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紀元周刊|和您攜手,共同走進新的紀元

當代中國為何沒有好的文論

?"
(Getty Images)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象形的漢字,四聲的語音,使得好的中文文字美如雲錦天章,活色生輝,讀來餘香滿口,繞梁三日。可惜這一切在最近半個多世紀漸行漸遠,在大陸消失殆盡,在港臺雖然大陸的政治未到、文化卻已亦步亦趨,隨風而去。當代中國為何少有好的文字,好的作家,這的確是個必須思索的問題。

一個作家要想寫出好的文章作品,猶如一個雕刻家想雕刻出好作品一樣。他首先需要銳利好使的雕刻工具、雕刻刀、斧鑿等,然後掌握雕刻的各種刀法,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想像力、構圖能力,這些因素缺一不可。無論是文學家還是思想家也都是如此。

那麼,作家的雕刻工具是什麼呢?就是他所運用的認識和方法。這就是說他必須清楚了解,並且能夠準確把握自己所運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也就是他用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工具,它們各自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結果。不了解自己使用的是何種方法的作者就是「亂砍」,或者說是「踐踏」。

其次,這個作家必須了解自己使用的各種概念和思想,它們是如何來的,要表達的是什麼,這就像是雕刻家的刀法,對於工具的每一個具體使用都不是隨意的,有一定道理,有一定來源的。當然缺乏前者根基的人,對於這點的把握也不會好。

其三,這個作家當然要能充分地掌握中文語言,能夠熟練地遣詞造句,運用典故。中文之豐富性在於同樣一個畫面,它有不同角度的描述方法和詞彙,甚至由此而來的不同聲韻,絕非西文那種二維的描述。它是多個詞描述一個對象,而非一個詞描述多個事,雖然它因此失去了簡單性,可帶來了廣袤性、多變性、豐富性。例如:描述光線不足、黑暗的有:暗、黯、闇、陰、蔭、誾、霒、窨;描述彎曲的:勾、句、鉤、笱、軥、朐、傴、痀;更不要說那些複合詞語。

如果你無法掌握這些字詞,你就不可能在行文中有足夠的變化,以及跌宕起伏的韻律。

最後就是想像力問題,構思問題,這當然是最難的,甚至可以說是後天無法學來的能力。一個作家具有了所有前述的修養後,是否能夠筆上生花,全在於才能。但是即便缺乏這一點,如果前三點紮實,還是可以寫出像樣的作品,有所建樹的作品,不至於生產垃圾。所以,究其根本當代中國文化知識界的作品垃圾成堆,甚至臭氣沖天,實在更多的是前三點,甚至還沒有到談論第四點的時候。不過,一個真的有才能的人,他到達和把握前三點的速度及途徑常常會讓你吃驚,不可思議。

政治至上的意識型態

中國知識界對第一、二點認識不足或根本沒有認識到,或者其思想方法,對概念的濫用到不堪入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社會的意識型態化,說白了就是黨文化。

任何問題最嚴重的都是不患不知,而患不知自己不知,乃至強不知以為知。恰恰在這點上,意識型態化使知識菁英們喪失了對認識與方法問題的好奇和疑問。他們以為觀念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所謂思想觀點是最重要的,或者說得更為直接一些,政治觀點、政治立場是最重要的,政治統帥一切。這種方式的文論,從五四後就在中國社會不斷膨脹。1949年後李希凡的評紅樓夢研究、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李澤厚的馬列主義美學,乃至到八十年代金觀濤的控制論研究中國歷史,傷痕文學等等,基本上都是以論帶文,既沒有認識和方法,也沒有文字概念的考究。

可以肯定地說,凡是觀念先行的東西都是一種惡質的文字。

意識型態化帶來社會封閉的同時也帶來知識的封閉。不僅是伴隨意識型態來的鎖國和焚書使這些文人學識貧乏,而且更嚴重的是意識型態化、黨文化敗壞了他們的求知和閱讀能力,解讀能力。八十年代中期後中國大陸的情況為我們理解這點提供了最好的說明。雖然已經有可能看到很多書籍,甚至很多人出了國,乃至拿到學位,可是其思想和知識仍然是封閉、扭曲的。可以說一個帶上意識型態化眼鏡的人,一個已經被意識型態化扭曲了的大腦,其結果幾乎是難以治癒的殘廢。他看到的永遠是一個哈哈鏡中的世界,沒有景深和廣角的世界。哈哈鏡王國中的「文論」同樣具有所有這些特點。

