對國家對歷史的前途命運發表我們的看法。圖為華人民主書院舉辦「從台灣大選看華人民主與兩岸關係」座談會。(大紀元)

「知識分子獨立立場並不意味著事事都和執政當局反著來,並不是我們永遠都是一個反對派,或者是一個單純的反對派,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贊成那些應該贊成的,反對那些應該反對的。現在的北京當局拿下薄熙來,免去他的那些黨內的重要職務,毫無疑問對中國是好事情,沒有必要加以批評和反對……我只是客觀陳述,薄熙來政治生命的結束,對中國來說,是帶來了一個破局的契機,有可能使中國向我所希望的良性的、憲政的、現代性的方向轉變。」

文 ◎ 北明

王康(Wang, Kang) 北明(Bei Ming)
時 間:2012年4月23日
地 點:北京
受訪人:王康,獨立學人、「重慶陪都文化研究中心」總裁
採訪人:北明,獨立作家、「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老康秉燭」節目主持人

獨立的標誌——不受黨派和意識形態制約

北明:你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溫家寶的軛》,為溫家寶3月14日記者招待會的言論鼓吹。據此有人認為你喪失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這一次,你差不多一人站出來,連續接受外媒採訪,開言對成為事件的看法,也有人擔心你喪失獨立立場。你自己怎麼看這種反應?你覺得自己是否受到官方立場的影響?一般而言,你依據什麼原則來決定自己對重大事件的立場和看法?

王康:知識分子獨立立場並不意味著事事都和執政當局反著來,並不是我們永遠都是一個反對派,或者是一個單純的反對派,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贊成那些應該贊成的,反對那些應該反對的。現在的北京當局拿下薄熙來,免去他的那些黨內的重要職務,毫無疑問對中國是好事情,沒有必要加以批評和反對。在這一點上,我們,像我這樣的民間知識分子,絕不使用我們「和黨中保持一致」的話語,也不採取這樣的態度。那是中共各級黨組織的事,我們不使用這種語言不採取這種態度。我只是客觀陳述,薄熙來政治生命的結束,對中國來說,是帶來了一個破局的契機,有可能使中國向我所希望的良性的、憲政的、現代性的方向轉變。在這點上,如果說王康的看法和中共中央有關的決策有相同、近似的地方,那一點都不奇怪。

北明: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在分析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的時候,不是看它是否是當局的政策,而是看這個事件本身是否對中國的文明歷史進程有利?(王康:對)如果有利,你就贊同,如果有害,你就反對。而不是考慮它是否來自黨派來自政府……

王康:對。

北明:所以你基本上保持「超黨派」而不是「抗黨派」立場,堅持「非官方」而不是「反官方」色彩,而在評價一個人的時候,你基本上不是基於他的身份、他的職位,他的地位,而是強調他的人格表現和行為方式,這麼表述你的原則對嗎?

王康:對。我不僅贊同溫家寶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同樣我也正面評價胡錦濤先生2005年4月29號邀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北京,完成國共兩黨領導人六十年以後的「破冰之旅」。這個「破冰之旅」結束了中國(兩岸)六十年怒目相向、不共戴天的悲慘局面,海峽兩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國民黨已第二次執政,而且在馬英九時代,有可能國共走向正式的談判,那對中華民族來說將是一個重大的進步。為什麼不給以肯定呢?我們沒有偏狹和小氣到那個程度,我們不受黨派和意識形態的制約,誰對中國對世界做出了正面貢獻,我們一定給他首肯。但是我絕不會頌揚他們,因為那是他們應該做的——除了溫家寶先生,我是高度地表彰他。

北明:為什麼?

王康:我特別看中的是政治家的人格和道德。當然他們在能力上、才華上如果能跟進那更好,但首先是道德。因為能幹人、聰明人、技術人員到處都有,但是有道德、有良知、有人格高度的政治家,對我們中國來說是非常稀缺的資源。

知難行易——溫家寶所為已達極限

王康:另外關於溫家寶我要說兩句。溫家寶3月14號的記者招待會我因為當時有事沒有現場觀看,我後來看了一些片段,接下來我馬上寫了一篇文章,就是你提到的「溫家寶的軛」。這個「軛」來自聖經,我把關於軛的概念用到溫家寶先生的頭上,我覺得是恰如其分的。溫家寶自己說他就是一匹負軛前行的一匹老馬。他在那個記者招待會的講話,我認為是我們多年以來我們沒有看見的一個公眾人物、一個執政當局主要成員發表的一篇有利於中國人民、有利於中國民主的一個政治宣言,也是他的一篇道德自白。多年以來都沒看見,可以說是49年以來,都沒看見過。我被打動了。我覺得溫家寶是一個罕見的、君子般的政治家,他有深厚的憂患意識,他真是對中國的危機憂心如焚,他不遺餘力的呼喚中國進行體制改革,他用這種語言去認同現代的普世文明和普世價值。他對中東和北非的、阿拉伯世界的自由民主運動深表同情和支持,他甚至說,中國的進步需要中國人民的覺醒、參與和支持,這些話是正聲,是悲聲,是憂患之聲。這是中國統治集團從來沒有的一種聲音。所以我認為,溫家寶的這個軛本來是共同來負擔,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這個軛現在相當一部分是溫家寶先生個人來負擔,而且他還不被人理解,還被人熱嘲冷諷,還被人說成是一個「影帝」,一個作秀者。所以溫家寶說,我在為國家服務的四十多年當中,我感到我的獨立人格不被理解,我感到孤獨。他痛心疾首,這是七十歲的一個老人,而且他說道,也許我為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死之後希望大家統統把它忘掉,我做的不好的事情,或者體制侷限做不好的,請求人民的原諒和寬恕。這已經不僅是政治問題了,這是道德問題,這是精神問題,甚至是個宗教問題了,這是個靈魂的問題了。


