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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紀念《九評》發表八周年之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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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大出版社)

本文從西方學者的看法描述了「文化中國」指的是什麼,然後從近代國家觀念的變化,也就是中國在西化、全球化過程中從「文化中國」發展到政治國家,最後到黨國;西方從宗教國家發展到近代國家,政治國家,這兩條線索提出對「文化中國」的重新思索,以及對於近代國家為人類帶來的問題的質疑。

以信仰為基礎,從文化問題出發,《九評》徹底地對共產黨及其社會進行了分析。這個方法讓我們看到,《九評》實際上關注的是一個更為廣泛深刻的問題,人究竟如何活著,人如何思索對待人組成的社會,及它給個人帶來的一切。如果看不到這個廣闊的、深刻的背景,筆者認為,要想真正地認識《九評》也是不可能的。

在這點上,《九評》啟發並且促進了我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問題,當代世界,以及人類未來面臨的問題的重新思索。為此,它就從另外一方面再次讓我們看到,《九評》涉及的是政治和社會問題,但是它不是以政治為目的,它是建立在對於「真善忍」的追求和信仰上,是以一種「堅持」和一種「建設性」的「新生」為基礎。所以,它的眼界和關懷是超越性的,廣袤的。

在紀念《九評》八周年的時候,為了更好地理解時下中國的政治,更好地理解《九評》八年來帶來的極為廣泛的努力,我們也就有必要超越政治,對於中國的傳統歷史,對於近代世界的發展史,對於多元化的人類文明史做一些反思和討論。說到底就是,究竟如何看待《九評》帶來的對於中國及中國文化的熱愛,以及對中國傳統的回歸。

一、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

究竟如何看待我們中國民眾幾千年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追求?一百年來在物質上處於的弱勢使得中國人對於傳統的看法莫衷一是。最極端的看法是妄自菲薄,從根本上否定自己的傳統。這個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後繼續的十年——八十年代末期到達了高峰。它整整造就了兩三代失去了自己價值基礎及自信心的中國人,使他們身心自慚形穢。實際上,《九評》正是在這種形勢下,以重新回到中國傳統價值為基礎,探究了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所以,筆者認為《九評》不只是針對共產黨暴政,而且是針對歷史和現代化帶來的問題的探究結果。
 
在這一點上《九評》可謂和西方近代先哲們,和當代科學思想探究所到達的多元論,自由主義多元社會觀殊途同歸、異曲同工。它對西方現代化為人類帶來的進步變化是肯定的,而它對中國傳統價值,及其社會積極方面的肯定,對其對於西方文化的啟發性、互補性,乃至包容性的揭示,也讓我們看到了東方文明對人類社會來說根本的貢獻和價值。

細讀《九評》,聯繫當代西方思想家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我們可以看到,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

我之所以如是說,從《九評》中看到一個「文化中國」,是因為《九評》發表後,它不僅帶來退黨解體中共這個影響深遠的社會活動,而且有《神韻》等各種推崇、建立更深刻的文化精神的活動。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包含著對於中國傳統社會的重現及推崇。
 
這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尤其是《神韻》,它讓我們思索的問題就包括:究竟如何看待中國民眾、先哲們過去兩千年來的追求,以及伴隨這種追求的中國社會。難道兩千年的歷史只是如共產黨的唯物史觀所說的「封建專制」?

對這個問題的探究讓我們看到,當代中國社會最廉價、最不需要動腦筋的觀點就是到中國傳統中尋找共產黨專政的根源。這種對傳統的攻擊,輕者是共產黨繼承並且極端化了傳統專制,重者則甚至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如此壞是因為他們繼承了中國傳統,而不是共產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本身製造了災難。文革後金觀濤的所謂「超穩定結構」,及後來的《河殤》電視片典型地代表了這兩種傾向。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深刻的問題常常是最簡單的問題。愛因斯坦就是對於人們司空見慣的現象提出了疑問。其實牛頓力學的那個蘋果的故事,阿基米德浮力那個澡盆故事都是如此。深刻的人看到這點,而一般人卻視而不見,隨風起舞。《九評》的故事依然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以信仰和文化為基礎的《九評》從根本上摒棄了徹底反傳統的觀點。這也是《九評》之為《九評》,之為當代最深刻的九篇文獻的原因。

《九評》認為,中國當代問題毫無疑問地是共產黨帶來的問題,極端西化帶來的問題,是一元論的唯物主義的無神論及其文化帶來的問題。

這個結論讓我們看到:傳統問題是歷史問題,已成為歷史。當代問題是當代存在的問題,我們正在面對。

這個結論也讓我們看到,傳統絕對不是非黑即白、可以完全否定的問題,而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元。在這一點上,《九評》和《神韻》對於問話問題的關切讓我們看到,曾經有一個和西方社會平行發展的,讓西方人感到驚奇、難以理解和嚮往的「文化中國」。就完全像我們中國人驚奇於西方的存在和發展一樣。