造成這兩點的當然還有技術上的原因。由於意識型態化本身就是西方的產物,西化的結果,所以這種由於意識型態化的禁錮,以及它必然帶來的崇洋媚外使得這幾代人都是看翻譯作品長大的。而翻譯作品「絕對」不會給人清楚準確的認識方法,思想概念!因為首先兩種語言是兩種方式的思維,根本不可能直譯,它至多是一種再解釋;其次是翻譯人員對一門不同文化語言的理解和把握程度。絕大多數翻譯者可以說也是通過查字典,用自己的心理習慣猜句子;其三就是翻譯者常常是根本沒有必備的專業修養、知識基礎。而至於必要的理解偉大人物的才華與境界的能力,則更是很少有翻譯者具備。因為現行的教育體制決定了學習外語者,常常是沒有能力去從事文理學習和工作的人。所以一部翻譯作品,從選題開始就留下了跛腳的痕跡,到最後根本就是一部混亂模糊的作品。從模糊不清,甚至混亂的譯文中來的東西,當然是愈發混亂,乃至荒誕。

中文文字根基薄弱

第三點涉及的是技能。當代人淺薄的中文文化、文字修養及訓練,或者也可以說被粉碎的傳統人文基礎使得他們失去了根基。一個沒有足夠修養與根基的作家作品當然是輕浮的。

在所有這些作家自身的原因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敗壞的讀者胃口。因為很多讀者們已經香臭不分、良莠不辨,習慣於假大空,似是而非的吹喇叭。沒了有正常口味的讀者,也就沒了作者生存的土壤與滋養、監督他的空氣。這是一個交相下滑的惡性循環。

的確,40年前中國大陸還有好的文字痕跡,即便是像田漢、鄧拓等那樣的共產黨文人的文字都時有可取之處,當然他們也只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或者民國的餘音。

20年前臺港及歐美的華人中曾經有很好的文字,例如以前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乃至《中央日報》的副刊,例如王鼎鈞、夏志清、李歐梵、馬森、逯耀東、許倬雲等人的文字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文字可說是傳統的承續,民國血脈。

然而,令人訝異的是,20年前像金觀濤那樣的意識型態分子,其後像余秋雨居然會長驅直入港臺。如今,不僅在大陸,而且港臺、歐美都幾乎沒了好的中文文字。大陸的極權主義文化,意識型態居然能夠如此快地滲透到海外地區,不僅是瀰漫侵占,而且已經從根本上逐漸窒息了傳統文字和作家。或許他們是踩著《野火集》、《醜陋的中國人》那些政治雜文的遺韻而來?或許還有更深的原因。

反省文論所遭遇的劫難,第一當然還是五四以來的妄自菲薄的西化。意識型態化本來就是舶來的荊棘,自然在西化的空氣中如魚得水。

其二臺港,以及歐美新一代的文化明星們很多人本身就有意識型態化的傾向。他們無論在價值還是文化修養上都沒有上一代人那樣的根基。最近30年來,處於社會轉型時期的臺港占據文壇「名」、「利」的大都是那些觀念領先的作家,所以在商業化的潮流中,在名利場上,在和大陸所謂文化、文字的交流中,這樣的作家當然看不到,也感覺不到明顯的兩種文化,兩種文風的對立。一來一往的結果,缺乏前輩那種根基的文化和文字,當然不可能戰勝有著嚴密組織與控制的極權主義的政治及其文化。

在這點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陸的樣板戲居然進入臺灣,如入無人之境。這個和當年希特勒德國的藝術完全出自一胎的假大空宣傳品,典型的極權主義文化樣板,在臺灣居然在藝術上,乃至文字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並給予明確的拒絕性的批評,讓人不勝唏噓!

作家、藝術家、批評家,乃至讀者們對這類東西沒有直接的厭惡和嘔吐感覺,這就說明這個社會的精神狀態已經出了問題。為此,當代中國,當代中文沒有好的文論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所有這一切讓我們深切感到,意識型態化、黨文化不僅禁錮造就了兩三代的中國人,而且還在擴散瀰漫。

當你的文章以政治取勝的時候,當你在文壇搞文化政治的時候,還自以為是地沾沾自喜,你離黨文化其實不遠。當你習慣於煽情,微言大義,觀念領先,順嘴開河的時候,你也並沒有脫離黨文化,你用的依然是黨工的方法。

為此,也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當年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文化上與傳統緊密相連,與極權主義文化水火不容,如今卻沒了文化堅持,沒了與極權主義文化上的水火不容,這難道是一種正常現象嗎?

為此,您才會看到如今堅持文化堅持的在哪裡,堅持復興中華傳統的在哪裡!就在這個雜誌的群體中。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杜甫《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之四)

李、杜文章,必有再現之日!

2012-5-8 德國•埃森(小標為編者所下)◇

您也許會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