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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朗父的薩米亞特情結 ——詩集《穿過這寒霧我的弟兄們》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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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

來自前蘇聯的「薩米亞特」

在讀到秦繼華先生的〈以薩米亞特之名〉一文前,我真的不知道「薩米亞特」這個概念。在去年4月號的《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上,秦文介紹說:「薩米亞特是俄文『未經官方許可的出版物』的意思。在一些知識分子的同期創作下,『薩米亞特』這一詞語成為他們良心的隱喻,成為對抗的隱喻,最後成為對這些知識分子的同意定義,成為他們的一個代名詞。」

對於這樣的定義,我持百分之一百的贊同意見。這是因為我很是仔細地讀過中國的「地下出版物」且可以追溯很遠。比如,在我少年時代,那個十分缺乏閱讀物的年代,手抄本的《十二張美人皮》、《一綹金黃色的頭髮》、《葉飛三下江南》等,都算是最原始的「薩米亞特」。在我青春萌動的時期,手抄本《少女之心》也是之,但它完全沒了政治恐怖意味,完全開放給我一片隨意性想像的空間。這時已經是1979年了。

一、曾自創「白封出版」概念

在沒有接觸到「薩米亞特」概念之前,我對正式印刷但沒官方書號的出版物稱為「白封出版」。白封出版,是我創造的一個詞,最初專門用來評價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出版物《思想的蝴蝶》一書。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書號是可以買賣的。正是這種買賣才使書價畸高,而普通作家的收入偏低。出版社猶如一個又一個的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那樣,「吃了作家吃讀者」。

我為《思想的蝴蝶》一書所撰評論〈「白封出版」的重大意義〉有幸被該所網刊採用,發表在2010年第六期上。

從創造「白封出版」概念到了解薩米亞特,再到獲得摯友丁朗父(又名:朱紅)贈閱的詩集《穿過這寒霧我的弟兄們》,約為兩年的時間。兩年裡,我沒有精力尤其財力做自己的薩米亞特,所以一本寫成10年的小說至今沒有出版。好在每年還有一兩本正式的出版物如《真實的交易》、《晚清官場亂象》之類的出版,但我也得承認:在獲得官方發放的「准生證」之後,它們或多或少地被刪節。按著商業合同,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出版方有刪節權,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就像你想入中共黨就必須接受可能的「雙規」一樣,那不是侵犯人權而是你加入組織的必要代價。

二、倔強的流浪者丁朗父

丁朗父不接受出版方面的「准生證」規制,兩年間自印了兩本畫冊、一本詩集。對於朱紅的畫,作為外行人我是力捧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寫過3篇畫評,其中兩篇發表在香港的正式雜誌上,一篇發在博訊網站。發在《爭鳴》雜誌上的那篇〈一小撮人的東籬〉尤其受讀者歡迎,也是我認為的自己評論類作品的巔峰時刻。

朗父兄的畫、詩不凡,其書法也相當了得。不過,有他的另一位摯友調侃說:「朱紅的詩比字強、字比畫強。」對此,我不太認同,亦無否認之論據,留待歷史評價好了。而他的詩之所以被公認,被我們一小撮自命不凡的民間文化菁英所公認,是因為他的詩寫得很理性。這種理性源於他的流浪,準確地說是流民生活。這裡面,太多的感性被壓縮成嚴肅的思考,以至於理性寫詩成為他創造的一個奇觀。他從東北的大興安嶺徒步間或扒火車,「盲流」到湖南。從陷入政治深淵的父親的東北並非盲目地「竄逃」到母親的湖南,本該歇歇腳步,來享受久違的母愛。可是,他天生是個不安分的人,從湖南進入四川,混進重慶。

真正意義上的盲流,是從在湖南離開母親那一刻開始的。

重慶,在那個飢餓的年代只有革命的傳說而沒有果腹的溫馨和偶遇思想的興奮。於是,丁朗父在靈魂深處告訴自己——這是別人的重慶,正如今天的北漂暗中告訴自己「這是別人的北京」一樣。詩人並沒有僅僅拘於自己的遭遇,他把「別人的重慶」推及至「別人的國家」。

