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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密者斯諾登的意識型態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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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稜鏡計畫」的洩密者愛德華‧斯諾登。(Getty Images)

美國「稜鏡計畫」的洩密者愛德華‧斯諾登近日現身,說自己之所以「願意犧牲一切把真相告訴世人」,是「因為美國政府利用他們正在祕密建造的這一龐大的監視機器,摧毀隱私、互聯網自由和世界各地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行為」讓他「良心不安」。

斯諾登自述中的幾大矛盾

美國人中有部分以批判資本主義為己任的理想主義者,多屬左派或思想左傾的青年,至今他們還將我列在郵件接收單上。斯諾登那番「為了世界人民的自由」及「不信任美國政治制度」的話,是那個圈子日常話語。但斯諾登所說的另一些話卻讓我為他感到不安,比如他表示,自己之所以選擇到香港洩密並接受採訪,是因為香港有保護言論自由和異議者人權的承諾,是地球上為數不多的可以抵抗美國政府勢力的地方,而且自己有「從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尋求庇護的傾向」,他同時表示「自己這樣做也是出於對中國人權狀況的信任」。

這番經過精心準備的說辭,無論如何都讓人疑竇叢生。

一、斯諾登稱香港的法律制度非常完備,因此他選擇香港作為藏身之所。這理由實在非常勉強,因為香港自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居民深感他們在港英治理期間曾享有的自由日漸失去,為此而起的抗爭現在已經成了港人的日常生活。基於現實,斯諾登選擇香港的理由只可能是這一條,即香港處於中國管轄。據《衛報》6月11日報導,斯諾登離開旅館後進入安全屋,這安全屋由誰提供,是解開此案的關鍵。

二、中國的人權狀況之惡劣為國際社會公認。幾大國際人權組織每年均將中國列為「新聞自由之敵」、「互聯網之敵」,對中國政府迫害異議人士與家庭教會成員提出諸多批評,中國的人體器官移植更是受到強烈的人道譴責。這些消息在英文世界裡俯拾皆是,在這種情況下,斯諾登居然相信中國的新聞自由與人權狀態優於美國,只能說他對普世價值、自由、人權均有與眾不同的理解。

三、斯諾登很清楚地知道後果並選擇了最佳時機——奧習會談結束的當晚(即香港時間6月9日上午),他通知記者,用公開採訪的形式曝光自己的真實身分,採訪結束後立即從旅館退房,據說躲進了有人為他準備好的安全屋。此舉很及時:在奧巴馬與習近平商討解決黑客攻擊之時,通過公布美國監控電話與網路證明了美國的民主人權是虛偽的,同時把奧巴馬行政當局拖入政治紛爭的泥淖。中國網民這幾天討論美國對互聯網的控制時,不少人認為,天下烏鴉一般黑。由於中國國內的討論在網管控制下,討論者幾乎不可能觸及一個基本問題:美中兩國監控的目標不同,美國監控是為了反恐的公共安全需要,中國的網路監控是為了維護政權的需要。

四、斯諾登談到自己想到冰島尋求政治避難,讓人覺得不可信。他持美國護照,如果真要飛到冰島尋求政治避難,5月20日離開夏威夷之後,頂多兩天就可抵達冰島。事實上,他到香港後停留了將近20天,始終不安排冰島之行;他在等候一個既定的時機:在習奧會談結束之時公布自己的洩密者身分。事實上,他公布自己的身分後,再入境冰島已非常困難。另一個小小的細節也頗值玩味:他稱自己願意放棄年薪22萬的工作,但其公司6月10日發布的解雇聲明卻說,其年薪只有12.2萬。在這個小細節上撒謊的心理因素似乎是想表明,他此舉不是為了錢。如果他的動機真如他所說那麼高尚,為何要在這個必然會穿幫的細節上撒謊?

斯諾登洩密的真實動因究竟是什麼,有待媒體及相關機構進一步挖掘。

美國左派為什麼總是熱情擁抱中國?

看過《衛報》等多篇報導之後,我認為,斯諾登的政治傾向決定了他這一重大人生選擇。斯諾登向記者表明,他不信任美國政治制度(2008年大選中他將選票投給了「第三黨」),與此同時,他對「社會主義中國」抱有意識型態幻想。這是他與維基揭秘創辦人朱利安‧阿桑奇的不同之處:阿桑奇聲稱捍衛新聞自由,但並未投奔「新聞自由之敵」,而是到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斯諾登對互聯網自由懷有極高的熱情,他的筆記本電腦上附有支持互聯網自由組織的標籤,包括電子前沿基金會(EFF)和Tor,但卻一頭扎進了年年都榮登「互聯網之敵」榜單的中國管下的香港,這一行動本身就說明他對「 互聯網自由」的認知很混亂。

西方左派擁抱共產主義國家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美國左派擁抱中共始於上世紀中共延安時期,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初,由美國左派記者刮起的「紅色延安旋風」讓不少美國人以為,中共才是中國未來的真正希望,據說美國政府放棄對國民政府的支持,與這股旋風有關。70年代中美關係解凍時,最熱衷的也是左派,不少是「68年人」——1968年法國、美國、日本的左派學生運動參加者的自我稱呼,他們擁毛,支持文革,響應毛發動世界革命的號召,在美國則增加了反越戰內容——如果上溯至《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約翰‧里德、《西行漫記》作者斯諾、《翻身》作者韓丁、如今仍健在的李敦白,可以發現,這些左派人士的共同特點是:出於對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幻想,熱情擁抱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無視這些國家的人民所承受的惡劣人權狀態。

毛澤東死後,中國不再重視西方左派的擁抱,改為重視西方資本家的擁抱。西方投資者為了到中國去淘金,對中國的態度隨著利益的變化而變化。但他們不會宣稱自己熱愛中共的政治制度,其漂亮說辭是,他們將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從而幫助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

從我接觸過的左派(有新馬克思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來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現在非常失落與痛苦。他們的信仰讓他們厭惡歐美資本主義,尤其是美式資本主義,認同標榜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權與國家,而且主要認同對象是中國(他們認為北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現實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無論官學兩界,大都對左派人士沒有興趣(新左除外)。一是左派認同的社會主義理念在中國早已不復存在,雙方根本找不到契合點;二是左派大都屬於社會邊緣人士,很少擁有可資中國利用的資源。少數左派人士擁抱北京寫出的讚美之書,因其太空洞,也無法在西方產生影響。

如斯諾登這種職業經歷,再加上他反對美國政治的態度,一旦被某些特殊行業的「獵頭者」發現,定會成為目標。人總會有弱點,信仰、金錢、情感、生活偏好乃至受重視感,都會成為「獵頭者」的攻略目標。

歐美左傾人士選擇人生道路是自己的權利,但其造成的影響與破壞力則因其地位而異。如果只是思想左傾,比如李敦白,在經歷了中共的監獄磨煉之後可以回美國定居,並自由地懷念往昔的光榮與痛苦,還可以去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做客,享受「老朋友回家」的待遇。但斯諾登邁出的這一步非同小可,他已經無法回頭。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前40年,左翼思潮在世界氾濫成災。法國最負盛名的政治家克雷孟梭曾概括過那個時代青年的思想特點:「一個人30歲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30歲以後繼續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巧合的是,斯諾登的重大選擇正好是在29歲時做出的。

轉自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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