二、何為「文化中國」

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

由於共產黨的一元論史觀,西方中心主義思想已經深入到人們的靈魂深處,所以我不想重複《九評》中的論述和《神韻》中的表達,而只想從另外一個側面,也就是山外來看廬山,從西方人的眼光來看這個完全與共產黨社會不相容,曾經和西方發展方向不同的,讓他們驚奇和羨慕的「文化中國」。這個「文化中國」,其後在片面西化過程中被共產黨所徹底粉碎。或許這也是一個更好地說明《九評》的蘊含和意義,以及何為「文化中國」的好方法。

近代西方學者早就認識到,傳統中國豐富的文官制度,國家結構,以及國家觀念中的文化因素。

早在啟蒙時代,啟蒙學者們就看到,東方中國存在著一種完全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以及在這種文化基礎上的國家與社會。他們對於這個國家的管理與存在充滿著敬佩。這種景仰一直延續到當代真正的「有學養」的漢學家。我這樣說是因為當代的某些漢學家實際上不是「漢學」家,一些人原本就是西方的共產黨人,只因為共產黨及其思潮在西方的衰落,乃至遭到唾棄使得他們只好流落到東方,而另外也有一些人則完全是遊走於政治和利益之中。

且不說啟蒙時代學者們的論述,因為那時東西方的物質力量是相彷的,現在我們只引述我們同時代的西方學者的看法。
 
「文化中國」雖然對於時下的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但是在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和賴肖爾在他們所著的《中國:傳統與變革》一書中,卻從來沒有因為當代中國的衰弱而忽視曾經存在過的那個「文化中國」。他們在其著述中再三強調,歷史上的「中國」的觀念對中國人來說更多地是一個「文化中國」觀念,而非一個「政治中國」。

對於為什麼傳統中國社會,國家觀念更多的是一個文化中國,根據他們的論述我把它總結如下:

1.中國人對於國家的認同基於文化,而非種族、地域。

中國人對於國家的認同基於文化,從歷史現象來看是非常顯然的、明白的。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春秋戰國,若從政治國家的觀念,齊、楚、燕、韓、趙、魏、秦,沒有一個是中國,可所有這些國家的統治者與民眾,文人和武夫,沒有人有那種無法克服的地域和政治阻隔,以及如十字軍東征那樣的因為信仰、文化造成的群體仇恨。復國的越王勾踐,怨憤絕望的屈原是個人的「家國」仇恨。

在其後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三國、兩晉、五代十國,中國屢屢分成不同的政治國家,可是同樣沒有人認為沒了中國。這中間就是因為文化中國始終超越政治國家。

文化高於政治,文化使得政治不會成為嚴重的、僵硬的、非黑即白,嚴格排他的二擇一的問題。文化為中國人注入的精神甚至在《三國演義》中開章名義地就說,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中國人根本不懼怕「分」和「獨立」。所以歐洲19世紀後那種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在中國地區並不存在。由19世紀歐洲歷史發展而來的公投問題,在中國傳統歷史中也是不存在的問題。因為由於文化的存在,獨立是個無需擔心的問題,並非是生死攸關的重要問題。

對於這一點,文化在中國人的國家和社會中的作用,費正清和賴肖爾在其著作中說到:「中國文化的穩定程度是任何其他文明所未曾達到的」,「中國文化精神給予中國人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對外部世界感到好奇而能夠加以容忍」。

對於外來的侵占,他們說,「中國人沒有表現出文化上的自卑感,他們或許害怕政治上的征服,但是對文化上的征服連想也不會去想。因此中國的排外性與完全相信自己文化的優越性結合在一起,中國不是以一個文化小單位,而是以一個大的民族中心主義的世界做出反應,甚至在其軍事力量相對落後於這個世界的邊緣地區時仍然非常相信自己文化的優越。因為具有這些與民族主義的異同之處,我們稱中國人先前的這種態度為「文化主義」,也就是說按中國人的觀點,有意義的單位確實是整個文明,而不是在一個較大的文化整體中比較狹隘的一個國家的政治單位。
 
中國社會的這種巨大的凝聚力不能夠從地理上去找原因,因為皇帝的命令以騎馬傳到邊遠的如廣東,要1個月以上。這種統一必須到制度上,從已經確立的思想和行為習慣上著手,中國國家被看作和中國文化緊密相關,整個生活方式與統一的帝國是密不可分的。」
 


中國人對於國家的認同基於文化,而非種族、地域。(Getty Images)