王康認為溫家寶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越了他的導師胡耀邦和趙紫陽。(Getty Images)

我在這裡可以再說一次,我非常欣賞和敬重溫家寶先生,他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越了他的導師,胡耀邦和趙紫陽。他不一定會做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中國也許永遠產生不了前蘇聯那樣的政治家,他也許不是簡單的做共產黨內的蔣經國。中國的歷史環境確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就像德國的大思想家雅斯貝爾斯說的一樣,歷史是不斷地更新的,真正的思想家是要跟著歷史更新的步伐往前思考的,而不是停留在原地不變,而不是墜入一種虛無主義:一切都是相對的,一切都是過去的,一切都是無聊的。每一個時代都是真理的一次顯現,溫家寶在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言說)就是中國的真理顯現的那一個瞬間,至少是在政治任人物當中。所以我高度的評價溫家寶先生。同時,溫家寶不僅不是一個只說不做的人,溫家寶為中國人民做了很多事情,礦難的時候,他下到700公尺深的井下,汶川大地震,他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西南貴州的雪災,他也一個人顛顛沛沛第一時間到現場,這種領導人在中國幾乎沒有。他在黨內的孤獨的處境,他的獨木難撐的局面,這種情況沒有影響溫家寶先生,他不僅坐而言,而且他起而行。即便僅僅是言,言論有時候比行為更重要:知難行易呀!在中國特殊的情況下,溫家寶先生所做的,我認為已經達到某種極限了。

殷憂啟聖——中國需要聖賢型政治家

北明:你是否認為在共產主義後極權時代,由於鐵幕鬆動,在體制之內,在官員當中,有可能更多地產生思想開明的官員?

王康:開明的官員是可能產生的,技術性的官員也可以大量湧現的,我希望出現的是君子型的政治家,甚至是聖賢式的政治家。中國也好、世界也好、人類也好,這麼災難、這麼多危機,甚至可能共同毀滅,這種時候最需要的是聖賢型的政治人才。什麼叫聖賢型的政治人才?就是能夠徹底的超越,能夠忘我,能夠真正的大公無私,能夠真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能夠同情一切,能夠理解一切,能夠成全一切,而不是破壞、批判、消滅一切。這是儒家的傳統精神。

北明:聖賢政治家的產生,需要不需要歷史環境和時代背景?

王康:殷憂啟聖嘛!就是因為憂患太深了,才產生聖徒。聖賢不是在昇平歌舞聲中產生的,從來如此!中國和世界歷代的聖賢先驅們,都是在憂患當中產生的,這個背景就是憂患背景。歌舞昇平的時代只能產生庸俗的政治家。

與有榮焉——希望更多人站出來說話

北明:好,老康,你對重慶事件、重慶模式、以及你被西方媒體甚至海外某幾個準媒體渲染為「爆料者」這一些系列的話題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王康:連續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我這一生是唯一的一次。我相信我的億萬同胞可能都沒有享受這種待遇。有風險。西方記者後來也反覆問我,你怕不怕?你有沒有風險?我說我真不怕。一個可能是年齡關係,一個是我意識到這是命運對我的一種恩賜,讓我說出許多人不敢說、不想說、也說不出的話。加上重慶事件正在發酵,這個舞臺轉向北京來,這需要敢站出來說話,正因為很多人恐懼或私心,或種種原因,因為權利因為財富他們不願說話,而我恰恰沒有這些包袱,我能夠站出來說話,我是與有榮焉。

再就是我希望,至少是獨立的知識界,有更多人,不要停留在竊竊私語上,私下聊天或者上網尋找消息的階段,而是努力站出來,對國家對歷史的前途命運發表我們的看法。如果更多人站出來說話,會讓統治集團,那些薄熙來的同黨們至少有點壓力吧。而黨內像向溫家寶那樣開明的、民主的、自由的、改革的領導人物們,會受到鼓舞,有什麼不好?我們中國一大教訓之一,包括八九六四(期間),就是黨內有良知、有現代意識的改革派們,不被知識界所理解,知識界保持著一種莫名其妙的清高。在這一點上我要說一句,我對我所屬的中國知識界,評價不高。在這麼重大的時刻,一些人居然說這僅僅是一個權力鬥爭,甚至說這就是狗咬狗,他們看不見重慶事件對中國對世界歷史的獨特意義。但是我相信更年輕的一代,或更多的知識分子會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總而言之,重慶事件在重慶落幕了,人家說我是這個重慶事件的民間發言人,我想這個身份加在我身上,現在看來是合適的,我願意為此承受它所帶來的所有的後果。謝謝你。

北明:謝謝。◇

採訪者註:

1.北明依據錄音整理並校對,內容順序略有調整,標題和小標題為整理者所加。

2.本文於4月27、28日整理完畢,由於下列情況,未交受訪人校對。

3.2012年4月23日本採訪之後,王康告訴記者,他認為關於重慶事件自己已盡到 對國家義務,決定停止接受一切外媒相關的約訪。

4.據悉,當局2012年4月26日正式約談王康,要求他停止接受外媒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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