這是一種哲學能力!所以,在我一直以來力捧朗父兄的畫作時,告訴我們那一小撮:「要讀懂朱紅的畫,至少得有業餘哲學家的水準。」

在詩中,他不是憤懣而是理性地質問:這個叫重慶的城市是別人的,這座城市是別人的,這個國家是別人的。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竟能讓年輕人如此「絕望」?在1975年時,即便只是從內心質問國家,也是一項不可饒恕的罪惡。好在今天「來生不做中國人」、「做中國人的孩子」之類的憤懣,已經幾乎娛樂化而少有政治風險。

三、探討嚴肅文學的可能性

丁朗父的詩不乏靈性之筆,或許這是詩強於字、字強於畫之摯友評論的根據。比如,詩集命名出處的那首詩,其句「羊群在水一般的白霧中╱魚一般地飄過來。半綠半黃的樹葉,浸染著寒氣,一片一片落在地上。」——讓人讀來詩性盎然!但是,在一個主流文學完全痞頑化的時代裡,丁朗父還是堅持對國家、對政權的質問。比如,在〈致把所有人當敵人的人〉一首中不惜使用大量的排比,「下崗了,工人成了敵人;失地了,農民成了敵人;強拆了,市民成了敵人」,「學生當特務,不當特務的學生成了敵人╱網絡封鎖,網民成了敵人╱你算算,他們到底有多少敵人?」

在更為寬泛的世界文化視角下,薩米亞特是嚴肅文學的一個派系。比如,前蘇聯時期所產生的索爾仁尼琴(又譯: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就是眾多的薩米亞特之一。對於前蘇聯時期的「地下出版物」之歷史現象,中國著名的前蘇聯問題研究學者沈志華主編的三冊本《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一書,在第三冊有專門介紹,本處不再做羅列。要說的是:第一,在極權造成的政治沉悶時代裡,薩米亞特無疑從政治學到文學乃至於經濟學,都給予既存統治以顛覆性的撞擊,儘管撞擊的效果當時並未顯現,而其「內傷」後果足令體制外或還包括體制邊緣歡欣鼓舞;第二,在極權出現了改革意向而沒有能力實行政治刷新的條件下,「白封出版」無疑是明確的普世價值載體,以至於形成知識菁英本身的再啟蒙,「蘇聯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作為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政治期望變成今天的政治讖緯,薩米亞特與白封出版也具有了等價意義;第三,極權改革的局限導致政治的痞頑化不可避免,政治痞頑化導致文學痞頑化亦是邏輯結果,因此,類似丁朗父這樣的詩作在純文學意義上,是在探討嚴肅文學的可能性。

四、歷史撞擊力必然重複出現

痞頑時代在社會學意義上,是「錢信仰」的生成並氾濫,儘管它無法排除其他信仰的存在。僅僅在詩歌具有靈性、哲學內涵之特定層面講,詩歌也是被淪陷的領域。因此,「錢信仰」不可能給回歸傳統或改造傳統而增進統治的合法性提供可能。輝煌的歷史文明無一例外地有燦爛的史詩存在,中國的《詩經》與希臘的《荷馬史詩》是等價的。但是,今天的中國,《論語》「復活」在痞頑勢力之手,而《詩經》被做敝屣之棄。所以,即便是現代詩,只有靠詩人脫褲子才能掙得眼球而難以掙得閱讀。

痞頑時代裡,體制內的「文化內戰」狼煙四起。甄嬛是否有其人,以及其在清朝的鏡像如何,成為「嚴肅」的痞頑與痞頑的「嚴肅」的一個鬥爭焦點:前者以黨報評論的形式說,後者是「煽色腥」;後者說,職場勵志(生存)需要多種表現形式,《甄嬛傳》是為其一也。在痞頑時代裡,丁兄慨然探討嚴肅問題早已超越了自我流放,他在為一種能夠重複歷史的撞擊添加反作用力。也許在某一天,你醒來時,會發現痞頑時代突然消失,痞頑文學亦悄然捲曲在歷史的角落而不再猖獗。「嚴肅」的痞頑也將成為一場笑料,且了無文學史的考證意義。

2012年5月,寫於綿逸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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