2.中國人對於權力的認同基於道德,而非基於血統或者觀念。

沒有比「革命」這個中國傳統詞彙所具有的本來含義更能夠說明中國人對於權力的認同是基於道德。

「革命」是中文本來就有的詞彙。西語中的Revolution的翻譯對應直接使用了「革命」這個詞。這個revolution表述的是觀念的徹底否定性的變化、社會的顛覆性變化。儘管西方學者在考證revolution這個詞的意義時曾經借用過中文的革命,但是中文「革命」一詞卻更有更深的一層意義:它指的是當天子,或者皇帝「無道」、「無德」的時候,民眾可以起來把他們推翻,更換他們。天子的合法性不是在於血統,而是很大方面在於道德。「孤是一個有道的明君」,這句在京劇中常出現的戲詞典型地表明了皇帝的合法性在於「有道」。

對此,費正清和賴肖爾說,「在像現代西方這樣多元化的社會中,教會和國家,資本和勞工,政府和私人企業諸種力量在法律規定下保持平衡。而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耿直和忠心、真誠和仁慈這些整個家庭體制反複灌輸的個人美德才是社會行為的規範。法律只是政府的一種工具,而個人道德才是社會的基礎。中國社會並沒有因法治觀念淡薄而出現無政府狀態,整個社會被儒家學說牢固地連在一起。這一偉大的倫理制度在中國的地位之重要相當於法律和宗教在西方共同所占的地位。」

「在強權即公理的時代,孔子提出『政治成功的真正標準不是權力,而應是統治者具有美德,被統治者感到滿意』,他對於古禮的強調,形成了禮儀在後來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以及就後來在東亞總是依靠外部活動以灌輸的觀念——這在當代西方可能很不受重視,但卻是一種很有教益的方法。」

3.中國人的民族觀念是文化民族,而較少血統民族觀念。
 
倫理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讓人們看到,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真正以人為核心的社會。中國文化傳統推崇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個「四海之內皆兄弟」、或是「天涯何處無芳草」的思想對中國人來說是和今天的人權思想一樣有原則性的價值基礎。可能有很多朝代,很多人,很多特殊事件並沒有做到,可如人權原則與當代人的關係一樣,人們必須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它提供給了思想家、政治人物、民間義士向這個方向來努力的空間和可能。而這個努力滲透在古代乃至半個世紀前的中國歷史和社會中。
對於這個特點,費正清和賴肖爾在他們的書中說,「中國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文化中心主義等使得中國人沒有那種近代意義上的,強烈的排他的民族主義思想,例如在西方人的使用與合作上,中國人在從來沒有百年來日本人固有的那種排外和迅速擺脫他們的做法。卻更傾向於相信。」

這種道德高於一切,而非血統種族高於一切的文化至上也表現在歷朝的對外關係上,「中國統治者和其他國家的統治者之間的宗藩關係表現出傳統的『文化主義』……天子對於進貢國家國內的政治有著父親般的興趣,批准新王的繼位,有時還提供軍事保護以擊退入侵者,通常還給予與中國通商的優惠,另外還要對他們進行道德的說教和規勸。這不是一種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反之這是文化主義防衛性的表現。」

綜上所述,文化在中國傳統社會具有核心意義。對於中國社會的傳統來說,不要說商業和商人,就是政治也永遠隸屬於道德、倫理,永遠不具有最高、絕對的意義……「中國人的國家是一個政治生活由官僚壟斷的權威國家。因此無論誰掌握權力,中國的民眾都與之不相干。帝國的政府是表面的,僅僅限於社會上層,而沒有深入到村莊之中。中國的整體是國家與文化的混合體,其國家部分高度集中而文化完全散布於民眾之中,國家可以被一個外來的專制政府所統治,而中國的文化生活繼續牢牢地被植根於人民之中。」……所以,只有真善忍在中國傳統中具有根本的地位。我們必須看到,這在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文化中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形而上學前提。即便我們不能夠說它能夠徹底消除因為信仰不同、思想不同、種族不同,或者政治與經濟利益不同而產生的那種你死我活的爭鬥,至少可以說它可以削弱或者遏制這種傾向。

此外,筆者必須要強調的是,「文化中國」並非是一個價值概念,它不意味著好或者壞,而只是一種社會存在方式的描述。很可能正是這種「文化中國」給中國帶來了沒有產生科學,很可能由於薄弱的法治觀念,人性惡的那面沒有在行為上得到抑制產生了中國傳統上的很多弊病,可即便是這樣,這也不是絕對的價值判斷。因為現代西方社會也已經讓人們看到,技術、法治帶來的環境和人際關係問題,政治與經濟權力勾結問題很可能把人類的存在已經帶向了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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