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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國際機構支招管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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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iken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3年會落下帷幕。中國官方媒體宣傳說,五大國際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亞洲開發銀行(ADB)等官員在幫北京出謀劃策,「支招中國經濟」云云,讓紅朝統治集團的國際虛榮心,及其迎合人們喜歡大幫哄、湊熱鬧的心理,和拉大旗做虎皮、欺騙國人的心態暴露無遺。

論壇給國民的印象是,世上最頂級的銀行、最重要的基金,和經濟合作、貿易的世界頂尖組織都參與了,所以這應該是個萬眾矚目、令人稱羨的盛會;它可以用以歌頌紅朝的偉大正確,讓「萬國來朝」的感覺浮現眼前。中共一面宣稱自己是世界頂尖、全球第二的經濟強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什麼什麼;但另一方面,辦論壇的時候中共自己卻忘了,世界第一的美國和世界第三的日本等,在需要經濟策略時,是不大會從這五個機構來索求什麼錦囊妙計的。

五大機構幹什麼用的

紅朝官員大概忘了,或者根本就沒意識到,世界銀行的目的,是幫助世上最落後、最窮困的國家的。世界銀行是「世界銀行集團」的簡稱,它作為一個國際組織,其開始的使命就是幫助二戰中被破壞的國家重建。在今天,它的任務是資助窮困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無息的貸款和贈款。世界銀行的工作經常受到非政府組織和學者的批評,批評其「支招」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適得其反、造成破壞。

亞洲開發銀行(ADB)也是一樣,亞銀成立於1966年,總部設在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區域性政府間金融機構。其主要資金來源是日本,因而歷屆總裁也都是日本籍。中共一方面說經濟超過日本,一方面又尋求日本援助,回過頭又煽動國內的反日情緒,無信無義之徒的心態畢現,足以讓中國人蒙羞。

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更離譜了,紅朝以為沾上了「世界」、「國際」就算老大了。世貿組織不僅不算什麼頂頭上司之類的機構,它反而是常常跟中共對著幹的。世界貿易組織在就貿易問題進行談判、解決國家間的貿易爭端之時,最讓他們頭疼的是中共;最不按牌理出牌的國家,是中共;他們常常祭出制裁的舉措來懲罰的,也還是中共。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跟中國也不太沾邊,那是歐洲「富裕國家的俱樂部」。中共官員可以去國外炫富,但中共國做為國家去比富,資格還嫌不足。經合組織是全球34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中國自稱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可不是真的市場經濟,所以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總是得不到國際承認。OECD理事會已經接受俄羅斯做為「入會候選成員」,港臺都是「委員會觀察員」,而中國只能與巴西、印度、印尼等在一起,做為「強化合作夥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主要職責,是監察貨幣匯率和各國的貿易,確保全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中國一邊操縱匯率,一邊低價傾銷,還協助朝鮮洗錢,正常人都難以想像中共官員怎麼能坦然面對IMF的一眾官員。
 


五大國際機構據說在「支招」中國經濟,但這些妙計是否管用才是最大的問題。圖為五機構之首、世界銀行在華盛頓的總部。(Getty Images)


五大機構的拔牙招數

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歷史,就知道這個「中國政府高層與國際商界、學術界相互交流溝通的平臺」,13年來沒能取得什麼進展。最初三年,只是說明中共政府的願景和所處的位置;2004年說要「協調、可持續發展」,到2012年又覺得要「宏觀經濟和結構調整」;2007年說要實現「新增長方式」,2011年還在尋找「增長方式」是什麼;10年前(2003)說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10年後(2013)還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但無論怎麼說,從政治局張氏常委的「改革已觸及重大利益調整」、「進入攻堅期、深水期」來看,中國政府也真是需要一些高招。世界銀行說中國政府必須調整支出結構,增加用於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的投入,縮小城鄉差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說當務之急是擴大內需,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亞洲開發銀行認為應該通過稅收「平衡收入分配。」

五機構的招數歸到一起,沒有新意,中共自己也常常提出,不外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顯然,五機構的首腦應該是被好吃好喝的招待的,他們居然能夠替中國百姓著想,那就還真算是不錯。但增加居民收入和縮小收入差距的夢想,連中共官員自己想一想都覺得不可能,他們現在正在大肆拆遷、股市圈錢、賣房套現呢!五機構試圖與虎謀皮、虎口拔牙,怎麼能實現呢?

有用但不能實現的招數

實際上,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會議的外方主席、西門子總裁羅旭德(PeterLöscher)的發言,雖然在開頭說了一通好聽的話來讓主人高興,但在他的發言的後半部,卻多少指出了中國經濟的癥結。羅旭德說,他與參會的首席執行官和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的人交流後,一致認為中國發展最至關重要的五個方面是:掌握熟練技能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創新的文化,法治,能源效率和綠色技術,及鼓勵自由貿易和外商投資的政策。

羅旭德的話如果反過來看,就會知道這些試圖打進中國市場的西方企業家,他們心裡最發愁的是什麼。他們最發愁、最不滿意的,正是中國找不到合適的人才、中國仿冒而沒有創新、中國法治付諸闕如、中國綠色產業舉步維艱、中國的貿易不自由,和外商投資沒有保護。

其實,中共如果真的要挽救經濟,也不需要那麼多毫不相干的國際機構在那裡說這說那,因為它們只是扶貧機構、監管機構和調解機構。要得到治理中國經濟的真正招數,最好的渠道是海內外反對中共、不畏懼中共、不怕得罪中共的獨立經濟學家。而他們能夠給出的解藥,都是要連中共一塊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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